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史记》、《汉书》的差异看两汉统治者对史学的影响

司马迁的《史记》与班固的《汉书》是我国两汉时期著名的史书。司马迁和班固两人的家世、才学及遭遇都有许多共同之处,然而史学思想却存在着极大的差异。本文分析了这种差异,并从两汉统治者对史学的影响来探考产生差异的原因。     

《史记》“南越列传”和《汉书》“南粤传”篇目比较

本文将《史记》＂南越列传＂和《汉书》的＂南粤传＂篇目进行比较,从而考察司马迁和班固两人在治史方法上的异同。虽然司马迁和班固两人在民族观上态度迥异,但两人的治史都是沿着实证、考证、详实记载的路线发展。司马迁是史学实证的开山鼻祖,而班固则在撰写《汉书》过程中对司马迁的史学实证精神有了一定的继承和发展。     

马班史学思想之异

司马迁的《史记》与班固的《汉书》这两部历史巨著,前者追求“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冲破儒学思想的束缚,抨击暴君酷吏的丑恶;后者则力求“纵其行事,旁贯五经,上下洽通”,为封建统治阶级提供治安良策,巩固维护专制统治。虽然二书均为纪传体,且《汉书》在《史记》的基础上有所发展;但就它们的史学思想而言,马班之异是十分明显的。从现代的角度而言．我们不得不说．班固的思想水平比不上那位先他一百多年的前辈。     

司马迁、班固“循吏观”异同及原因——以《史记》《汉书》为例

司马迁《史记》首创"循吏传",班固《汉书》承袭此体例。司马迁笔下的循吏注重守法敬法,而班固笔下的循吏更注重教化及事功能力。二书"循吏列传"中所记述的循吏各有特点。司马迁与班固家学渊源、个人经历、所处时代背景的不同以及二人政治思想、著述宗旨的差异,是形成二者笔下循吏的不同及其背后不同循吏观的主要原因。     

司马迁、班固货殖论之分野及其历史价值——兼说《货殖列传》非司马迁原题

本文对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和班固的《汉书·货殖传》作了比较分析,指出把班固的《货殖传》说成是“剽窃”司马迁的《货殖列传》的传统说法是错误的,认为司马迁是以人与物质生活的关系作为考察社会经济现象的出发点,而从历史的、现实的关系中寻找“通古今之变”的归缩。班固是以“贵谊而贱利”作为出发点和归缩。《货殖列传》是一篇经济名著。《货殖传》是一篇“安贫乐道”的教材。作者认为,班《传》符合中国封建政治经济的需要;但如果循着史迁的理论走去,中国古代经济史将不是长期停滞的历史。本文还列举大量史料说明《史记·货殖列传》并非司马迁原题。“货殖”一词是班固强加给《史记》的。     

从神到人——由《史记》到《资治通鉴》看刘邦形象的演变

兰州大学文学院王可端在《从神到人——由《史记》到《资治通鉴》看刘邦形象的演变》一文中指出：《史记》、《汉书》与《资治通鉴》是我国著名的三部史学和文学著作。《史记》、《汉书》对圣人进行神学渲染中,数刘邦最多。在世袭制社会中。刘邦以一介平民而成为天下帝王．当时的人们是很难理解的。司马迁与班固都试图为其寻找合理性．二人虽然都描写过有关刘邦的一系列异闻,但二入的出发点却不同,司马迁描写神秘文化是为了探寻刘邦成功的原因．而班固却是为了维护封建统治,为刘邦建国登基寻求合理性,作神学宣传,强调天意或天命。     

应科学地评价<史记>和司马迁的史学成就

汉代著名史学家司马迁及其名著《史记》,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上有重要影响。解放后所有文科著述教材 ,都对司马迁和《史记》作了高度评价 ,罕见有对司马迁的史学思想和《史记》的成就与不足作一分为二的认真评述的。如果对大量的史料加以分析 ,即可见《史记》既有重大成就 ,也有严重失误。《史记》诸多失误的产生有其历史原因     

司马迁、班固义利思想比较

由于西汉武帝年间经济政策的转变、儒学思想的强化，两汉人对待义、利的态度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司马迁、班固承此影响。在《史记》、《汉书》中虽然都为货殖立传，但目的不同，所表现出来的义利思想亦存在有差异。司马迁重货殖，倡导义利并重，班固主张以礼法约束货殖，强调重义轻利。     

透过《史记》、《汉书》论赞序比较司马迁、班固思想之异同

《史记》的“太史公曰”与《汉书》的“赞曰”都是司马迁与班固的直接议论之词．这些论赞序很好地反映出他们各自的思想观点。本文透过两书的论赞序．比较司马迁与班固在学术思想、历史观、历史人物定位、天道观等思想方面上的异同。     

应科学地评价《史记》和史马迁的史学成就

汉代名史学家司马迁及其名《史记》，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上有重要影响。解放后所有科述教材，都对司马迁如《史记》作了高度评价，罕见有对司马迁的史学思想和《史记》的成就与不足作一分为二的认真评述的。如果对大量的史料加以分析，即可见《史记》既有重大成就，也有严重失误。《史记》诸多失误的产生有其历史原因。     

观其文章 想见人德——从《报任少卿书》看司马迁

太史公司马迁的《史记》开创了我国传记体的史学,同时也开创了我国传记体的文学.司马迁创作的这部伟大作品,奠定了他在我国文学史上的地位,使他列于世界伟大作家之林而无逊色.《史记》以它丰富而深刻的思想内容与高度的艺术成就,对后世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两千多年来,它一直是史学家和文学家学习的典范.不过历史上的文人学士对《史记》的认识和评价也并不完全一致,也并非是毫无微词的.东汉时期的班彪、班固父子就曾指评《史记》“是非颇谬于圣人”.的确,司马迁在《史记》中对所记述的历史事件或历史人物所持的判断是非的观点或所表现的爱憎态度,是有些“离经叛道”的.其实,这正是司马迁超越同时代作家,思想进步的一面.     

论《史记》与《汉书》对董仲舒叙述的不同

董仲舒在《史记》与《汉书》中都有传,但有很大的不同。《史记》是合传,《汉书》为其单独列传;司马迁对董仲舒并没多少的正面评价,而班固却称其为"王佐之才";司马迁仅简述了董仲舒的一生,班固为董仲舒增加了许多生平。究其原因,司马迁和班固的家庭及时代的背景等都不同。     

班固“误读”《史记》原因解析

班固称赞司马迁"有良史之材,"<史记>是"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之作,同时又批评司马迁"非谊士",<史记>有"史公三失".这种矛盾是由于班固在写作中,因无法摆脱司马迁的影响而产生焦虑,进而"误读"<史记>所致.     

略论汉惠帝的缺位与复位

西汉孝惠帝缺位于司马迁《史记》,而班固在《汉书》中专门为其增立《惠帝纪》,对于这个问题很多学者已经进行了探讨。本文通过《史记》、《汉书》中涉及汉惠帝相关篇目的细读,在史学视角与文学视角进行对比之后,窥见出《史记》发展到《汉书》,史学性增强而文学性减弱。     

论司马迁的经济思想与汉武帝时期的经济措施

司马迁在《史记》里创立了经济专篇《平准书》和《货殖列传》，这在中国史学上具有开创必一。它不仅体现了司马迁超前的经济意识和先进的经济思想，也体现了与汉武帝经济措施的矛盾和分歧。     

学习和怀念——读李长之先生的《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

李长之先生的《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一书重新出版了,这对我们研究司马迁和《史记》来说,是很有意义的。长之先生的这本书是我国第一部全面介绍和评价司马迁及《史记》的专著。长之先生在这本书里,以他特有的优美的笔调,高度评价了司马迁和《史记》,并从哲学、史学、美学、文学的角度全面分析、论证了司马迁及《史记》的思想和艺术。全书充满了闪光的语言、精辟的论断、深刻的论述和翔实的引证,尤其是其中许多富于开创性的见解,更给人以无限的启发。以后的有关司马迁和《史记》的论著中的不少的论点,都可以从长之先生的这本书里找     

《史记·酷吏列传·杜周传》《汉书·杜周传》异辨

周是汉武帝时代政治舞台上极为重要的人物。司马迁、班固为这样的政治人物立传,却各具匠心。《史记·酷吏列传·杜周传》与《汉书·杜周传》相比较,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差别:一是形制有别,二传皆为纪传体,但形制稍有差别,司马迁将杜周与其他酷吏合为一传,而班固并没有把杜周列入《酷吏传》,却另为《杜周传》。二是取材有别,司马迁单取杜周事迹,连缀为传,而班固却附记杜周子嗣,资料丰赡。三是立意之别,司马迁主要着眼于个体之"士"与大历史观,认为杜周是依赖于汉代酷吏制度而存在的,班固则着眼于宗族发展和西汉历史,认为杜周是武帝时代极为重要的政治人物,也是杜陵杜氏家族的崛起者。     

班固对司马迁优良传统的继承——读《再建丰碑：班固与〈汉书〉》

陈其泰先生《再建丰碑：班固与〈汉书〉》一书“从文化视角研究史学”,详细梳理了班固的创作历程与史学成就,并清晰展现了班固对司马迁优良传统的继承。这种继承关系主要表现在史书体例、撰述方法和史学精神三个层面。首先,班固立足于《史记》纪传体体例,断汉为史,取消“世家”,形成了以纪、表、志、传为核心的纪传体断代史格局;其次,班固依靠皇室藏书与内府档案,继承司马迁穷搜冥讨的撰述方法,广泛收集了西汉时期的历史文化资料;最后,班固延续了司马迁重人事而远鬼神的人文主义精神和“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精神,在深刻揭露帝王沉湎鬼神迷信的同时,也严厉抨击了西汉统治阶层的腐化堕落。     

视角新颖考论精湛--读《司马迁学术思想探源》

按照传统的分类方法,中国典籍可分为经、史、子、集四类。从表面上看,《史记》属于史部,但历代学者在谈论《史记》的文化品质时,又常常把《史记》归入子部。这是为什么呢?笔者以为,这与司马迁为《史记》树立起“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司马迁《报任少卿书》)的标尺相关,与他借《史记》承担“原始察终,见盛观衰”(《史记·太史公自序》)的思想相关。从这一意义上讲,深入研究司马迁的学术思想应该是《史记》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文化史上,《史记》堪称是雄视千古的杰作。它的出现不但打破了已有的史学秩序,而且为中国史学…     

司马迁与班固历史观的异同

比较司马迁与班固在历史观上的差异,对于研究《史记》、《汉书》乃至两汉历史有重要意义。以天人关系、封建正统史观、历史进化、经济观点为着眼点,并分析原因,力图找到学习两汉历史的门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