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贵州的移民及影响

明代贵州的移民种类主要有军事移民、民籍移民和仕宦谪迁三类,其中军事移民的数量最多,影响也最深远。笔者保守估计,明初仅军事移民的人数就超过一百万。一百多万的汉族移民对贵州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民风和民族关系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明代四川双籍地进士与移民初探

明代四川双籍地进士共146人,这既是特殊的进士群体,又是独具特色的移民群体。该群体发展历程表明其大规模移民应在弘治以前;该群体原籍地分布状况既表明其来源的地域非常广泛,又表明其移民水平并不高;该群体户籍类别构成情况表明其成员多为军籍士子,同时也表明其移民的主要模式是军事移民。     

腹里卫所移民与地域社会演进——以明代赣州卫为个案

卫所制度是明代重要的军政管理制度,卫所军事移民是国家强制力造就的移民群体。不同地域军事移民群体来源地区、移入时间、在地化程度、在区域社会中的作用不尽相同。以明代赣州卫为代表的漕运卫所跨越明清5个多世纪,是探究卫所制度、屯田制度、军户制度诸问题的极好案例,需要运用传统制度史与区域社会史结合的研究方法、家谱及科举录等新史料深入讨论。赣州卫军事移民总体呈现南方籍多于北方籍,早期移入者比例高于中期和晚期的态势,他们很好地融入地域社会,积极参与地方事务,还导致赣州地区风俗的变化。这也是古代国家以移民治理基层社会,进而带来多民族、多族群交流与融合的缩影。     

明清民国时期湖南移民徙居广西及其地理特征

明清以降,湖南移民大量外迁,广泛分布在四川、贵州、云南等地,广西也是明清以来湖南移民的重要移居地之一.湖南移民在广西的分布呈现由北到南依次递减的地理特征,省会桂林和靠近湖南的全州、资源、灌阳、兴安等县接受湖南移民最多,桂西北和桂中地区构成了湖南移民的第二分布圈,在桂东南、桂南和桂西地区,湖南移民的分布相对较少.     

论秦汉时期内蒙古地区的历史地位与多元文化

秦汉时期的内蒙古地区具有重要的政治、军事地位，这里既是北方游牧民族繁衍生息的乐园，也是中原王朝与匈奴军事争夺的焦点，还是秦汉王朝经济开发的新区。特殊的历史时代、地理位置与民族构成，形成了这一地区独具特色的多元的文化类型与文化特点。游牧文化、农耕文化、尚武文化、移民文化和商旅文化在这里同时存在、发展，相互影响，相互作用，为开放的、充满活力与进取精神的秦汉文化丰富了内涵，提供了动力，也为多元一体的中华文化的形成做出了贡献。     

明初黄河三角洲军事移民问题

明朝施行让士兵以军营为家,世代为军的军户制和戍边、屯田并重,军户固定于某一卫所,以及因此而衍生的清军、勾军制度。强迫军士在服役卫所世代为军,使得大部分驻卫军士逐渐演变为当地居民,成了事实上的军事移民。军户制本身以及清军、勾军被抓的壮丁和战争及勾军产生的大量逃兵,也都以不同形式成了某地的移民。黄河三角洲腹地惠民县的一些村史和谱牒证明了军事移民的大量存在。明朝的军事移民是全国普遍存在的,这些军事移民为开发边疆、巩固国防,为全国各民族的交流融汇,为先进文化的传播做出了重要贡献。     

从陈元光“开漳”看唐代移民特点

陈政、陈元光率军入漳并＂开漳＂是唐代前期一次重要的军事移民活动,此次移民反映出唐代移民具有开放性、家族性以及移民工程系统性等特点。这些特点表明,陈氏父子开漳的移民活动既是特殊个案,同时也是时代的产物,受唐代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社会现实的影响。开漳取得的巨大成功得益于唐朝廷和陈氏父子奉行积极的开边策略和开明的民族政策。     

清代阿拉善和硕特旗汉族移民的形成

清朝康熙年间,一些临界州县的汉人就陆续进入阿拉善蒙古地区。清朝中期,阿拉善蒙古地区已涌入大批汉族移民。这些移民多来自邻近之甘肃省民勤县以及宁夏、山西等地,并以从事农牧业、经商、开采矿产以及挖掘甘草苁蓉等多种途径进入阿拉善蒙古地区生存,此外＂传教移民＂也具有一定规模。移民的不断涌进对阿拉善蒙古地区传统的经济生活、政治体制、社会文化、生态环境等均构成了很大的冲击和影响。本文通过运用内蒙古阿拉善左旗档案馆藏清代阿拉善和硕特旗蒙、汉文档案与相关资料对清代阿拉善和硕特旗汉族移民的来源、迁移原因与途径、生活状况等进行了探讨。     

明初山东即墨地区云南籍移民研究

根据山东即墨地区的地名志和族谱资料,分析了明初这一地区云南籍移民的建村情况与人口规模,指出了明初军事卫所的设立对这一时期移民活动的影响,考证了这一地区云南籍移民迁出地"云南"的确切所指。     

道德心理学视阈下乡城移民家庭城市道德融入的路径研究

乡城移民家庭作为城市的重要构成部分,如何在道德观念上融入城市,是乡城移民家庭市民化的关键要素。从道德心理学的视阈研究乡城移民家庭城市道德融入的影响因子、道德困惑、道德迁移,建构乡城移民家庭城市道德融入路径,既有理论研究的意义,也有社会实践研究的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