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晚唐体"

"晚唐体"是沿用已久却没有明确内涵的一个诗学和文学史概念,通过对其历史渊源与界定的梳理和辨析,可以发现,虽然人们在使用这个概念时比较随意,但是"晚唐体"概念本身还是有一定的明确指向,即以姚贾诗风为核心但其范围又略大于姚贾诗派的诗歌风格,其具体内涵则表现为"刻意苦吟"、"冥搜物象"、"工巧精致"、"长于五律"、"清雅有味"五个主要方面.     

寇准晚唐体"盟主"身份辨析

将寇准视为＂晚唐体的盟主＂,是一个很值得商榷的观点。认为寇准是＂盟主＂有两个理由：一是其政治地位高,二是他文学交游广。但是,身份的高贵与否并不是统领一个诗人群体的决定因素,而从＂晚唐体＂几位代表诗人的交游情况来看,＂与两个诗人群体都有交往＂的也绝非寇准一人。就实际创作来说,他的诗歌成就既非出类拔萃,也不曾有过领导组织晚唐体诗人进行集体创作的经历,因此很难称为晚唐体的＂盟主＂。事实上,宋初的晚唐体,根本没有＂盟主＂。     

孤高傲世的绝世风神——宋初晚唐体隐逸诗人的思想情怀

宋初晚唐体诗人大部分是隐逸之士，他们的诗歌虽然学习的是中唐诗人贾岛，但在贾岛奇僻清冷诗风的基础上又向平淡闲远发展，在平淡的艺术追求上实开宋诗的先河。而且，晚唐体隐逸诗人孤高傲世的绝世风神甚至成了宋代乃至后来人们心目中品质高洁的象征。因此研究晚唐体隐逸诗人的思想情怀对于我们认识晚唐体诗歌乃至宋代诗歌都有着重要意义。     

从字频及其文化内涵看晚唐五代浙江词的创作特色

晚唐五代是浙江词的成长期.受时代政治、区域经济、地方文化等多重因素的影响,晚唐五代浙江词表现出了鲜明的特色和风格,反映到用字遣词上,便是物象描绘之词、否定怀疑之词、愁苦凄迷之词和写人言情之词的大量使用.其中, "杨柳"成为承载晚唐五代浙江词人时代心理和审美旨趣的典型意象.     

从组诗唱和看宋代诗风的转变——以欧阳修为中心

西京时期是欧阳修诗歌创作的重要时期,登上诗坛不久的欧阳修,需要借助诗歌唱和来扩大自己及诗人群落的影响。最能代表其诗歌影响的是他们的组诗唱和,通过组诗唱和,欧阳修与梅尧臣等诗人,扩大了自己的诗歌影响,扭转了宋初沿袭晚唐诗人的风气,是欧阳修领导诗歌革新运动的重要起步阶段,具有十分重要的诗史意义。     

从莫里森的创作看美国黑人的文化身份建构

如何在白人主流文化的环境里建构黑人文化身份是黑人女作家莫里森创作的一大主题。莫里森以独特的视角和书写策略,对黑人文化身份的建构问题进行了睿智的思考。本文从文化的角度来解读莫里森创作中美国黑人文化身份的发展特点和建构过程。     

凄清哀怨的时代挽歌——从《玄怪录》看晚唐文人的末世情怀

《玄怪录》虽以记述玄奇怪异、仙道狐妖之事而显得虚幻怪谲、荒诞不羁,但它揭露吏治腐败、社会黑暗的怨愤,抒发宦游漂泊、人生如寄的感伤,喟叹功业无成、价值失落的迷惘,表露生死幻灭、忧心如焚的恐惧,折射寄情山水、遁世绝俗的无奈,都反映出以牛僧孺为代表的晚唐文人的悲观心理和消沉心态。《玄怪录》为悲剧的时代唱出一曲曲凄清哀怨的挽歌,流露出晚唐文人的末世情怀。     

危机彷徨后的故国情结——论《喜福会》中华裔女性移民身份危机后的情感归属

作为华裔美国文学的代表作,《喜福会》通过不同侧面、角度描述了四对华裔移民母女生活经历,展现了在多元文化冲突与并存的美国社会背景下华裔女性移民对于自我身份认定的疑虑,彷徨,反思,认定以及最终的情感归属。四位母亲作为第一代华裔移民,早期的中国成长生活经历与后来的美国生活环境构成强烈反差,使其时常对自我身份认定产生种种疑虑彷徨甚至危机。同时,作为中国传统文化和意象的代表,四位母亲又在平时生活的点滴中对各自的女儿无意识地带来各种中国式的文化熏陶和影响。作为第二代华裔移民,她们的女儿们同样经历着多元文化冲击带来的彷徨、疑惑,也像她们的母亲一样需要在不同的人生经历诸如爱情、婚姻、子女等问题上重新寻求自我身份认定的答案和情感的最终归属。小说结尾以开放式的结构,通过描述其中一位女儿最终在中国和失散多年的姐妹的重逢团聚,深情表达出华裔女性在自我身份认定中强烈的中国式情感归属,更加深刻诠释出华裔女性移民体内那无法割舍的故国情结。     

方文的宣城之游与其诗风的转变——兼论嵞山体与宣城体的关系

方文是清初杰出的遗民诗人。易代之际,他的诗风发生了变化。这一变化当然与时代的变迁有关,然仅就这一方面思考是不够的,在我们进一步探寻这一变化的契机时,发现方文的宣城之游是其诗风变化的直接诱因。同时在探讨这一直接诱因的基础上,对嵞山体与宣城体的关系也作了一点阐述,说明嵞山体反过来又对宣城体的形成产生启发与引导作用。     

民间立场与知识分子属性——从“文化身份”看赵树理的小说创作

赵树理的“民间的立场”和“知识分子”文化身份，是造成他个人叙事与主流意识形态出现龃龉的重要原因，而这一点恰恰被当时那些将赵树理创作树为“方向”的理论家所忽视或遮蔽。赵树理拥有的两重“文化身份”，使他置于一种“中介”的地位，起到沟通知识分子和农民二者之间的桥梁作用，而这种“文化身份”的独特性，恰好为当今学界研究“知识分子”与“权力话语”之关系，提供难得的范例。     

从骚体诗情感节奏特征看《楚辞》与七言诗的关系

关于《楚辞》与七言诗关系的观点甚多,但研究思路中都有将文体起源简化为句式异同及偏重文体外部关系的倾向,有明显的片面性。诗歌文体应是由多层次节奏相互作用构成的有机整体,情感节奏与语义节奏、语体节奏的冲突和调整是诗体发展的内在动力。七言韵语在《楚辞》产生之时已经流行,但复杂的语法关系和语义节奏使其具有很强的表义倾向,并形成了与其语义节奏相统一的单调平直的每句韵式语体节奏,从文体内部阻碍了七言抒情诗体的发展。在《楚辞》体中,诗人借助以"兮"字和相关虚词构成的相对独立的情感节奏,较方便地实现了对每句韵式七言诗语义—语体节奏的整合与转化,形成了七言诗早期发展阶段的一种特殊的七言抒情诗体——骚体式七言诗。由此入手,有助于将二元对立式的七言诗起源之争转变为对七言诗发展历史的辩证分析。     

刘克庄的"唐律"观

“唐律”是指唐代诗人贾岛、姚合等人的诗歌创作所形成的风尚。南宋后期四灵、江湖诗人致力于追踪这种诗风。刘克庄对“唐律”的特点和它的优缺点,都有很深刻的认识。他对这一问题的阐论,构成了他的“唐律”观,是其诗学思想的重要部分。     

论唐代拟"玉台体"诗歌创作

“玉台体”作为一种奇特的文学现象在中唐出现，是唐代诗歌发展的必然历程，同时也是这一时代诗人对它们的欣赏、共鸣与接轨的结果。它以超越盛唐、追求新变为主要目的。形成了自己的独特风格，给后代诗歌创作也带来了相当大的影响。     

工人与诗人双重身份的诗性融合——论李学鳌的诗歌创作

作为"新中国第一位工人诗人",河北诗人李学鳌在诗歌理想与诗歌创作中逐渐实现了"工人"与"诗人"双重身份的融合。20世纪50年代,"颂歌"成为其诗歌创作的重要部分,此类诗歌始终贯穿着三个延续不变的主题。在"新民歌"运动的影响下,李学鳌创作出大量兼具"古典"与"民歌"特点的民歌作品。李学鳌的诗歌具有特殊的历史价值,一方面填补了工人阶级创作诗歌的缺失,另一方面主要体现在对诗歌"真实性"的追求上,但是也显现出明显的局限和不足。     

从柳宗元诗歌看中唐五言排律的创作

柳宗元诗现存 3首五言排律 ,另有 3首近于五言排律。其五言排律的创作有彼此争竞、显露才气的因素 ,其表达方式以描写和叙述为主。中唐五言排律的创作 ,与创作者被贬之初的心态有一定关系。柳宗元的五排虽数量甚少 ,但却证明柳诗并非都学盛唐 ,他也是“元和体”的创作者之一     

试论宫体诗的发展演变

宫体诗是指产生于宫廷的、以宫廷生活为描写对象的诗歌，风格通常流于浮靡轻艳。梁简文帝以太子和皇帝的身份写作这种诗体，从而影响了一代诗风。之后，由于皇帝本人的提倡和大批宫廷文人的响应，宫体诗在陈后主和隋炀帝的宫廷中也先后得到广泛流行，余波至初唐始绝。因此，宫体诗在历史上共延续了近一百年之久，成为这一百年间诗歌发展的主流。     

评宋代以《黄氏补注》为代表的杜诗编年

宋代编年史和人物传记的大量撰修,有利于将编年法运用于人物传记和诗歌的编次中,由此形成年谱与编年本的文集与诗集。杜诗的编年在宋代以黄希、黄鹤父子的《黄氏补注》的成就最大,其突出的特点是诗史互证;而杜诗的编年本却以鲁(山言)本为代表。黄氏父子在旧本《千家注》的基础上,采用“补注”的形式,将每首杜诗逐一系年,杜甫的生平及杜诗的系年在黄氏父子手里已基本完成,至清人更趋完善。     

从宴会诗序看唐诗创作趋向的转变

宴会诗序大致分为朝享宴会、文人游乐宴会、群聚赋诗宴会、家宴、赠别宴会五类。记录了应制唱和、群聚赋诗、节日游乐、离别送行等真切场景,具有广泛的史料价值,也是时代精神的折光,鲜明地展现出唐诗产生的文化背景。既有规模宏大的应制唱和,也有追寻魏晋风流的集体创作,既是时代风向的鲜明标记,也属独抒性灵的感性空间,更是人生感慨的真切流露。唐代宴会诗序是诗人性情的晴雨表,也是时代兴衰起伏的风向标,鲜明地表现出一代文风的变化：初唐尚丽,盛唐主气,中唐求理。     

方回的"格"论及其对晚宋诗风的批判

方回认为,"格"是衡量诗歌高低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江西诗派是高格的代表,江湖诗人是卑格的典型.高格的特色是崇高的人格与瘦硬的风格,卑格的表现是卑下的人格与软俗的风格.作这样的区别是与宋末江西诗派日渐式微,江湖诗派风行天下的诗坛形势密切相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