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和解与罪刑法定原则的契合性

刑事和解作为一种新型的刑事理念或者制度,虽然与传统刑事法治有着明显不同,但从内在理念和追求目标上看,二者彼此契合,并无根本冲突。罪刑法定原则是刑事法治理念的集中表达,刑事和解并不违反罪刑法定原则,相反,刑事和解从更深层次上,符合罪刑法定原则的价值蕴含和内在要求。     

刑事和解制度的正当性研究

刑事和解制度要得到更好地发展就必须解决其正当性问题.刑事和解制度正当性的两个重要理论基础是被害人诉讼主体论和恢复性司法论.而其正当性的支点则在于能平衡被害人、加害人和国家三方的利益.这一制度与罪刑法定原则和罪责刑相适应的原则并不矛盾.     

论罪刑法定与刑事和解的价值取向

在二元单向的刑事法律关系结构中的罪刑法定原则呼唤理性的报应正义,而在多元互动刑事法律关系结构中的刑事和解理论倡导恢复正义。报应正义与恢复正义是对立统一的关系,统一于正义的价值追求,对利于何种正义、怎样实现正义。只有将以罪刑法定原则为代表的报应正义和以刑事和解为代表的恢复正义结合起来,才能实现完美的刑事正义。     

浅谈刑法理论教学与司法实践的关系

在高校刑法理论教学中,经常遇到刑事立法中的罪刑法定原则与司法解释、刑事判例、自由裁量权的相互关系问题,如何用辩证的观点将罪刑法定原则和司法实践有机结合并贯彻到教学中,值得研究。笔者认为,我国应建立刑事司法解释、判例、自由裁量权相匹配的刑法运行机制,构建贯彻落实罪刑法定原则的保障制度,它利于克服刑事立法滞后性、模糊性给司法实践带来的不便。因为,罪刑法定原则的实现依赖于司法实践,司法实践关系到罪行的量刑、罪与非罪的界限问题。下面结合教学实践谈点看法。一、司法解释存在的必要性在教学实践中,阐明罪刑法定原则理论…     

从罪刑法定的缘起到现在面临的挑战

罪刑法定原则是刑法理论及刑法实践中根本性的问题,已经被大多数国家和地区的刑法确定为基本原则。我国最终在1997年修订的《刑法》中明文规定罪刑法定,并将其作为刑法的首要的基本原则。无论是刑事立法还是刑事司法,都还存在着不符合甚至背离罪刑法定原则之处,因而认真地探讨罪刑法定原则的法理蕴涵、调整价值取向,研究罪刑法定原则司法化的具体途径,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     

罪刑法定原则的立法确认与刑事法治的建构

罪刑法定原则的提出体现了法治的进步,其价值蕴涵与刑事法治的理念相契合。我国1997年《刑法》不仅明确规定了罪刑法定原则,同时也彻底废除了类推制度,确立了“从旧兼从轻”的原则,使罪刑法定的基本要求得以真正体现,从而极大地促进了我国刑事法治的发展。     

论塑造罪刑法定的刑事司法品格

罪刑法定原则作为刑法的基本原则，是经历了长期而又艰难的考验与争论后，在中国立法史上取得的阶段性胜利。然而．罪刑法定原则的真正最终实现却依赖其在刑事司法领域中的适用。目前，罪刑法定原则在刑事司法适用中还存在着种种缺憾，为了克服罪刑法定司法化的障碍，其理想设计即是规则与解释和裁量的平衡适用。塑造其坚持在罪刑法定原则实际代价中的人权保障与罪刑法定原则框架下的社会保护相统一的刑事司法品格，从而树立起罪刑法定原则在刑事法治领域内的权威．使其名符其实地成为刑事法律中的帝王规则。     

刑事法治视野中的罪刑法定

罪刑法定原则是近现代各法治国家的基本刑事法治原则,罪刑法定的刑事法治化的要义在于罪刑法定的立法化与司法化及二者动态关系的调适。我国罪刑法定原则的刑事法治化,特别是在立法上取得了很大进展,但离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要求还有很长的距离。     

罪刑法定原则之内涵解读

罪刑法定原则可以说是刑事法的王牌原则,也是现代刑事法治的基石;在对罪刑法定原则的历史沿革进行简要阐述的基础上,进一步揭示罪刑法定原则的内涵,可归纳为依法定罪量刑、以刑事法律为依据、禁止类推、刑法不具有溯及既往的效力以及法条具有明确性等五个方面,从而全面而透彻地解读罪刑法定原则。     

罪刑法定原则在我国新刑法中的完善及其意义

自从刑事古典学派针对封建专制统治和司法擅断而提出“罪刑法定原则”以来,已为大多数国家刑事立法所确认,成为一项世界公认的法治原则。我国七九刑法虽然具有罪刑法定原则的精神,但未明确,同时又规定了类推制度,对刑事司法活动造成了严重的损害。修订后的新刑法顺应...     

构建刑事和解在和谐社会中的法制意义

刑事和解制度是当今各国刑事政策中面临的一重大课题,其司法理念与当前构建和谐社会的理念相吻合,其直接的渊源是中国传统文化。刑事和解制度作为一种新型的刑事制度,积极引入与国际司法接轨,符合中国国情,有利于推进法制的民主化建设,对我国的和谐社会建设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意义深远。     

罪刑法定原则下的能动司法——以常熟市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实务为视角

罪刑法定是刑法的基本原则,它决定了刑法的封闭性、被动性,刑事领域的能动司法是在不违反罪刑法定原则前提下的能动。实务中能动司法表现为提高案件质效、有效化解社会矛盾等多种形式;同时,在证据认定、法律适用等方面也应该受到罪刑法定原则的限制。     

童工问题刑法治理研究

童工问题的解决需要作为社会防卫最后一道屏障的刑法,雇用童工从事危重劳动罪正是刑事立法在这一问题上的反映。然而,雇用童工从事危重劳动罪的实然与应然的差距使得其不足以实现对未成年人的特殊保护。为此,从应然的视角,犯罪对象应扩大至未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应将雇用未成年人从事非法劳动犯罪化。同时,将雇用未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劳动以强迫职工劳动罪论。     

国际刑法中罪刑法定原则的新进展——兼及对中国的启示

随着国际刑法理论与实践的迅猛发展,罪刑法定原则日益成为国际刑法的一项基本原则。作为该原则践行情况的集中反映,"核心罪行"的国际立法或审判实践明确了相关罪行的新概念和若干要件,以赋予罪刑法定崭新的时代内容,并促进国际犯罪的国内立法和有效惩治。鉴于罪刑法定在国际实践中的特殊性与国内法和国际法接轨的必要性,我国应基于有关国际公约的认定标准,在立法中专设国际犯罪一节,以完善国内刑法体系和发展此项基本原则。     

论沈家本的罪刑法定思想

罪刑法定是现代刑法中的一项基本原则，沈家本将西方的法治思想与原有中学互相融合，确立了具有中国近现代特色的罪刑法定原则，改良了中国几千年的旧刑法体制。他的罪刑法定思想以保护人身权利、废除封建专制为宗旨，以反对比附援引、排斥律外科刑、平等适用为思想核心，以罪刑相适应、废除酷刑、明刑弼教为司法主张。这一思想不仅对中国近现代刑法制度起到了理论推动作用，而且对我国现行刑法具有借鉴和参考价值。     

检察机关审查起诉阶段刑事和解模式研究

2012年新《刑事诉讼法》首次确立了刑事和解制度,这为检察机关开展刑事和解提供了法律支撑。基于司法实践中检察机关的作用,可将审查起诉阶段刑事和解分为检察机关参与模式和主导模式。从这两种模式的理论分析以及我国检察机关的定位审视,未来审查起诉阶段刑事和解应当以能动监督模式作为发展方向,从而实现检察权在刑事和解程序中的科学回归。     

检察机关开展刑事和解的理论分析与实践架构——以《刑事诉讼法修正案》有关刑事和解的规定为视角

刑事和解的理念基础之一是恢复性正义的理念,它取代古老和传统的报应性正义。刑事和解存在的基础之二是新型的国家与社会关系形态。刑事和解存在着理念困境与自身困境。刑事和解后,检察官根据刑事和解的结果,在公诉中行使自由裁量权后可以有三种结果:一是和解不起诉;二是和解暂缓起诉;三是和解起诉。检察机关开展刑事和解的前提:一是严格适用范围;二是严格意思表示;三是严格操作程序。同时,要注意建立对检察机关刑事和解的监督机制。     

论刑事和解制度在中国的构建

刑事和解制度在和谐社会的大背景下越来越受到理论界和实务界的关注。刑事和解制度虽然有其不可忽视的进步性和价值,但能否嫁接过来成为中国的本土制度仍需谨慎对待。中国的国情和民情决定了现阶段想要建立中国式的刑事和解制度暂不可行,应对实践中的刑事和解个案加以引导,但不应将其制度化。     

从立法的角度论中国保安处分制度的建构

通过对各国保安立法的比较研究和保安处分制度的中国化的哲学及实践分析,在保安立法方面提出以下观点：采取二元立法,在区分保安处分与刑罚的前提下,将具有刑事意义的保安处分措施规定在刑法典中,不具有刑事意义的保安处分则应由行政立法加以规定;在单纯宣告保安处分的裁决机构应根据保安处分的性质和不同种类而定,刑事意义上保安处分即规定在刑法典中的保安处分应由人民法院或少年法院裁决;对我国的保安处分制度直呼“保安处分”并以法定、经济、适当、不定期并注重教育改善为原则,在执行上以必要原则为指导兼采代替主义。     

论检察机关在刑事和解中的作用

当前我国各地检察机关对刑事和解展开了积极的实践和探索。由于我国对于刑事和解制度没有统一的立法,各地的检察机关分别以不同的模式参与刑事和解。检察机关的性质决定了检察机关在刑事和解中的作用。检察机关应采取指导监督的模式参与到刑事和解中去,其在刑事和解中起的应是监督、保障以及平衡协调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