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底层叙事”的情感评价

文学创造是以艺术真实反映生活,又以情感评价裁判生活的方式来实现其价值功能的。“底层叙事”作为书写当下社会底层弱势群体生存境况的新兴文学范式,其情感评价体现出“尚苦”、“尚恶”和“尚苦”更“尚善”的倾向,而前者还是更普遍的倾向。这两种倾向融进了作家的审美价值倾向,呈示着不同的意义,对接受者必然产生不同的精神引导,并且影响着“底层叙事”价值的实现。情感评价成为认识“底层叙事”文学价值的重要标准。     

文学面对现实的两种姿态——以"底层叙事"为例

当“底层”成为一种“叙事”,说明文学已经形成一股思潮,而这在实质上是惯以社会良心自命的人文知识分子正被迫对他们生存其中的严重现实作出了反应。知识分子为弱势群体表达集体诉求以维护社会公正和社会的平衡稳定,有两种表诉方式：“为老百姓写作”和“作为老百姓的写作”。这两类写作的主体有“知识分子”与“作家”之别。两种“底层叙事”的小说代表作有《那儿》、《负一层》、《锦衣玉食的生活》等。     

底层文学中的空间叙事——底层文学空间结构的内部构成

新时期以来,叙事学理论中空间叙事的研究视角为更多的文学研究者所接受。一方面空间是客观存在——人的生存实质上是在空间中的生存;另一方面,空间也通过人的感知而存在——"被经历的空间"。而关注底层弱势群体的物质和精神所遭遇的种种困境的底层文学,也同样关注其生存空间,这就为我们从空间叙事的角度研究底层文学提供了可能。     

苦难叙事与底层珍珠——陶丽群小说集《被热情毁掉的人》评析

壮族作家陶丽群多年来执着于底层写作,其小说关注的是身边一群“被生活所遗忘”的人。她的叙述方式与一些“极力穷尽苦难”的作家有着实质性的区别,她善于在平实的苦难叙事中展现底层人物对生命的珍爱与人性的向善,既彰显了作者底层叙事的独特性,也体现了作者对现实苦难的反思和关怀弱者的道德立场。     

底层叙事的策略与困境

作为底层叙事的两部力作,《那儿》与《好大一对羊》有着相同的表层结构与话语方式:从表层来看,两篇文本都以“拯救”过程作为主线,以彼岸意象作为终结,在解蔽本土现实的同时解构了改革话语.而文本深层的底层仿像,则体现了真实性、普遍性的创作追求与标本化、符号化的叙事手法的内在矛盾.因此,底层叙事依然“在路上”——它的叙事策略与话语困局既体现了知识分子与底层接触的困境,也体现了中国本土现代性的困境.     

余华《第七天》的底层叙事策略研究

余华作为有底层情怀的作家之一,在其作品《第七天》中,通过对底层小人物生活状态的描绘,为底层人强势发声。在叙事策略上,余华运用了亡灵视角、荒诞风格和诗意语言等叙事策略进行底层书写。通过亡灵视角将生死两个世界衔接,突出底层人的无力与绝望。通过荒诞的风格讽刺了社会麻木不仁等现象。同时又运用诗意的语言给予底层阶级爱的幻象。从以上叙事策略中可以看出余华的人道主义精神与他的底层情结,同时可以得出其底层叙事的价值所在,也是本篇论文的意义所在。     

底层的苦闷及其消解——评铁凝的《春风夜》

当下中国的底层叙事已经过早地模式化了。这既表明了新兴的中国底层叙事似乎有点未老先衰的迹象,同时也暗示了当下中国小说家艺术创造力的衰歇与萎顿。一种叙事的过早定型,与从事这种叙事的创作群体的趋同心理有关,这种趋同心理中其实隐含了某种创作惰性。古人云驾轻就熟、轻车熟道,殊不知“熟”中隐藏着“轻”的弱点,     

论“底层文学”创作困境与发展的可能

“底层文学”创作是新世纪以来文学界的一个重要现象.“底层文学”创作也面临着一些困境,这主要体现在三点：过度的苦难叙事、城乡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以及对故事的过分追求.“底层文学”创作困境的形成有着复杂的成因,要改变这种创作困境,应该从世界文学创作的宝贵经验中吸取精神资源和营养.     

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的女性小说创作嬗递

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女性小说创作经历了复苏、发展、转向、拓展四个阶段,它们又分别表现为充满“人道”情怀的启蒙叙事、充满女性意识的性别叙事、充满“私语”特征的身体叙事、充满女性气息的底层叙事与历史叙事.     

底层镜像的诗意呈现——解读贾樟柯的《三峡好人》

贾樟柯的《三峡好人》以冷静的镜头,值绎了底层叙事的原生态图景。同时,《三峡好人》并不停留在底层生存的还原层面,在冗长的底层叙事中,还不断地溢出诗意的细节。废墟上的婚姻故事带有“倾城之恋”的情调,旁逸斜出的“臃余”诗意增添了影片的趣味性和主题的丰富性,自然浑成的潜在意义结构使得影片的底层故事具有理性思辨的深度。《三峡好人》看似漫不经心,实则是苦心孤诣编排的一部经典影片。     

底层无声——由李约热的小说《青牛》和曹征路的《霓虹》所引发的思考

底层叙事近几年来在文坛掀起热潮,如李约热的《青牛》、曹征路的《霓虹》都可说是这方面的代表作。知识分子作家出现这样一种文学创作倾向可以说是对文化自觉的实践,是作家对当下现实的自觉的、迫在眉睫的回应。但是需要警惕的是,这样一种底层叙事到底是"底层"在"叙事",还是为"底层"而"叙事"?作家怎样才能摆脱一种高高在上的写作叙事姿态,让底层发出真实的声音,这是我们更应该注意的问题。     

2008年度中国短篇小说创作一瞥

论文是对2008年度中国短篇小说的整体创作状况所做的概括性描述和评价。从取材和主题上看,本年度的短篇小说主要集中于底层经验、现代生存感受和“文革”记忆三大方面。而从叙事形态上看,则主要有传统化叙事、诗化叙事和实验性叙事三大类型。     

城乡两域·底层视角·苦难叙事——论转型期以来的“乡下人进城”叙事

“乡下人进城”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中国现代化浪潮推动下出现的一大特殊社会现象,对这一现象的叙述也成为很多作家关注城乡冲突的最好视角,并逐渐形成了以进城乡下人为描写对象的文学创作潮流。挖掘转型期以来的“乡下人进城”叙事文本,可见这一叙事形态具有以下三个特征：一是城乡两域的叙事空间;二是融入底层的叙事立场;三是关注苦难的叙事主题,呈现出独特的叙事特征和文化价值。     

《高兴》:性别视域下失语者的代言

后殖民理论主将斯皮瓦克认为"底层人"既是社会弱势群体又是"不能说话"的哑言群体,他们只能作为失语者被代言。贾平凹的《高兴》就是失语者的代言,在有意为刘高兴等男性进城农民工真情代言的同时,在叙事方式及结构设计、女性形象塑造、语言运用等方面无意遮蔽了女性进城农民工的现实处境和话语权利,但也恰恰是有意的代言与无意的遮蔽揭示出了底层人,特别是女性生存状态的本质,把底层写作推向了新高度。     

底层叙事的广阔空间

提起底层叙事,有人说,那空间太狭窄了,写写苦难而已,粗制滥造,缺乏文学性。其实,只要认真读一读近年来底层叙事的文学作品就会发现,从底层叙事的作品内容来看,不仅有苦难叙事,还有超苦难叙事、非苦难叙事;从底层叙事的作品形式来看,运用多种新的叙事方式,并以丰富多彩的民族化磁石予以磁化：底层叙事有广阔的空间。     

叙事的基因变异：2007年度中篇小说观察

综观2007年的中篇小说,其叙事编码的基因变异是非常突出的特征,尤其是“底层叙事”的结构性变化。以方方的中篇小说《万箭穿心》为代表的“底层叙事”的基因突变,让我们看到现实主义文学摆脱了以往的陈旧模式,不再固执地以工农阶层的代言人自居,以简单的二元对立式的思维去看待社会现实,就这一点而言,确实意义非凡。而以叶广芩的中篇小说《三击掌》为代表的历史叙事在叙事模式上的觉醒,以及宁肯、马叙的先锋叙述的话语调整,和滕肖澜、鲁敏的都市文学、乡土文学的话语流变,无不显示着2007年小说在深层结构上的种种变化与革新。基因的突变,预示着物种的进化与成长,而文学的发展亦如是。     

王祥夫底层叙事中的“中国故事”——以小说集《狂奔》、《驶向北斗东路》为例

“底层叙事”是随着社会转型而逐渐形成的一股以底层为描写对象,关注民生的文学思潮。王祥夫是当代底层文学的代表作家之一,新时期以来他执着于卑微人生的关注,擅于运用富有中国韵味的艺术手法描绘底层个体琐碎的日常生活,讲述当代独特的“中国故事”,并从中发现存在的社会问题。而且他还特别深切地关注底层社会的精神状况,深入底层人民的精神世界去探究人性的复杂性。     

民办高等教育研究的思维局限性及改进策略

“模式论”的泛化给民办高等教育研究带来了一系列弊端。由于受限于研究者的诸多主体因素,研究中的“伪求异思维”非常盛行,这使得研究者对民办高等教育特质的强调变成了一种无所指涉的“宏大叙事”。面对这种现状,如何从“常识式的学术表达”中解放出来,习得“底层叙事”的意愿和能力,是合理考量民办高等教育的关键,也是提升民办高等教育研究水平的重要路径。     

为了营造健康的文学生态——关于文学人民性问题的随想

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文坛“白领文学”、“痞子文学”、“美女文学”、“身体写作”等纷纷现身,其“富贵气”越来越浓重,底层关怀越来越淡漠,文学的人民性日益贫弱和消失。尽管作家、评论家对文学的人民性有不同的阐释,但是关注大多数底层民众,为他们代言,始终是中国新文学的伟大传统。在当今追求公正、正义、效率、合理、法制和道德的社会环境中,积极应对文学思潮的异变,以“人民性”为旗帜,正视底层,正视民间,正视草根族,正视弱势群体,关注人民大众的喜怒哀乐,消除文学的“富贵气”和“时尚化”等负面影响,营造健康的文学生态环境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为此,本刊约请湖北大学、南京大学、安徽师范大学几位学者撰写文章对此进行讨论。     

附庸在人民性的边缘

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文坛“白领文学”、“痞子文学”、“美女文学”、“身体写作”等纷纷现身,其“富贵气”越来越浓重,底层关怀越来越淡漠,文学的人民性日益贫弱和消失。尽管作家、评论家对文学的人民性有不同的阐释,但是关注大多数底层民众,为他们代言,始终是中国新文学的伟大传统。在当今追求公正、正义、效率、合理、法制和道德的社会环境中,积极应对文学思潮的异变,以“人民性”为旗帜,正视底层,正视民间,正视草根族,正视弱势群体,关注人民大众的喜怒哀乐,消除文学的“富贵气”和“时尚化”等负面影响,营造健康的文学生态环境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为此,本刊约请湖北大学、南京大学、安徽师范大学几位学者撰写文章对此进行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