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的探寻——解析《聚会》中的双重自我

布克奖得主安妮·恩莱特的《聚会》以回忆为叙述方式和主体框架内容,其叙述者有着双重自我的特征,不仅表现为叙述者维罗妮卡叙述时的分裂性,也体现在另一人物黎安与叙述者的对照之中。叙述者一方面将过往记忆编织加工,另一方面通过大胆的想象臆造家族成员的个体经验,追溯了一个家族不堪的历史和情感创伤,亦完成了对复杂＂自我＂的剖析和探寻。     

在叙述中建构自我

将自己的故事说给别人听的不仅满足了自己倾诉的欲望,也在从中进行着自我建构,这是对叙述者的重新认识。教育所要关注的是,如何通过正确的引导和制度的建立让学生在叙述中通过与他人的交流建构一个坦诚而自信的自我;又在通过叙述的360度的反思中,使自己成为一个自我完善和自我实现的人。     

奈保尔《河湾》的新历史主义解读

从新历史主义审视奈保尔的《河湾》,作者自我文化身份的复杂“自我塑造”对该文本的建构产生了决定性影响.奈保尔在叙述策略上采用异乡人视角和西方意识形态立场,使文本叙述陷入分裂和自我悖反的尴尬境地.作品在宏大的历史叙事中有意选取非洲民族革命中一些负面历史作为“故事”链元素,建构具有特定意识形态的历史叙事模式,在客观上去除了非洲民族解放的革命性和神圣性,成为其备受争议的根源.     

《离岸人》中的叙述分层与跨层冲突

华裔作家丽萨·康创作的《离岸人》是由三重叙述分层组成的嵌套型叙事结构，故事外叙述层的异故事叙述者以外聚焦视角设置叙述框架，故事内叙述层的全知叙述者以零聚焦视角展现主人公的生活境遇，元故事叙述层的第一人称叙述者以内聚焦视角展现主人公面临的伦理困境与无奈之下作出的伦理选择。小说中的叙述跨层由叙述者或人物跨越自身所处叙述层并入侵其他叙述层产生，叙述者与人物的抗衡与牵制产生了一系列跨层冲突，不但导致文本解读的多重可能性，而且投射了现实世界中的移民政策、身份错位与文化冲突等族裔问题，引发社会深思。     

鲁迅自我小说的叙述代言人解析——《头发的故事》与《在酒楼上》之比较

从叙述者的角度来看,鲁迅先生的自我小说《头发的故事》和《在酒楼上》凸显了叙述者的特征,即采用叙述代言人的方式来结构全文。叙述者与接受者身份的相互转换、作者自我的分裂和人物限制视角的使用,都体现了鲁迅先生在叙事策略上的高明之处,为自我题材的小说创作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教育叙事研究的叙述者及其功能

教育叙事研究是对教育故事的重新叙事,不同叙述者因其对故事的理解不同,其叙述的方式及对意义的阐释也表现出一定的差异性。所以,教育叙事研究必须明确叙述者的存在形态及其功能特点,以便更有效地实现教育叙事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故事与认同

讲故事有利于认同的建构,那些世代流传的故事就是人们拥有同一认同的核心所在。故事用一种连续的方式与世界、与历史连接。通过故事,人们感受或体会着以故事的内容为参照的世界。故事的叙述者把自己排除在经验之外,从而向世界寻求材料,目的是证实一种与世界相对的认同。故事把人类经验体现出来,建构属于个体或集体的认同。     

狂人的臆语——《狂人日记》新阅读

所有的叙事作品都有一个叙述者，他是一个叙述行为的直接进行者。小说作为文学的一种艺术样式，这种叙述行为体现于小说中便成为通过对一定叙述话语的操作与铺展．最终创造了一个叙事文本。我们便是依赖于这位叙述者的叙述而接触到这个故事。“叙述者是我们在同叙事作品的文本相照面时所最先接触到的”。由此可见在叙事文本中叙述者所处地位的非一般性。本文正是抓往小说叙述者这一西方叙述学意义上的叙述关键点之一来对鲁迅小说《狂人日记》进行某种形式分析，试图发现其中独特的叙述艺术。这也可看成是全新解读《狂人日记》的一种尝试。     

叙述者话语权威的衰落：从权威化到不可靠的叙述者

同一个故事可以由不同的叙述者来叙述,而由谁来叙述、如何叙述正是叙述者的话语权的体现,从这个意义上说,叙述者也是话语争夺的场域。从非人格化的叙述者到人格化的叙述者再到不可靠的叙述者的转变过程,说明叙述者的话语权威在文学史演变过程中逐渐衰落。     

可靠与不可靠：《品质》叙事艺术浅探

《品质》①作为一篇叙述者与人物存在于同一个故事层面的“同故事叙述”②文本．高尔斯华绥选择了一个独特的叙述者“我”充当叙述故事的角色。受传统叙事学理论的影响,大多数教师在教学这篇小说时．对叙述者的这种独特性关注得不够．致使文本的阅读意义与教学价值受到一定的消解。     

面具下的叙述:美国黑人女性小说作者型叙述声音的权威

20世纪70年代以前,由于社会历史语境的限制,黑人女作家只能选择适合自己的有限叙述策略来讲述女性的故事。为了建构自己声音的权威,黑人女性小说家在该时期主要采取了作者型叙述交流模式。这种模式一方面模糊了叙述者的种族与性别身份,另一方面第三人称作者型叙述声音模仿历史叙述,显得相对客观,有利于建构黑人女性声音的可信度,从而有利于建构女性声音的权威。左拉·尼尔·赫斯顿、波勒·马歇尔和托妮·莫里森都是带着这种性别模糊的"他"面具,偷偷参与以男性为主宰的社会话语权威建构。     

从冲突到妥协——《赫索格》之叙事学研究（英文）

在《赫索格》中,索尔·贝娄运用了一个全知叙述者和人物-叙述者赫索格,来讲述故事。尽管作者主要通过内心独白、自由间接思想和心理叙事等意识流技巧来讲述故事、揭示赫索格的内心世界,但赫索格却是一个不可靠叙述者。叙事视角的转换和不同人称（＂他＂、＂你＂、＂我＂）之间的转换表明了赫索格之言说自我、内在自我和分裂自我。在小说末尾,赫索格终于战胜了自我,平静地回到了路德村,这种环形结构式该小说的叙述特色之一。     

重新审视可靠性:《孔乙己》叙事艺术解读

《孔乙己》故事的叙述者小伙计“我”既是叙述主体,同时也是故事中的人物,由于叙述者处于多重关系与多重身份之下,其叙述的可靠性问题长期困扰读者。重新梳理叙述者的不可靠性事实,寻绎曾经被忽略了的叙述者的意义功能,探讨不可靠性所激发的作者与读者活动,体会作者鲁迅作为修辞的叙事技巧。     

学校心理辅导的叙事方式

叙事辅导是应用叙事方法开展心理辅导的辅导方式。它通过来访者叙说自己的故事，倾听自己，理解自己，使认知、情绪和精神领域得到探索，并创造出以前没有的东西：自信，自我价值，生活动机。叙事辅导的主要原理在于人是个体生活故事意义的建构者，可以通过自我多声音的对话，解构旧故事，建构新故事。学校叙事辅导可以通过面谈、阅读与写作等方式，引导学生实现故事和新的生活意义的建构。     

中国现代小说的叙述精神

中国现代小说的叙述精神是独具的，它既不同于古典小说，也与当代小说和外国小说有所不同。从叙述者与故事关系的远近看来，中国现代小说的叙述者离故事最近，叙述者就是故事的主人，故事的参与者和制造者。古典小说的眼光专注于历史，新时期小说一边关注现实，一边凝视着历史。现代小说专注于现实，故事多叙时事，叙述多用现在时态，现代小说家以小说参与历史发展和社会改造的意识，比外国小说更加直接     

鲁迅与郁达夫小说中的第一人称叙事文本比较

在阐述第一人称叙事定位基础上,从第一人称叙事文本中的＂同叙述者＂与＂异叙述者＂、＂外叙述者＂与＂内叙述者＂、＂叙述自我＂与＂经验自我＂等三方面比较分析了鲁迅和郁达夫第一人称叙事文本的差异。     

突入历史的个人言说

历史是一种先于文本的客观存在,它因时间的不可逆转性而成为"非叙述、非再现"的,任何历史叙述都只能是叙述者立足于现时视野的再创造.在这一创造过程中,叙述者个人的价值立场决定着历史图像的面目.李锐的<银城故事>即是立足于现实对历史进行个人化阐释的典型个案.作家在文本中努力穿透时间的帷幕,从自身作为一个具体的中国人的现实境遇出发,坚持以个人的名义重新叙述历史,完成了对所谓"客观真实的历史"的质疑,将"那些被无情泯灭的生命从历史的谎言中打捞出来",终使个人从历史的重重遮蔽中浮现出来.     

《最后的蚁王》：叙述境界的生成及其蕴涵

有关蚂蚁生活和习性的日常经验,以及有关＂蚁艺＂的民间知识,在作者的内在世界遇合、交融,生长出一种深挚的情意感知,它是最初的创作灵感,也成为文本的诗意之源。作者特殊情意感知的艺术化合与想象,生成超越日常经验—知识的文学叙述。其特殊情意感知在构思及创作过程中持续生长与深化,最终积淀为文本的叙述境界。《最后的蚁王》的叙述境界包括：1.历史追念与生命感伤。个人故事、家族故事及＂蚁艺＂故事,合构为庞阔的历史内容,具备历史感知与生命感知的情意蕴涵。2.精神气节与民族操守。作者刻意将蚁与人、＂蚁艺＂与人品作叙述类比,特意伸张与彰表坚韧、崇高的精神气节;且将＂蚁艺＂与人品置放于中国抗战的特殊历史背景中加以叙述与表现,就此将精神气节与民族操守建构起内在的叙事关联,着意张扬恢弘的民族情怀。     

真实性领导力理论及其启示

通过对真实性、真实性领导和真实性领导力概念的界定,阐释了在真实性领导影响下,下属高度认同组织文化,形成真实性的组织氛围的组织机制.领导者的自我意识和自我监控能够促进真实性领导力的发展.真实性领导力呈现出一种生活故事的取向,并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领导置于其生活经验中的自我相关意义,而这种意义恰恰隐含在领导的生活故事中.     

“霸王别姬”故事系统中虞姬形象演变浅探

虞姬形象在《史记》等历史叙事文本中,作为男性中心写作的符号意义而存在。这一形象在后世的文学创作中不断被重写和丰富,经历了一个从隐到显的文化建构过程。本文结合文本叙述形态与叙述者的性别身份特征,对“霸王别姬”故事系统中虞姬形象的演变进行梳理,以求全面考察其中的文化内涵与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