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试评价制度改革必须与课程改革同步——新时期普通高中课程改革与高考制度改革综述

从教育管理角度出发阐述考试评价制度改革与课程改革的关系。在总结我国新时期普通高中课程改革 (简称“教改”)和高考制度改革 (简称“考改”)经验的基础上 ,明确两者的关系是考试评价制度改革必须与课程改革同步进行 ,从而提出今后“教改”和“考改”的发展思     

对我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讨论之检省

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给我国新世纪的基础教育带来了蓬勃生机。但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扩展,新课程改革的教育价值取向、教学实践等与我国基础教育发展客观需求之间的问题与矛盾开始产生,而且目前显现的有可能仅是“冰山一角”。对此,广大教育理论界的专家和教育实践工作者开始了对这次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关注与反思,对改革过程中提出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目标”、“改革的指导思想”、“改革的理论支撑点及现实基础”、“改革的具体内容（即对象）”、“课程的设置及实施”、“课程评价的体系”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探讨。[第一段]     

涉外院校“两课”教学与考试方法改革初探——兼谈《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教学与考试方法改革

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的深入，各种文化和思潮交汇激荡，涉外院校首当其冲。在这种形势下，作为高校宣传马克思主义主阵地的“两课”如何进行教学与考试方法改革，就成为“三进”的关键。本文主要从涉外院校“两课”教学与考试方法改革的必要性、教学方法改革和考试方法改革等几个方面进行了探讨。     

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制度改革高层论坛召开

由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华中师范大学考试研究院、天津市教育考试与评价研究所共同举办的“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制度改革高层论坛”于2005年11月15-16日在天津召开。论坛就“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制度改革”问题进行了研讨．与会专家围绕“高考改革的社会环境”、“高考改革与高校自主权”、“高考改草与素质教育”等发表了见解．深入探讨了高考制度改革问题。     

推进基础教育课程改革要处理好的几个关系

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是贯彻《国务院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的具体行动,是建国以来基础教育领域的一场层次最深、范围最广、内容最新的改革。在这场改革中,要处理好五个关系。一、处理好课程改革与推进“两基”、巩固“两基”成果的关系推进“两基”与推进“课改”是基础教育两个方面的重要工作,是一个有机的统一体,不能将两者相分离。只有坚实的“两基”作为基础,课程改革才能发挥最佳的效益。已实现“两基”的地区,要把全力推进“课改”作为巩固“两基”成果的重大举措,不断提高办学质量与办学效益,满足广大人民群众对享受优质…     

论乡镇改革与乡镇机构改革的性质差异

乡镇改革与乡镇机构改革，从内涵上说是两种不同性质的改革。说到底，乡镇改革的实质和核心问题是解决我国过去在传统计划体制下形成的政党政治与政府政治互相交叉，国家政权与农民自治互相渗透，“条条”垂直管理与“块块”统一领导互相分割，乡镇“事权”与“财权”互相脱节等等一系列历史遗留问题。中国下一步的乡镇改革总体目标是建立精干高效的农村行政管理体制和惠及9亿农民的公共产品供给体制，提高整个社会管理和服务水平。这是迄今世界上规模最大且牵涉面最广的一场波澜壮阔的农村政治体制改革。     

高职院校公共英语课程“三教”改革研究与实践

教师、教材和教法是职业教育教学的生命,对职业教育的质量有着直接影响,该研究从“三教”改革出发,分析现阶段高职院校公共英语课程改革存在的问题,明确“三教”改革在职业院校公共英语课程改革中的定位,立足于师资建设、教材研发、教法创新探讨高职公共英语课程的“三教”改革,对高职院校公共英语综合性教育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文化型课程改革及其文化品格刍议——课程文化的实践命题

目前，课程改革已成为整个教育领域的“动感地带”，课程文化也应社科人文领域的“文化热”之运而悄然兴起、方兴未艾。文化型课程改革需要加强课程文化的实践品格与课程改革的文化品格之间的整合、融合与和合研究。文化型课程改革旨在培养、铸就自己的文化品格．文化品格的提升和完善，是课程改革成熟与成功的标志。课程改革的文化品格集中体现在：“古今中外”文化关系的处理：更宽阔视野下的知识观问题；文化型课程改革中的“以人为本”，就是要不断地增强教师和学生的文化自觉和生命自强。     

“3+X”高考科目方案再认识——兼论深化完善新高考改革北大核心CSSCI

“3+X”方案是高考科目改革的一个制高点,具有跨时代意义。新高考改革是对“3+X”方案的继承和发展。要厘清新高考改革与“3+X”方案的内在逻辑和路径传承,深刻认识“3+X”方案在当代高考改革中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新高考改革实践,为回归“3+X”方案开启了“窗口期”。回归“3+X”方案“开放、包容、多元、自主”的“本源”是进一步深化高考改革的必然趋势,是落实普通高中育人方式转变,接轨高校高水平本科教育建设,促进学生更加全面而有个性发展的必然要求。针对回归“3+X”方案面临的学生偏科现象加重、选考科目“冷热不均”加剧、等级赋分“同分不同质”、高校招生录取体制不配套的挑战,要积极推进高中育人方式改革,进一步完善学考制度,改革等级赋分办法,强化招生计划和考试科目牵引,切实赋予高校依法招生录取自主权。     

论化学课程改革的“形”与“意”

无论我们怎样看待和理解我们周围的物质世界 ,事物的外在表现与其内在实质似乎总是我们最为关切和感兴趣的事情。如果用我国传统文化中“形”与“意”这对范畴来表征当前正在进行的化学课程改革 ,就会发现在对新的化学课程的认识过程中 ,人们总是在其“形”与“意”的关系上不断发掘并得以提升。因此 ,面对基础教育改革的大潮 ,在我们认真审视和应对新课程改革的时候 ,有必要准确认识并深入理解化学课程改革的“形”与“意”。一、对化学课程改革的“形”与“意”的理解正在开展的全日制九年义务教育化学课程改革试验和即将开始的新一轮普通…     

高考与课程：迎难而上，突破创新

与同行谈起课程改革,常常听到“难啊”的叹息;谈起高考改革,则更怀敬畏之心,连连摇头,“很难”!的确,高考改革与课程改革,各有各的难处。     

体制内司法改革的法理思考

司法改革是世界各国面临的共同性问题。立足于现行宪政体制，以维护社会整体利益为价值目标，是我国司法改革的务实思路。就我国目前而言，司法改革，除了内在体制、理念的变革外，也包括外在形式的各种符号性变化。“法官职业化”凸显了司法改革对“人的因素”的关注，它与司法外部构造上的“非地方化”和内部管理上的“非行政化”一起构成了目前和今后我国司法改革的方向。程序是司法之特殊所在，故司法程序改革应当是司法改革的基础性问题。司法改革的理想是实现现代司法理念引领下的公平与正义，追求司法权的独立，然而这一目标的实现必然是一个渐进的漫长过程。     

高考历史对“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的考查

对“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的考查是近年来高考试题改革的一个“亮点”。新一轮课程改革刚刚开始的时候．就明确地提出了要以高考的改革来推动课程改革。《课程标准》把“课程目标”定位为“知识与能力、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三维目标。我们欣喜地看到了高考试题已经较好地体现了新课程改革和《课程标准》的理念，“知识与能力”、“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等在试题中均有体现。     

美国“卡内基教育博士改革行动”成效研究之审视

“卡内基教育博士改革行动”的精髓为:“教育博士”新概念、六大指导原则和四大改革议题.基于学生认知评价视角的“卡内基教育博士改革行动”成效调查旨在了解:变革后的教育博士项目是否符合“卡内基教育博士改革行动”的新概念和基本原则,变革后的教育博士项目其教与学的方式是否符合“卡内基教育博士改革行动”的改革议题,教育博士生是否视自己为“专业领域的实践者”或“应用研究型人才”,学生追求教育博士学位的动机何在.调查结果表明,教育博士项目由于“卡内基教育博士改革行动”的推动发生了新变化,改革成效得到学生普遍认可,重构的教育博士项目与学生的价值诉求基本相符.     

对高校后勤社会化改革的哲学思考

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系统”、“质”、“联系与发展”等观点理论,对当前高校后勤社会化改革的种种问题作了分析,提出了要增强后勤社会化改革的命名感与责任感,要进行大后勤改革,给后勤实体定性;正确引导实体健康发展,正确处理好高校后勤社会化改革中的扶持与改革、甲方与乙方等关系的观念。     

在教学改革实践中贯彻新课程理念——谈课题研究与课程改革

推进课程改革，教学研究是关键。2002年．我校“‘指导、自主、探索、成功’教与学方式改革”（简称“教与学方式改革”，下同）和“信息技术与各学科课程整合”两课题，均经评审立项为福建省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省级重点课题。三年采．两项课题研究与新一轮课程改革同步。以课堂教学改革为突破口，通过在课堂教学改革实践中贯彻新课改理念，使教师教学方式、学生学习方式都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从而提高了课程改革的实效。实践证明．课题研究是推进课程改革的有效途径，课堂教学改革是贯彻新课改观念阵地。     

中国行政改革思想分析：误区、困境与科学的改革观

当前中国行政改革研究在理论上坚持政治与行政的二分原则,这使行政发展与政治发展相互脱节,陷入理论误区和实践困境。对此。要在中国的政治发展战略下认识和规划行政改革,坚持政治发展与行政发展协调互动的科学改革观,推行从“体制外”向“体制内”的积极进取型的增量改革,在条件和时机成熟的前提下要敢于突破旧体制的束缚。     

中职学校专业课程设置与改革的思考

当前中职学校在专业建设与课程设置改革中存在诸多问题，与经济社会发展需求不相适应。专业建设与改革思路应从“长短结合”、“大小结合”、“传统与创新结合”、“相对稳定与动态发展结合”几个方面入手。课程设置改革应从“强化基础”、“模糊专业”、“提高能力”、“开发新课程”等四个方面进行。     

对我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讨论之检省

我国从2001年开始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无论是课程目标的设置、课程结构的调整、课程内容的选编、课程实施的设计、课程评价体系的建构、课程管理的落实等方面都紧紧抓住了时代变革的特征和需要，给我国新世纪的基础教育带来了蓬勃生机。但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扩展，新课程改革的教育价值取向、教学实践等与我国基础教育发展客观需求之间的问题与矛盾开始产生，而且目前显现的有可能仅是“冰山一角”。对此，广大教育理论界的专家和教育实践工作者开始了对这次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关注与反思，对改革过程中提出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目标”、“改革的指导思想”、“改革的理论支撑点及现实基础”、“改革的具体内容（即对象）”、“课程的设置及实施”、“课程评价的体系”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探讨。当然，这其中不乏对此次改革的反对之声。另一方面，有学者认为我国原先的基础教育在课程目标、内容选编、教学实施过程、教学结果的评价等诸多方面都存在问题，“改革的风险是失败，不改革的风险是灭亡”，似乎原先的基础教育让学生感到恐怖，压抑着他们的智能发展。     

课程改革：基于改革方法论的反思

课程改革的有效实施和扎实推进需要科学、系统、恰切的改革方法论作为支撑与指引。突变式和渐进式改革是课程改革推行中的“两条道路”,都有其自身的优势与缺陷。在我国,文化传统与民族心理的积淀、非均衡性教育结构的掣肘、改革的不确定性等因素决定了选择渐进式课程改革道路的历史必然性。渐进式课程改革亦有其无法祛除的症结与流弊,对此,应有效而合理地规避其内在风险,减少改革阻力,提高改革绩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