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义视阈下的中国农村村民自治选举模式评判与改革

基于罗尔斯两大正义原则审视当下的中国农村村民自治五种选举模式,在选举委员会的成立、村委会候选人与正式成员的确定这三个关键环节均存在不同程度的非正义问题。重新严格、缜密地设计选举模式并严肃严格执行,最大程度地保障每个选民平等的政治权利,杜绝一切作弊与非正义的选举行为发生,当是中国农村村民自治选举模式改革的基本方向。     

村民自治中的贿选问题及其治理

近年来贿选之风愈刮愈烈,严重影响了村民选举的公正性,阻碍了村民选举的健康发展,但是贿选并不是不可避免的.对贿选作出界定,从内外两方面分析贿选的成因,可采取多种措施、多角度对贿选进行治理,遏制其发生.     

贫困山区的村民自治研究

随着农村社会的变革,农村自治至今大致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受到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的影响。为更好地加快贫困山区村民自治建设,必须完善村民自治制度,强化村级组织建设,协调村委会和村党支部的关系,完善选举制度,提升村民大会的作用;要加快贫困山区的经济发展步伐,改善交通,发展地区优势农业;要强化教育,推进村民思想更新,提高村干部和村民的整体文化素质;也要完善相关的法律制度,使《村组法》得到更好的落实。     

农村传统型管理者与底层精英间的社会流动

底层精英指农村中具有特殊才干、能力强、有文化、思想开放、有较大影响的人。而传统的管理者指农村中较大宗族或家族利益的代表人物。这两类人物在政治上、经济上和文化上存在的分歧和利益冲突,导致了农村管理权由后者向前者的流动,村民选举大会是这种流动的最佳途径。     

农村社区公共品"民办公助"供给中的村干部激励研究——对福建省25县239村一事一议财政奖补实践的调研分析

自下而上、自愿行动的一事一议机制是当前我国农村社区公共品供给的基本机制,该机制下社区公共项目建设需要村民进行集体选择,并由村干部负责项目建设工作.一事一议早期项目建设基本依赖"民办",村民集体行动陷入困境;2008年后财政奖补政策的实施使农村社区公共品供给进入了"民办公助"新时期,有效调动了村民通过集体行动建设公共品的积极性,但是财政奖补没有直接对村干部的相关行为进行激励.基于福建省的调研分析表明,村干部的工作积极性之所以被调动,是由于政府与村民联合起来向村干部施加同向而有效的影响,其中乡镇通过村干部绩效考核、村民通过村民代表会议对村干部行为施加影响,同时村民直选导致村主任的工作积极性更高.应进一步完善村干部绩效考核机制和村民民主机制,继续提高财政奖补额度,并给予人口规模小的村庄更多支持,以促进农村社区公共品的有效供给.     

农村基层民主选举现状与思考——以黄河三角洲地区两市一县地区为例

本文以黄河三角洲两市一县2007年举行的第九届村委会换届选举为背景,通过现场观察、下户走访、调查问卷等方法,在获取一手原始材料的基础上,以调查报告的形式对实行近20年的村民自治,特别是村委选举的运转状况及存在问题进行了分析,并尝试着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建议和措施。     

农村经济精英贿选的时间维度及新特点

农村经济精英的贿选不仅仅发生在村民委员会选举的过程中,也有可能发生在选举之前或选举结果公布之后。贿选在时间上有三种维度：选前贿选、选举过程中的贿选以及选后贿选。农村经济精英的贿选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结果的相对确定性;风险性;组织性;形式多样性;迷惑性;公开性。     

强化村民自治制度 构建和谐农村

构建和谐社会,建立和谐农村成为重头戏,实现村民自治是构建和谐农村和农村稳定的有效途径;强化村民自治是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强大动力,为构建和谐农村提供经济保障;实行村民自治是做好农村各项工作的制度保证。     

论村民自治与农村环境自治的有机结合

以村民自治为基础构建农村环境自治,不但具有理论价值,而且具有很强的现实可行性。农村环境自治与村民自治的性质、目标和自治方式是统一的。农村环境自治与村民自治的结合,是农民环境权益实现的必然要求;二者的结合,也符合现代法治理念;通过强化村民自治组织的环境治理功能,使其成为农村环境自治的核心力量。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初探——由福建省两则案例引发的思考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是农民在集体经济组织中生存的一项基本权利,纵观我国目前的法律法规,尚未对该权利的认定设定统一标准,主要由村规民约来界定。现实中村民生存利益与村民自治不可避免地产生冲突,侵犯村民权益的事时有发生,如何在二者中寻找一个平衡点即是一个棘手的问题。笔者通过深度检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认定的现状,并就此问题寻找可欲路向,希冀对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有所裨益。     

完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战略思考

完善《村委会组织法》是农村和谐社会建设的重大课题。针对当前《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实施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完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思路:一是发挥村党支部在群众中的战斗堡垒作用;二是在纠正"三分之二问题"上,乡镇政府、司法机关还应更加有所作为;三是理顺村级领导体制;四是坚定不移地坚持民主集中制的原则;五是建立健全村务公开的有效机制;六是加强法制建设,进一步完善法律法规;七是进一步加大法律监督检查的力度。     

村民问责制度安排

村民自治组织在现代乡村治理中,扮演着社区公共管理者的角色。转型时期的农村公共管理,面临着各类矛盾和问题,而这些矛盾和问题,往往又集中于村干部身上。这样,怎样监管"村官"?就成为解决问题的关键。通过建立健全以村民问责制为中心的基层问责体系,可以增强村干部的责任意识和服务意识,有效约束其失范行为,达到化解基层矛盾,维护农村稳定,促进乡村发展,实现现代乡村治理的"善治"。     

中国农村公共体育服务供给的治理路径

为了实现我国城乡公共体育服务均等化,全面提高农村地区公共体育服务质量.文章主要采用文献资料、专家访谈以及实地考察等方法,围绕公共服务"4w"的内在逻辑,对我国农村公共体育服务进行研究.认为:城乡二元发展的政策制度是导致农村公共体育服务"非均等化"发展的根源,财政支持"碎片化"是制约农村公共体育服务供给的关键.诉求缺失是"离土离乡"农村青壮年劳动力的体育生活现状.需求表达不畅是农村留守群体话语响应的实属无奈.从政策贯彻执行不力,参与主体责任缺失,资源配置短缺流失,绩效评估考核不当4个方面进行剖析,以整理性治理理论为基础,从政府公共治理、乡村基层治理、村民民主自治3条路径8个方面提出治理策略.     

东澳村村民自治中问题与对策的探讨

村民自治是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伟大创举。十余年来,村民自治制度唤醒并不断强化了农民的利益诉求、民主愿望和法治意识。但这一制度在实际运行中遇到了许多深层次的社会问题。已经凸现出农村民主政治建设的障碍和缺陷。“村民自治”,就是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自治的方式就是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自治的主体是广大村民。如何真正实现村民自治。完善自治的方式,将是一个需要长期思考与探索的现实问题。     

村级社会治理中乡村精英治理面临的困境与对策研究

村民自治制度实施以来,乡村精英治理模式在我国农村社会治理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促进了乡村政治、经济、文化的快速发展,但是目前,随着城镇化的推进,精英治理还潜存着一些弊端,这些弊端若不加以重视将严重影响我国农村社会的和谐与村级民主化的进程。因此,只有对精英治理模式进行全面透彻的认识,并对其可能产生的弊端全力克服,才能促使乡村精英治理与村民自治完美融合,从而建设更加和谐民主的美丽乡村。     

村民自治背景下村级公共权力的合法性问题

村级公共权力是农村基层民主政治系统中的核心要素,农村基层民主政治与乡村治理都是围绕着村级公共权力展开。在村民自治背景下,村级公共权力被赋予了富有时代特征的基本内涵,随着农村社会分化情形的不断加深,进入农村基层民主政治生活中的政治主体出现分化,村级公共权力的合法性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复杂性。这些现象与当前村民自治中存在的诸多问题相关联,既反映出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发展的时代性,也能够为分析村民自治中出现的种种问题提供思路。     

发展社区教育村民学校的思考——基于常州金坛市小坵村社区教育村民学校标准化建设的调研

村民学校在终身教育体系构建和学习型社会的创建中发挥着基础性的、重要的作用。以《关于常州市社区教育居民（村民）学校标准化建设的实施意见（试行）》为依据,常州金坛市小坵村社区教育村民学校标准化建设已经初步取得成效,但是还存在着一些问题与不足,还需要在经费投入、体制机制建设、人力资源建设、宣传、课程与项目建设等方面加强小坵村村民学校的标准化建设,大力发展农村社区教育,推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完善村民自治促进农村发展

组织缺乏和无力是我国城乡差距越拉越大的内在原因.目前,村民委员会已经发展成为农村基层中最具基础性的组织,只有不断发展和完善村民委员会组织及其功能,农村才能得到较快发展.完善村民委员会要不拘一格地选用人才,增强村委会的内在素质;加强党组织对村委会的领导,保证村委会健康运行;处理好村委会与农村其他经济组织、民间组织及非正式组织之间的关系,使村委会不断从其中吸收新的营养成分,永葆活力.     

乡村关系紧张的法律透视

村民自治是一种新型农村社区治理模式。由于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严重滞后,以及权力系统所存在的“压力型体制”,村民自治的实施举步维艰。因而,只有制定“乡村关系法”,以保障村民自治的实施,从法律的角度对其进行反思,对于法律的完善是必要的。     

村民民主监督:破解中国农村基层民主建设难题的必由之路

村民自治是中国农村基层民主建设的中心任务,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已经深深扎根于广大农村地区,村民自治监督机制也已初步建立并逐步走向完善,但其内部运行机制仍存在着很大的缺陷:监督形式化、制约不健全、责任意识弱化等问题依然十分突出。鉴于此,在新的形势下,深化村务公开、提高农民素质,不断加强相关法律和制约机制的建立与完善,是推进农村基层民主建设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