城市空间与现代性的"美学"转移——论20世纪20、30年代上海唯美-颓废文学的精神取向

在20世纪20、30年代上海唯美-颓废文人的写作中,启蒙化的"世界主义"观念与诉诸于感官层面的都市"当下性"呈现出互补和对立关系。启蒙话语中的现代性要求把个人和时代、未来相关联。上海唯美文人激进夸张的风格与此社会意识对他们的刺激有关。然而,他们虽然接受历史大叙事的指引,却又不自觉地被城市霓虹的魅惑所吸引,在写作中出现了民族国家意识和通商口岸物质现实的交锋,使得他们虚化本土现代性的现实历史要求,促成了以民族现代化为核心的启蒙现代性向关注个人体验的"美学"现代性的转移。     

试论20世纪80年代现实主义流派(含流变)及先锋派等多元共存现象

从“新启蒙”与“现代性”追求的角度浅析20世纪80年代文学现象,指出80年代文学中现实主义流派（含流变）及先锋派、新写实小说等多元共存现象,是统一在“新启蒙”运动的大旗之下的,这些纷繁复杂、此起彼伏的文学流派、现象从不同侧面反应出“新启蒙”运动对“现代性”的不同的追求。     

“五四”文化启蒙的现代性关怀

本文拟通过从康德到福柯对启蒙的连续性解读，展现启蒙的现代性维度－－一种批判的态度，“五四”文化启蒙正是西方文化启蒙与中国启蒙传统相融合的产物，表征着“五四”精神。但现代中国的启蒙由于救亡 图存的现实社会需要又表现出自身的缺憾。而启蒙的现代性不仅为我们理性地认识“五四”，更为我国超越“五四”提供了理论资源。     

审美现代性中的《狂人日记》

现代性有着漫长的发展历史和丰富的思想内涵。在西方艺复兴中，人们以理性为中心，提倡民主科学，以人为本，更多地关注“现代性设计中的社会制度层面，诸如国家组织、法律规范以及经济体制”，这即我们所说的启蒙现代性。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以理性为中心的启蒙现代性也逐渐暴露出弊端。到十九世纪末，在反思和批判启蒙现代性的过程中，以感性为中心的审美现代性随之形成。审美现代性“所表达的是个体的感性诉求，是个人对这个变动不居的客观世界的主观感受，是一种彼岸的生存感”，更关注个体对现代社会的体验，更着重于反思现代人生存境况。     

1990年代以来文学批评的启蒙话语研究

1990年代以来,启蒙话语在学界大规模“现代性反思”浪潮中备受挤压,一些学者不得不从学理层面和现实意义上来论述启蒙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文学批评启蒙话语的实践有三种指向：重申启蒙话语的历史合理性、营造启蒙的文化语境、构筑新的启蒙话语体系。这些坚守在呈现出一定意义的同时,也显露出了启蒙话语思想资源的薄弱。     

启蒙与革命的双重变奏——鲁迅创作现代性问题的历史观照

中国现代化转型的历史叙事表现为启蒙与革命的双重变奏。鲁迅创作的现代性追求体现着20世纪中国文学现代化转型中启蒙与革命之间的亲和性与整合性。鲁迅创作现代性问题的历史价值表现在三个方面:一,对近代启蒙与革命思潮的现代性整合;二,对辛亥革命、五四新文化运动现代性追求的整体性思考;三,对后五四时代启蒙与革命、左翼与右翼的现代性整合。     

流动百年的沧桑河水——论中国当代文学的“现代性”脉络

在1949年以来的中国当代文学中,17年文学的经典文本,是对现代“民族国家”形成的史诗式的展现。在新时期文学中,“现代性”则更多表现为对“个人主体”的探索。80年代初期,启蒙现代性又回到人们的视域,“现代性”一度成为文学主题,为文学提供了终极价值和梦想。但直到90年代以来的“后新时期”文学,对“现代性”的追问才成为一个主要趋势,寻根小说、先锋小说、新写实小说、女性小说、新生代小说等都从不同角度去积极反思“现代性”,并走向多元价值判断的文学道路。     

蔡元培美育现代性思想析论

蔡元培以其深厚的中西学术背景以及在对中国现实问题的强烈焦虑和关怀中为我们构筑了中国美育现代性的第一个思想体系。感性启蒙与道德人格的建立、个体人格的培育与民族精神的弘扬以及从“以美育代宗教”的主张中透露出的审美现代性与启蒙现代性的张力使得蔡元培美育现代性思想不仅凝炼了中国现代美育理论一切优秀的文化品格、学术旨趣和实践精神,而且比较全面地映射出中国美育现代性在创生发展过程中的各种逻辑矛盾和思想症结。蔡元培美育思想成为中国美育现代性理论不可或缺的文化底本。     

略论晚清“新民思潮”

新民思潮是中国近代重要的启蒙思潮之一。在从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近十年间，严复、梁启超等启蒙思想家，在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以及比较中西差距的基础上，对传统的化结构进行了反思。随着认识的不断深入，他们把目光落到了人与人、民族与民族的差距上，并提出了新民的口号。在致力于现代化建设的今天，总结这一思潮，可从历史的起点和现实的要求中得到借鉴和启发。     

台湾文学"现代性"研究的提出及回顾

90年代中期以来，成为学研究的中心话题之一。其原因，在于“现代性”确实是20世纪中国学的一条贯穿始终的线索。采用这一视角和框架，有助于用客观存在的“现代性”，取代以往主观政治视角的所谓“反帝反封建”的描述（严家炎语），从而更切近学历史的真实，切中学对百年来民族心灵史的描述，以获取更有理论价值的研究成果。如对于晚清学作为思潮意义上的中国学“现代性”起源的认知，不能不说是一重要的突破；而运用“现代性”概念对于启蒙学、革命学等的阐释，也有其深刻性。     

从启蒙到反思:两种现代性的生成

“现代性”是一个含意丰富的概念。我们可以按照马克思的社会结构两分法，从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两个路径首先将现代性分成社会现代性和文化现代性．文化现代性在最初主要体现为启蒙现代性。启蒙现代性是社会现代性在哲学上文化上的代言，其核心与基础是理性主义。随着从鼓吹启蒙到反思启蒙，文化现代性又裂变出审美现代性，从而形成审美现代性与启蒙现代性（或社会现代性）的对抗，这就是学界所谓的“两种现代性之争”。     

20世纪80年代思想解放运动:主体的启蒙与人性的反思

20世纪80年代的思想解放运动,不仅实现了社会学和政治学意义层面的社会变革,更是实现了新时期主体的启蒙和人性的反思。在主流意识形态的推动下,解放思想成为政治和社会层面"新时期"来临的标志和破除左倾思想的工具,也成为"现代性"想象中的意识形态框架,甚至带有"启蒙"的色彩。人们对20世纪80年代新时期的知识体察与情感认同,并不仅仅是与"文革"旧时期的决裂和对物质生活的诉求,同时也需要身份被重新建构的历史意识和文化体验,并在此维度上实现个体解放。此种以"启蒙"为基调的主体论思想解放话语,一方面呼应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框架内人的全面发展理论,使之可以在意识形态空间中发展;另一方面也是以"五四"文化启蒙思潮的回归和延续实现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反思,以主体论和现代性的姿态重新占据文化和历史的高地,在主流意识形态之外形成了丰富的科技、文学和文化空间。     

“现代性”的知识资源与问题视域——从“新启蒙”到“文化寻根”

中国"现代性"实践的百年历史,成为探讨20世纪80年代从"新启蒙"到"文化寻根"现代性实践的知识资源与问题视域的逻辑起点。在"新启蒙"的"现代性"诉求中,文学书写与政治实践共同完成了对中国现代历史连续性、完整性的叙述,"现代性"的内涵始终处于国家意识形态和启蒙知识分子"新时期共识"的框架之中。"文化寻根"作为"新启蒙"的逻辑展开,试图借对传统文化之"根"的挖掘以完成"现代性"中国和中国文化的想象性建构,而"文化寻根"的困境,显示的正是"现代性"的普遍主义和中国"本土化"的"现代性"遭遇时难以规避的矛盾与悖论。     

反思启蒙：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哲学之争——以哈贝马斯和利奥塔为例

后现代主义作为一种文化思潮从20世纪50年代起涤荡了欧美的思想文化界,包括美学、历史学、社会学、哲学等多领域。作为对现代性的一个反思,所有领域的后现代话语都基本达成了一个共识,即批判启蒙理性,反对现代性话语中的理性主义、主体主义、历史哲学等,以反思启蒙的姿态出现。而在现代主义哲学内部也开始积极反思现代性。他们对待启蒙的态度各不相同,其中以哈贝马斯和利奥塔之间的争论最具代表性。文章意在通过考察二者之间的争论焦点来表明对待后现代主义应持有的一种哲学批判的态度,因此仍然需要启蒙理性所给予的反思批判精神以对现代性的利弊做出积极的回应。     

“现代性”思想与中国现代文学思潮的起源

由于社会历史原因 ,来自西方的“现代性”思想在中国发生了诸多变异 ,产生了新的复杂矛盾 ,而中国现代文学思潮就是在此重重矛盾中诞生和发展的。中国“现代性”思想所包含的线性时间观、历史决定论和目的论的世界观 ,以及二元对立的独断论的思维方式 ,既深刻影响着“五四”文学革命的激进主义文化战略 ,也决定了启蒙主义文学观念中政治与审美的矛盾结构。这成为制约中国现代文学思潮发展的关键。     

“文革”后文学现代性话语的历史起源研究

作为“革”后学现代性话语的历史起源之一,“伤痕”、“反思”小说中的“反封建”话语,在对20世纪初的启蒙主义话语进行历史性继承的基础上,具有了新的特点：一方面,其所批判的“封建伦理”和“国民劣根性”,往往具有现代性的制度依托与伦理支持;另一方面,却又往往将“革”时期的“血统论”、“个人迷信”、“官僚主义”和“社会特权”等一些现代性症候,“误指”为“封建性遗存”进行错位性的批判,这便造成了它的历史讲述与现实书写,既有对真正属于封建性问题的自觉批判,却又遮蔽了复杂的现代性问题,限制了其历史反思的深度。     

陈独秀文学观之启蒙现代性追求

陈独秀承续晚清梁启超"三界革命"主张,以思想革命为旨归,促进了文学启蒙现代性的发生。其文学现代性启蒙思想来源于法国启蒙思潮,启蒙范式是从语言工具的变革继而至文学思想的革命,文学样式则站在"人"的立场,重新去发现并认识人的价值,继而实现其启蒙主张。陈独秀的文学追求虽然审美考量不足,但是对启蒙现代性的追求符合历史规定性。     

城市中的·现代·想象

本研究的范围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具有现代主义风格的写作，即以邵洵美、章克标为代表的都市唯美—颓废人(包括部分创造社成员)和“新感觉派”作家。这些人徘徊在都市化的颓废和左翼先锋意识之间，作品带有早期现代主义特征。在将其本放入上海这个殖民化通商口岸进行考察的过程中，后殖民性、民族身份、纨绔诗人等理论话语均可获得讨论空间。     

论茅盾的“实践型启蒙文学观”

茅盾前期的启蒙文学观不但具有浓厚的社会意义和现实针对性，而且富含系统性的建构趋向和深刻的内涵，在中国现代启蒙主义文学思想的发生发展中表现出十分独特的价值和意义，是一种“实践型的启蒙文学观”。强烈的启蒙意识使茅盾文学观的启蒙负载与启蒙内涵极度膨胀，并潜在地影响了他的文艺观与创作。     

酒神精神：逃离启蒙辩证法魔圈的符咒——尼采《悲剧的诞生》的现代性解读

为了疗救现代性所带来的日益严重的社会疾病．尼采在《悲剧的诞生》中主张复苏以酒神精神为根基的审美的悲剧化，将生命本能从理性的压制下解脱出来，倡导超于善恶之外、享受心灵的自由和生命欢乐的审美人生。这种获得形而上之“醉”的酒神精神作为生命的“极端体验”，通过激发人内在充沛勃发的生命力祛除了与理论和实践的联系，从而否定和颠覆了日常性经验，挣脱了现代性“同一性”的磨难。尼采所开出的疗救处方既不同于黑格尔所开创的启蒙辩证法的内在批判之路，同时又与早期浪漫派以建造恢复已丧失统一性的新神话的方式区别开来，显示出他企图逃离启蒙辩证法魔圈的别样的运思理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