议虞集的宗唐诗论

元代诗学＂宗唐复古＂成风,作为＂元诗四大家＂的虞集也对唐诗推崇备至。在对诗学的评论中,他从儒家传统道德出发,注重性情之正,主张冲和雅致。这既是元代延祐处于社会上升时期必然要求,也是他受诗学和乡学的诗学影响结果,更是诗学发展流变的必然选择。     

元代著名作家虞集的文学思想

虞集文学思想的主要内容为:倡导“宗唐得古”;追求“舒迟而淡泊”的诗风;主张“性情之正”;提倡平淡悠远的文章风格等。虞集是元中期“雅正”文学思潮的集中代表,其文学思想在当时和后世均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     

论吴伟业的宗唐诗学观

在唐宋诗学论争中,明末清初诗人吴伟业,初学"长庆体",其歌行诗"梅村体"风行一代。其诗歌创作以宗唐诗学为主,初始以云间诗派的宗唐诗学渊源为基础,并博采唐人众家之长,形成自己力传大雅的唐音之作;在具体诗歌创作中,以"史外传心之史"创作手法对宗唐诗学开创发展;最后以才思、性情、学识开创了宗唐诗学理论,其理论与创作实践均对后世产生了重要影响。     

虞集诗歌的宗唐主张探析

"元诗四大家"之首虞集是元代中期最有代表性的文人之一,他的诗歌创作理论推动了元诗的发展和兴盛.诗歌宗唐是虞集的创作思想中最重要的部分,研究虞集的诗歌主张,分析其理论形成的过程,探讨虞集作品对元代文坛的影响,对元代文学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延祐“雅正”诗坛与虞集的诗学思想

元中期延祐诗坛上出现的＂宗唐复古＂、以＂雅正＂为尚的风气,标志着元诗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也反映了中期文人和元政权取得了短暂的合作。但由于文人始终无法走进政治权力的核心,怀抱＂旁观者心态＂,元中期＂盛世文学＂最终流于表象。作为＂元诗四大家＂之首的虞集,其诗学思想的双面性反映了＂盛世文学＂下汉族文人心态之纠结、诗学思想之复杂。这种尴尬,也预示着诗坛即将发生的另一种深刻变革。     

浅论虞集的文学思想

虞集有着深厚的儒学素养,坚守"国以仁固,家以仁和"的德政主张,秉持立言垂教的学术使命.虞集的这种政治观和学术价值观,经由"有德者必有言"、"知言养气"式的推衍,让其文学思想打上了深深的儒学烙印:直言文学"垂世立教,以成天下之务"的道德使命;认同德艺之间"本治而末修,领挈而裔委"的主次关系;推崇盛世之音,但同时也肯定文学的时代性和文学风格的多样性.     

论江右文化对虞集的影响

虞集的青年和晚年均在江西崇仁度过,其文学思想、学术主张乃至人格的锻炼,都深受江右文化的濡染。他接续了欧阳修、曾巩等人开创的散文传统,诗歌则主张"宗唐得古",不满江西末流崇怪尚奇的倾向,力倡平易雅正的诗文风气。虞集的学术思想主张"会和朱陆",融汇诸家学说,此亦深受元初江右理学特别是乃师吴澄的影响。此外,他还与江西籍的玄教中人交往甚密,对道教产生了极为浓厚的兴趣,培育了冲淡舂融的品格。     

浅论虞集的文学思想

虞集有着深厚的儒学素养,坚守“国以仁固,家以仁和”的德政主张,秉持立言垂教的学术使命。虞集的这种政治观和学术价值观,经由“有德者必有言”、“知言养气”式的推衍,让其文学思想打上了深深的儒学烙印：直言文学“垂世立教。以成天下之务”的道德使命;认同德艺之间“本治而末修,领挈而裔委”的主次关系;推崇盛世之音,但同时也肯定文学的时代性和文学风格的多样性。     

虞集出入奎章阁的诗史意义

1329年虞集进入奎章阁,成为元代诗坛的核心人物,以他为代表的典雅平和之诗取代前期的故国旧君之叹.1333年,虞集离开奎章阁,随即失去了文坛的宗主地位,以其为核心的奎章阁文人群走向衰落,他所倡导的典雅平和之诗也逐步被衰世动荡、纵情任性的元末诗风取代.     

虞集与元中后期江右诗文风气的变迁

受庐陵刘辰翁的影响,元初江右文人崇尚奇崛、峭厉之风,下者则流于剿袭炫博、以文为事。大德、元祐之际,虞集崛起江右。他力接＂庆历、乾、淳＂余绪,倡平易晓畅的文风,诗歌则主张＂崇唐得古＂,以雅正为旨归,从而使江右诗文风气为之一变,并深刻地影响了明代的＂江右派＂乃至馆阁文学。职是之故,清末赣人杨希闵将他列为乡邦诗史＂三宗＂之一。     

颂扬盛世,尽心输诚——元代著名作家虞集仕宦生涯的一个侧面

虞集是元代延(1314—1320)、至顺(1330—1332)间最为著名的文臣之一。而此一时期也正是元王朝因大行"汉法"、重振儒学而文治大兴的时期。虞集在其整个仕宦生涯中,始终竭尽心力为元王朝服务。他不仅作文积极宣传、热情颂扬元王朝的一系列文治措施,而且身体力行,为元王朝的文化、教育事业贡献才智;他不仅具有经世的意识和热情,而且还抱有不凡的经济之才。作为一个汉族儒士,他实际上又在努力为重建汉民族传统文化而尽心尽力。     

论理学对宋代诗论的影响

理学在宋代兴起繁盛,成为这一时代的主流思潮,它广泛而深刻地影响着宋代社会的各个方面,诗歌领域自不例外,其独特的精神内质使得宋代诗歌理论逐渐丰富,并形成了不同以往的创作理论。     

虞集《西游记》序言和《西游记》在元代形成的文化背景

日本学者太田辰夫发现《西游记》有不止一首诗词出自元代全真教诗词集《鸣鹤余音》,故对后者与《西》书创作的关系应予注意。从《余音》内容看,它是元代全真人士把自己的教义“嫁接”到“唐僧取经”故事框架上的诗词工具书之一,构成了《西》书创作的一个美学背景。以此为基本前提考虑,由于元代著名文人虞集“学道”诗词是《余音》重点收录对象且虞也曾为它写序,也由于虞集与全真道士的密切关系和对后者遭遇焚经厄运的同情,更由于序文所涉及人物在《余音》中可寻端倪以及时限合理等原因,虞撰全真教《西游记》稿本之序,虽所持“丘处机作者说”不可信,但它对全真教《西游记》书稿创作主旨的揭示应当可信。     

论方贞观《辍锻录》的诗论倾向

<辍锻录>是清人方贞观的诗话著作.方贞观在这部诗话里揄扬诗人之诗,论诗重性情,主张从审美意境上来理解诗歌.他在<辍锻录>里明确表达了自己奉唐诗为百代之宗的诗学态度,体现出鲜明的宗唐倾向,实质是对当时宗宋诗论的一种反拨.     

虞集《新建陆文安公祠堂记》对象山文化建设的价值

虞集是中国元代著名文学家、理学家,本是朱学传人,但能破除门户之见,对陆九渊心学颇具研究,并对其作出实事求是的评价,这在当时实属难能可贵。他于660多年前写出的著名文章《新建陆文安公祠堂记》,博大精深,光彩照人,是象山文化建设的重要里程碑,对促进象山文化建设和推动陆学发展有着极其重要的历史价值和现实价值。     

论唐诗中的笛声意象

唐代诗歌中,笛声吹尽了文人的心曲,并在不断地演绎中被赋予关塞思乡、伤时感怀、念友怀情、田园清趣等丰富的情感内涵。笛声又与月亮、梅花等意象组合在一起,成为唐诗中深具味外之味的审美意象。     

王夫之诗以"道性之情"论

王夫之把他的哲学范畴中的“情”,用在古典诗歌抒情本质的论述中,批判地吸取前人的营养,并且以他哲学思想中的人性论为基础,全面地、辩证地揭示了作为诗之特征的“情”的内蕴,建立以“情”为核心、呈辐式结构的诗论体系,为中国古代诗歌理论做出了独特贡献。     

理学方法和唐诗批评的美学趣味

诗学理论中的"性情"说,发展到宋代,受到理学的深刻影响.北宋的中后期开始,理学思想及方法对于诗歌理论和诗学方法的渗透,儒家传统诗教中的"情动于中,而形于言"的内涵,因理学的观念和概念的提出而扩充了.其中首先是对"发乎情志"的界定.此时的"情志",已经不是原先单纯的出于自然的诗人个人情感,而是所谓合乎"天理"的"自然",这样,诗人的自然之情便要受到某种制约,而不是像先前那样,是随意的流泻.这里藏伏下来的因素,日后便成为后代诗学方法中,强调"性情"与"法度"统一的先兆.诗学理论与实践中,所谓的"自然"与"法度",或者"性情"与"法度"的统一,在"理"和"道"的层面上,根本无法实施,而只能落实到具体的诗歌技巧如"平仄"的运用中去.理学范畴中的矛盾最后导致诗歌创作实践中摹拟措施的产生.严羽及<沧浪诗话>中的许多观点的形成,都与宋代理学观念与方法有联系,而并非仅仅是"以禅喻诗".甚至可以说,严羽只是对前期深受理学方法影响的唐诗观的一次专业性总结.     

陈伯海唐诗学质性论的理论意义

陈伯海先生的“唐诗学”研究中,质性的讨论占据了极为重要的地位。不仅是“清源”“别流”等各部分研究的核心,更串联起唐诗学的理论体系。在文学史中以“质性”的生成转变与让渡来理解文学,不仅回答了“是什么”的问题,同时将此问题的讨论“动态化”。此外,唐宋诗之别、唐诗选本研究等问题究其本质也是对于“质性”的讨论。总之,质性论的提出具有转变唐诗认识论的性质。     

“诗道性情,道性之情”——船山诗学情感论分析

借助存在主义和符号论美学的运思方法,从诗歌的本源、诗的内容与形式、诗情的传达与接受诸方面对船山诗学情感论进行疏理,可发现“诗道性情”论不仅仅关涉情感的“真”“正”,而且蕴涵着情感形式、情感的开放性等丰富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