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网络与知识流动驱动区域创新能力提升路径

为厘清区域创新网络与知识流动两个层面协同助推区域创新能力提升的复杂作用机制,并克服传统统计分析方法倾向于关注单个要素净效应的问题,基于组态视角的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方法,整合创新网络层面与知识流动层面的6个要素,以我国29个省份为案例样本探索驱动区域创新能力有效提升的组态构型与发展路径。结果发现,单个要素并不构成驱动高区域创新能力的必要条件,同时,高知识扩散在解释区域创新驱动原理时扮演更为普遍的角色;高区域创新能力的驱动组态路径有3条,即高知识流动下的创新网络均衡型、高知识流动下的网络链接主导型和知识扩散-网络规模主导型;创新网络四要素在解释区域创新驱动机制时存在替代关系,产生非高区域创新能力的组态路径有4条,且与产生高区域创新能力的组态之间为非对称性关系。     

鱼与熊掌可以兼得吗？——营商环境对创业数量和创业质量的影响研究

我国创业活动数量和质量呈现区域差异的特征,塑造激发创业活动数量和质量协同增长的营商环境是缓解这种差异、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营商环境对创业活动数量和质量的影响机制有何不同,是否存在一种或几种营商环境组态能够同时产生高创业数量和高创业质量,这是目前学界尚未厘清的问题。基于组态视角,本文采用NCA和QCA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以31个省份为研究案例,分别探究营商环境单个要素是否是产生高创业数量或创业质量的必要条件以及营商环境组态下产生高创业数量和创业质量的不同路径。结果发现：单个营商环境要素不构成高创业数量或高创业质量的必要条件,但提升人文环境对于高创业数量/高创业质量的产生发挥普适作用;产生高创业数量有1条驱动路径,即人文—市场驱动型;产生高创业质量有2条驱动路径,即人文—政务驱动型和人文—法律政策支持下市场驱动型;存在1种营商环境组态可以同时产生高创业数量和高创业质量,即高市场环境、高政务环境、高人文环境为核心条件,辅以非高法律政策环境为边缘条件。研究结果为揭示促使区域创业数量和质量协同发展、缩小区域间创业活动差异的营商环境组态实现路径提供理论指导。     

制度组态视角下数字生态激发创业活跃度的多元路径——基于NCA与fsQCA的研究

如何优化数字生态环境激发区域创业活跃度是亟待解决的重要管理问题。本文基于制度逻辑理论,采用必要条件分析（NCA）与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方法,以中国31个省区市为案例,检验了数字政府、数字基础、数字经济、数字能力与数字社会5个条件对区域创业活跃度的组态效应。研究结果表明：数字政府、数字基础、数字经济是区域创业活跃度的必要条件,其重要性程度依次为数字政府、数字基础与数字经济。存在“政府统筹—市场决定型“”政府赋能—市场调节型“”市场调节—社会助力型“”政府统筹—社会助力型”4类产生高创业活跃度的制度组态。存在3类产生非高创业活跃度的制度组态,呈现出以下2个特征：数字生态中各要素均表现不佳;在缺少政府统筹或赋能的情况下,即使市场发挥调节作用,也不能产生高区域创业活跃度。研究揭示了数字生态影响创业活跃度的多元路径,对优化地区数字生态环境,更好激发市场主体创业活力具有重要的实践启示。     

制度复杂性、创业导向与创新型创业———一个基于跨国案例的组态分析

创新型创业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如何提升创新型创业水平是中国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基于制度复杂性和创业导向理论,本文提出了探究创新型创业驱动路径的整合性分析框架,并且采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对全球50个经济体进行组态分析。研究发现：(1)政府政策、金融资本、创业教育、创业文化、风险承担性和创新性,均不是产生高创新型创业的必要条件,但加强创业教育对高创新型创业的产生发挥着较普适的作用。(2)3条路径可以产生高创新型创业,包括政府主导下的教育驱动型、政府与文化助力下的资本-教育-风险承担驱动型和文化主导下的资本与教育驱动型,不同路径代表着不同经济体高创新型创业的多重实现方式。(3)5条路径导致非高创新型创业,并且与产生高创新型创业的路径存在非对称关系。本文的研究结论有助于揭示多因素并发影响创新型创业的复杂因果机制,深化对制度复杂性的认识,并为提升中国创新型创业水平提供有益的政策启示。     

基于信息化水平的制造业企业工艺创新能力形成路径研究

基于以往文献研究,考虑了制造业企业信息化与工艺创新能力的关系,建立了基于信息化水平的制造业企业工艺创新能力形成路径的理论模型;在此基础上,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实证分析了六大信息化水平要素对制造业企业工艺创新能力各要素的具体作用路径。研究表明,信息化水平通过其来源要素对工艺创新能力各构成要素产生影响,进而对工艺创新能力的提升产生影响。     

科技成果转化政策供给与政策协调的组态效应

科技成果转化是新产品乃至新产业的基础,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机制。如何优化科技成果转化政策以促进区域成果转化是有待回答的重要问题。鉴于中国不同层级政府网络间的政策体系以及区域技术资源等差异产生了复杂的成果转化条件,本文立足整合视角框架,综合运用CFA和fsQCA方法,使用中国湖北、广东、上海、浙江四个地区160家转移机构的调查数据,基于地区技术资源和机构组织情境,检验了政策供给、政策协调、技术来源、机构实力、身份自洽5个条件对成果转化成效的组态效应,以及不同组态对转化成效的影响。研究发现：（1）单个成果转化要素条件并不构成成果转化高成效产生的必要条件,但是政策协调在产生成果转化高成效上发挥着关键作用;（2）任何一种理论视角都无法充分地解释成果转化,无论是制度视角,还是资源视角或组织视角,综合不同的视角才能够提供合乎情理的解释。（3）3种成果转化条件组态可以产生高成效,分别是政策供给的中介实力型、政策协调的技术资源型和政策协调的身份自洽型。不同的条件组合代表成果转化高成效实现的不同方式。本文也分析了4种导致成果转化非高成效的组态,它们均呈现出政策条件要素的缺失。本文从整合组态视角探究资源与组织背景下科技成果转化政策供给、政策协调对于科技成果转化成效的影响,研究发现对揭示中国科技成果转化高成效的政策条件实现路径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区域特质、创新模式与提升路径——以河北省科技创新为例

本文以河北省为例详细研究了区域特质与创新模式的动态关系,以及提升创新能力的路径.首先分析了影响区域创新能力的三要素即核心因素、紧密因素和相关因素以及在区域创新体系中的功能;接着详述了地理位置、资源禀赋、产业结构、文化传统等与区域创新能力的关系,认为区域特质决定区域创新模式,并总结了我国区域创新的四种模式;最后提出了提升区域创新能力的主要路径.     

区域核心竞争力与全要素生产率的动态关联性研究

研究区域核心竞争力与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分析构成区域核心竞争力的创新能力、技术水平、经济结构、企业竞争力、制度环境和协调能力等对全要素生产率变动的影响。在理论分析基础上,借助随机前沿模型和超越对数生产函数,将构成区域核心竞争力的主要要素纳入到效率方程中,对全国31个省区市的核心竞争力状况进行实证研究,分析其对全要素生产率变动的影响程度。研究表明,区域核心竞争力提升必然反映为全要素生产率变动。     

对口支援、招商引资与区域创新能力提升——基于对口支援三峡库区的案例研究

具有中国特色的、为促进特定地区发展而实施的对口支援政策，对破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难题具有重要作用，但也面临从“输血”到“造血”的转变。招商引资是受援地区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重要路径，如何提升受援地区创新能力备受关注。本文以三峡工程对口支援政策受援地、位于三峡库区核心地带的万州区为区域案例对象，首先分析对口支援政策下招商引资与区域创新能力的关系并建立研究框架，然后从5个对口支援万州区的企事业单位案例出发，分析对口支援政策下招商引资对区域创新能力提升的影响路径。研究发现，招商引资精准匹配对口资源政策，对受援地区知识流动、技术创新、创新绩效和创新环境产生全面影响，其影响机理主要通过精准承接产业转移、精准识别企业特征、精准发挥禀赋优势、精准整合创新要素来作用于区域创新。本文的研究结论丰富了区域创新理论，对于进一步完善和优化对口支援政策具有参考意义。     

制度环境、动态能力与高管认知影响中小企业朴素式创新的组态效应

本文以16家中小企业为样本,从制度-能力-认知3个层面出发,采用fsQCA方法对制度环境、动态能力和高管支持的组态效应进行分析,揭示影响企业朴素式创新产生的多重并发机制。研究发现：第一,机会识别能力是朴素式创新的必要条件,缺乏高管认知是阻碍朴素式创新形成的必要条件。第二,驱动朴素式创新的路径有3条,包括良好的制度环境和高机会识别能力的组态,高机会识别能力、高整合重构能力、高组织柔性和高管认知的组态,高组织合法性、高机会识别能力、高组织柔性与高管认知的组态。各路径中的要素在解释朴素式创新时存在互补和替代关系。第三,抑制朴素式创新的路径包括2条,即当高管认知缺失时,只要动态能力缺失或者制度环境缺失,便会制约朴素式创新。     

基于tsQCA方法的制造业绿色技术创新能力多元提升路径研究

绿色技术创新能力既是推动我国制造业迈向“中国创造”的重要战略引擎,亦是我国冲破资源束缚走向高质量发展之路的关键要素。本文以中国30个省、市、自治区为案例,基于组态框架,运用tsQCA方法厘清影响制造业绿色技术创新能力要素间的协调联动关系,剖析导致不同区域制造业绿色技术创新能力差异的多重并发因果机制与多元路径。研究表明：(1)高绿色技术创新能力的组态有三种,包括人力-经济资源下资金基础主导型、多元综合主导型与经济-自然资源下技术转化主导型,经济资源投入是制造业绿色技术创新能力提升的主要推动力；(2)非高绿色技术创新能力的组态有四种,人力资源短缺是抑制中西部地区制造业绿色技术创新能力提升的主要因素；(3)高与非高绿色技术创新能力提升路径存在非对称性。     

区域创新的驱动因素组态与路径识别---基于中国31个省市的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

创新能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因素之一。基于组态视角,以中国31个省市作为案例分析样本,运用fsQCA方法探讨区域创新能力的驱动因素和因素之间的互动关系。研究发现：高技术是驱动区域高创新水平的必要条件,高技术人才和高技术企业是推动区域创新水平提高的必要条件;形成区域高创新水平的驱动路径共有5条,非高创新水平的驱动路径有4条,两者存在非对称关系;在特定的客观禀赋条件下,政府投入、市场、组织等驱动因素之间具有替代关系,可以通过互相替代以“殊途同归”的方式提升区域创新水平。研究结论有助于深化对我国区域创新水平提高背后多因素间复杂互动本质的理性认识,可为实现区域创新驱动发展提供有益的借鉴与启示。     

创新生态系统视角下区域创新绩效提升路径研究

本文基于区域创新生态系统理论框架,以中国31个省份为案例样本,从组态思维出发,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系统考察创新主体、创新资源、创新环境、协同创新、系统开放这5个要素的协同联动机制。研究发现:产生高区域创新绩效的路径有5个,其中4个路径的部分前因条件存在潜在的替代关系。此研究发现可以帮助创新绩效低的区域通过评估本地区已有的条件禀赋,"因地制宜"地调整其在各自创新生态系统中的策略,有针对性地分配创新要素,使区域创新从局部优化走向组态协调。     

欧盟区域政策对葡萄牙国家科技创新能力的影响

欧盟区域政策是缩小成员国地区差异的重要政策工具,对葡萄牙的国家发展能力,尤其是科技创新能力产生了影响。本文采用历史制度主义的研究方法,对不同阶段欧盟面向葡萄牙的区域发展政策以及葡萄牙国内的对接政策进行比较分析,并对1986—2015年葡萄牙科技投入与产出情况及其国家创新体系演进历程进行了归纳梳理。本文认为,欧盟区域政策通过宏观目标与政策引导以及持续提供不断优化的经费投入,促进了葡萄牙国家科技创新能力的提升;并认为该案例对一个国家借助国际组织力量提升其科技创新能力,以及对中国进一步优化区域科技创新政策具有启示与借鉴意义。     

风险投资市场活跃度的影响因素及增强路径 ——基于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

为丰富关于区域风险投资市场活跃度实现路径的理论分析，构建“供给-需求-环境”分析框架，以中国31个省份为例，采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法，基于组态视角分析风险资本深化、区域创新能力、政府支持力度、科技中介规模、创新环境水平以及大数据技术发展6个条件变量影响区域风险投资市场活跃度的联动关系及影响具体路径。研究发现：风险投资市场活跃度受多个条件因素共同作用，并无产生高风险投资市场活跃度的必要条件，其中区域创新能力、风险资本深化、政策支持、科技中介规模及创新环境是核心条件；存在4条高风险投资市场活跃度实现路径，部分因素之间存在一定的替代关系，其中政策、中介和创新环境支撑下供需驱动型路径包含的案例数目最多；产生非高风险投资市场活跃度的路径有4条，且与产生高风险投资市场活跃度的4条路径非简单对立关系。由此，建议各地区在发展风险投资市场时要因地制宜地选择发展路径，政策着力点避免单一且注意协同性。     

什么样的制度产生高人力资本经济增长效应?——一个基于动态QCA方法的研究

人力资本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如何优化制度以提高人力资本的经济增长效应是各地“抢人大战”之后最应该关注的问题。本文提出了影响人力资本经济增长的制度框架,即“积累—配置—创新”制度框架。在此基础上,基于动态的汇总型fsQCA方法使用2001-2017年的省际数据,对推动人力资本经济增长效应提升的制度组态模式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1)积累制度、配置制度和创新制度均不是高人力资本经济增长效应的必要条件。(2)推动人力资本经济增长效应提升的制度组态模式有4种,即配置-创新型制度组态、积累-创新型制度组态、创新型制度组态以及均衡型制度组态。(3)即使配置制度和积累制度缺失,创新制度的完善也能拉动人力资本的经济增长效应。(4)在多时段比较分析中,发现多重轨迹演化的现象,创新型制度组态的变化轨迹是“主导轨迹”、配置型制度组态的变化轨迹是“缓冲主导轨迹”、积累-创新型制度组态的变化轨迹是“转折轨迹”。区别于静态的组态视角,本文从复杂动态视角出发,既拓展了人力资本经济增长效应的研究视野,也为如何完善高人力资本经济效应的制度环境提供了新的思考。     

网络特征与众创空间绩效关系——基于定性比较分析方法的研究

众创空间社会网络与合作伙伴社会网络的复杂交织关系是众创空间的突出特点,对提升众创空间绩效具有重要影响。基于社会网络理论,运用聚焦组态效应的定性比较分析法（QCA）,探讨网络特征要素的组态效应对众创空间绩效产生的影响。研究表明：（1）获得众创空间高绩效有赖于网络特征要素间的组态效应,并且存在3种路径均可提升众创空间绩效,即网络中心性-关系强度主导型、网络结构主导型和关系嵌入主导型;（2）众创空间不同网络特征要素之间存在相互替补效应,这有利于获得众创空间高绩效;（3）网络中心性和关系强度是影响众创空间高绩效的核心条件,二者能有效增强网络特征对提升众创空间绩效的积极作用。     

数字经济如何赋能区域创新能力的提升?

基于2013—2020年省份的面板数据,分别构建了数字经济和区域创新能力的测度指标体系,运用空间杜宾模型分析数字经济发展对区域创新能力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发展显著促进区域创新能力提升,对区域创新实力、创新效率和创新潜力均有显著积极作用。同时,数字经济对区域创新能力具有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不仅提升本地区的创新能力,而且能够带动邻近地区创新能力的提升。进一步分析发现,金融发展水平和市场化程度是数字经济赋能区域创新能力的两条重要路径。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相较于东部地区,数字经济发展对西部地区创新能力的改善效果显著。研究结论为新时代促进区域创新空间优化与协调发展提供理论支撑和政策建议。     

组态视角下县域创新水平提升路径研究——河北省136个县市的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

县域是中国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统筹城乡发展、促进乡村振兴的基本战略单元,是创新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基础和关键,但从县域尺度以及组态角度对其创新水平提升的相关研究较为缺乏,因此,以河北省136个县（市、区）为样本,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方法探究影响县域科技创新的关键因素和条件组态。结果表明：（1）县域创新水平的提升需要多种创新要素组合作用;（2）产生县域高创新水平的驱动路径有3条,分别为金融环境驱动型、资金驱动型及主体-金融双驱动型,案例分布均匀且多集中于东部地区,各组态具有多样性但均存在核心作用,且所包含的创新要素间具有互补替代关系,3种条件组合对创新水平的影响差异不大,但都需要注重金融环境的发展;（3）产生县域非高创新水平的驱动路径仅有1条,案例主要集中在西部地区,创新人员、创新条件、经济水平均为核心阻碍因素,且与高产出路径相比具有非对称性。     

中国知识产权国际贸易的组态路径与提升策略

为探索中国知识产权国际贸易竞争力的提升策略，基于I-CAGE框架，以62个国家为案例国，采用NCA与fs QCA探究中国知识产权国际贸易的组态路径，剖析创新因素、文化因素、制度因素、地理因素和经济因素对中国知识产权贸易竞争力的协同效应。研究表明，不存在导致中国知识产权高出口额和高进口额的单个必要条件，但制度因素对知识产权进口和出口、创新因素对进口发挥着相对重要的作用；对于高出口，存在经济驱动下制度主导型、文化驱动下创新主导型和经典CAGE主导型3条路径；对于高进口，也存在经济驱动下制度或创新主导型、制度和创新主导型和经典CAGE主导型3条路径；推动与“一带一路”国家的知识产权贸易，是提升中国知识产权贸易竞争力的重要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