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和之美模式辨析

本文在史与论的结合上，全面论述了作为儒家传统文艺观和审美观的“中和之美”的特征、本质、表现形式、哲学基础及其在中国美学史上的作用和意义。     

唐代散文“道”、“艺”论

唐代散文重“追”表现出来的崇儒特征虽然具有复古倾向，但在根本上体现了作家济世的辅时及物精神，因此，散文无形中以是明道为准则，产生了视文章为“技艺”的社会风气。其实，散文的“道”与“技艺”不可分离。因道求艺与借艺明道都是散文本能的表现，求明道之文，归宿是道，艺同昌达道的方式或桥梁，不过散文并非以明道为唯一的使命，抒情，状景乃至游戏之文淡化了“道”而突出了散文“艺”的一面，促进了唐代散文风格的多样化。     

从连续体关系视角论“文心”与“立文之道”

从连续体关系角度研究《文心雕龙》术语,首先认为整个理论体系可以分解为一系列核心术语,其次强调术语释义要始终联系全书宗旨和周边术语。本文由关乎写作宗旨的“文心”“圣谟”“文德”,到关乎写作总则的“立文之道”“情文”“声文”“形文”“文采”等,展开系列考察,以说明《文心雕龙》内在的连续体关系,并在此视角上对这些术语作出具有一定新意的解释：“文心”是明道设教的“圣谟”及后世作者对圣人用心的传承;“道”特指圣人作为天地之心所悟之道,“文”特指具有明道设教功能的圣贤书辞;“立文之道,其理有三”意思是,立言的根本尺度和旨归是明道,需要同时考虑形文、声文、情文要素,形、声成采,情采兼备方可谓“立”;“立文之道,惟字与义”指传承明道设教之用心须着落于准确用字和整体立意。     

《文心雕龙》“道”之探微

刘勰对“道”的阐释 ,贯穿了他的儒家经学思想 ,把玄学的援道入儒、以道为体、以儒为用的儒道合一思想 ,表现在了他的文艺本质观中。哲理性的自然之道具体化为儒家的社会政治之道 ,儒家的社会政治之道成为普遍规律的道的体现 ,这样既昭示了刘勰注重圣人教化的“明道”文艺思想 ,同时也自然地把老庄之道与儒家之道合二为一。     

论老子“小国寡民”以退为进的超越性

《老子》认为“下士闻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为道。”“明道若昧,进道若退”。当人们一再诟病老子的“小国寡民”时,恰恰忘记了老子之“道”那种难以被“下士”们所体认的特性,因而就往往忽略了其所言“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甚至“民至老死不相往来”等等话语中所蕴含的极其伟大超越的智慧。     

刘勰《原道》之“道”探微

运用文本细读的方法分析“自然之道也”这一关键性问题的真正内涵,梳理出刘勰写作思路与推理方式的明线是：天地之文（道之文）一人类之文（《周易》之文）一六经之文（圣之文）;暗线是：广义之“道”（老子之“道”）一《周易》之“道”一狭义之“道”（儒家之“道”）。明暗两线通过原文的中心句“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而扭结在一起,得出的初步结论是：从论“文”的角度出发,刘勰是从老子之“道”开始,中经《周易》之“道”,而与儒家之“道”彼此和谐地融合在一起,呈现为儒道互补、阴阳相济的辩证之“道”的样式。     

郁达夫与王尔德

五四前后,在新文学阵营里,对王尔德作品的译介曾形成一股热潮。郁达夫是最早将王尔德介绍给中国读者的作家之一,他不仅翻译了王尔德的长篇小说《道连·格雷的画像》,而且还翻译了王尔德为这部小说所写的《自序》。与此同时,王尔德对于“美”的执着追求,他的非功利主义和非道德主义的文艺观,以及他对表现颓废、堕落等带有“恶之美”色彩的生活的偏爱,都在郁达夫创作中留下了鲜明的印记。     

苏轼的“审丑”理论阐释

在关于“美”与“丑”的文艺理论中，“以丑为美”是一个重要的美学命题。在中国古代美学史上，苏轼第一次提出了完整的“审丑”理论。苏轼的“审丑”理论形成于求奇尚怪的宋代，建立在他个人人生际遇、哲学观、文艺观的基础之上。苏轼的“审丑”理论从艺术本体的角度对“丑”所蕴含的美学价值进行了全面的揭示，并对后世的文艺理论和创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具有重要的认识论意义。     

“德”和与“道”和的中和审美观

以“和”为美是我国传统的审美理想。它是中国古代早期的“中和”思想的历史的具体化。中国古典美学中的中和审美观又有温柔敦厚的“德”和与自然无为的“道”和的不同。“德”和与“道”和的互渗互补才共同构成了中国古代独具民族特色的古典美。     

“诗言志”与“思无邪”的共同旨趣

“诗言志”与“思无邪”是中国古代文论的滥觞和纲领 ,它们都体现了早在先秦时期就已成为审美主流的中和之美 ,而这种中和之美只有在创作主体的情感保持至诚至真的状态下才能获取。两者的共同旨趣对中国古代文学和古代文论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论陶渊明诗歌中的和谐思想

陶渊明虽然不是思想家,但其诗文中展现出丰富的和谐思想。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自我的和谐、与他人的和谐以及与自然的和谐。自我和谐由三部分组成:淡泊的名利观;“固穷”的贫富观;旷达的生死观。其和谐思想对我国当前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推动和谐世界建设,都具有许多启示、很好的借鉴作用和较大的实用价值。     

论陶渊明诗的“真意”

陶渊明的诗表现出冲灵隽永而超迈的韵味,也有超脱世俗的佛老思想的色彩,体现出相对的和谐与稳定,呈现出一种柔曼的气氛;其表现语言冲淡自然,毫不雕饰,有一种让外观完全消融于内在含义的倾向,甚至追求一种得意玄言的境界,使人流连忘返。     

陶渊明美学思想初探

研究陶渊明的美学思想，应把陶放在魏晋的历史大环境中，着力研究他的诗，从其作品的自然美、劳动美、意象，以及真善美的相互关系等视角对陶渊明的美学思想进行研究、探讨。     

陶渊明诗歌语言艺术新论

陶渊明是古今田园隐逸诗人之宗，他的诗歌获得成功的至关重要的因素是其千锤百炼的深厚的诗歌语言功力。他的诗歌语言具有高超的写实性、优美的艺术性和深刻的思想性。三者互相融合相得益彰，能达此高度者陶渊明为古今第一人，     

老子自然之道主旨探析及其现代意义

老子自然之道认为：人是万物之一,又是＂域中四大＂之一;＂和＂不仅是事物的创生方式和自然、理想的存在、发展状态,而且是事物发展变化的根本规律;人类的活动必须效法自然界的本性和规律,表现为＂无为＂和＂啬＂＂俭＂等行为原则。从老子之道的角度来审视人与自然的关系,可以得到如下启示：一、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协调发展,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必由之路;二、人与自然是一个和谐统一的有机整体,维护健全的生态系统,是创造物质文明的基础和前提;三、人与自然生态是相互依存的命运关系,要求发展把经济活动与生态系统有机融合的循环经济,建设节约型社会。老子的这一思想,对于坚持科学发展现有着不容忽视的现实意义。     

儒家“太和所谓道”与孙子“道胜”思想

宋代大儒张载认为"太和"是宇宙间万物相互关系的最高境界,是道的核心;"道胜"是孙子军事哲学思想的精髓。"道胜"思想与儒家文化中"和"的思想是相通的,它所追求的是和平、和解、和谐与融合,其最高境界就是"太和"。在新的时代条件下,世界各国应以孙子以"太和"为内核的"道胜"思想为指导,约束自己的行为,以和解的姿态,理智地处理国家间的矛盾与纠纷,相互生存与共同发展。     

孔子道学形而上学探本

“道”为孔子思想体系的中心范畴,孔子的学说是道学。孔子道学并不仅仅是经验层面上的伦理知识之学,而是具有超验本体层面的、可以执一统多的人文整体精神的思想体系。孔子的道学形上学主要表现为价值的或境界的形上学。孔子主张个体生命以“道”(天、天道、天命)作为人的存在与发展的超越性根据,通过“礼”这一中介推展出伦理、规范和内在超越之路———践仁以知天,即使人在道德的自我修养过程中达到与无限的“天道”、“天命”合一的境界。因而,他的道学形上学体现出即超越即内在、本体与工夫相统一的特点。     

论陶渊明的人格美

陶渊明作为我国田园诗的开创者，为后世树立了不可替代的典范。一千多年来，我国的学者文人研究他的代不乏人。他的诗文甚至在国外也被人欣赏研究。陶渊明之所以被人推崇，这和他独具魅力的个性特征和天才横溢的诗文有关。在中国，人格和艺术相统一，才有可能被人欣赏和推崇，而陶渊明是人格美和艺术美高度统一的。陶渊明人格的形成，和他独特的生平经历和时代环境有关。陶渊明的思想是他自身体悟各种思想流派和人生经验相参照的结晶。陶渊明的本体论思想并不系统，而是从他的诗文中透现出来。陶渊明的诗是田园诗的典范，平和冲淡，真诚朴素。在平实的描写中透露出对自然、农耕、友情等令人感动的眷念和热爱。尽管历史上不少人存在对他的误解和误读，但他的伟大人格和天才横溢的艺术功力超越于一切时代，同时也超越由误解和误读造成的屏障。     

《文心雕龙·原道》篇锥指

文章由辨正学界对《原道》篇中＂文＂、＂道＂、＂德＂、＂自然＂等基本概念的不同意见入手,探索《原道》篇的精义。作者认为,刘勰在《原道》篇中所说的＂文＂是最广泛意义上的形象或符号组织,这比以往文论中本来就属于广义文学观的＂文＂的观念外延更大。但由于刘勰将＂文＂与＂道＂结合起来思考,认为＂文＂是＂道＂所派生出来的万物的属性（＂德＂）,实际上便是从形而上的意义上思考文学艺术的本体,体现出深刻的反思意识。而刘勰立足于＂文＂、＂道＂、＂德＂三个基本概念的论述逻辑更是在中国文论史上首次尝试文学理论体系的建构,集中体现了中国文论步入了自觉时代。     

陶渊明田园诗不朽魅力之探索

陶渊明是中国文学史上杰出的诗人,他把田园生活的题材带进了诗歌中,开拓了一个全新的表现领域。他创造了中国诗歌意境中一种新的美的类型,即韵味极为韵厚而又朴实无华的冲淡之美,从而＂开千古平淡之宗＂。陶渊明田园诗的不朽魅力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亲切纯真、恬淡自然的风格;浑融完整、高远入化的意境;精工凝练、本色自然的语言;真淳隽永的理趣。他的田园诗之所以魅力不朽,与他的人生经历和当时的社会文化氛围的影响,以及其自身的主观原因是分不开的。陶渊明的田园诗无论是在诗歌创作题材上、艺术手法上,还是在意境开创上,都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奠定了陶渊明在文学史上的不朽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