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来华北乡村治理结构的变迁

近代以来,华北的乡村治理结构经历了一个“官民相得”、“官进民退”、“官退民散”一个艰难复杂的发展和嬗变过程。笔者想从历史的角度对近代华北乡村治理结构的变迁进行考察,探索其变迁的规律,从而更好地揭示近代以来华北乡村治理结构的变迁历程。笔者认为,无论是官方的还是民间的、传统的还是现代的,只要农民需要的,对改善农民的生存状况有用的组织,都是合理的。     

利益调整－－法律规范与道德规范的共同使命

《法律基础与思想道德修养》把原本是两门课程的“法律基础”和“~民一门课程，正如教材“导论”中所指出的“这种安排不是两门课程的简单相加，而是反映本课程内容的内在一种合科逻的联系”，也就是说，法律与道德存在着密切的联系，以至于把两门课程作为一个体系连起来讲述。因此，为帮助学习理清这种联系，从宏观上把握本课程的体系，本从利益高速的角度，分析法律与道德之间这种相互联系与融合的关系。     

论“以德治国”的历史、理论与实践

江泽民同志在2000年6月28日召开的全国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提出，法律和道德作为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都是维护、规范人们思想和行为的重要手段，它们相互联系、相互补充，法治以其权威性和强制手段规范社会成员的行为，德治以其说服力和劝导力提高社会成员的思想认识和道德觉悟，道德规范和法律规范应该相互结合，统一发挥作用。在2001年年初召开的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江泽民同志又进一步强调要把“法治”和“德治”、把“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紧密结合起来，指出：“我们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要…     

论孔孟“德治”和“仁政”的政治思想

孔孟政治思想的中心内容是“德治”、“仁政”，其目标是实现社会安定，人民安居乐业的“王道”治理境界。其基本特征是重德轻刑，把仁爱思想(精神)用于政治领域，将道德政治化或政治道德化。孔孟重德、重民、惠民、教民、选贤任能等思想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虽然有局限性，但它在历史上曾起过积极的进步的作用，对于当今当政者执政治国来说也仍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诚信教育五议

诚信是一个古老的道德命题,是我们中华民族优良道德传统的重要内容。“民无信不主”的古训渊远流长。但是由于建国后多次“左”的政治运动极度蔑视传统道德,使“假大空”的风气得以蔓延,影响至今;又由于改革开放后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道德适应严重滞后,使诚信问题成为当下一个突出的社会问题。正如《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中指出的那样,不讲信用,欺骗欺诈,“成为社会公害”。在这种     

传统政治法律思想中民本思想的法理学分析

作为中国传统政治法律思想精华的民本思想，其内容包括以民为本和民之所本两个方面。民本思想建构的理论基础是民由天生，民天相通。君要以民为本，爱民、保民，否则，民既可以通过“国人决”主动表达自己的意愿，又可以被动地“暴君放伐”。由于先辈们往往只对人（暴君）不对制度，从未怀疑过制度的合理性，所以走不出新旧王朝轮回的老路。只有民个体权利意识增强，主体性充分发挥，才能实现民权向民主的转化。     

试论"法德并举"的理论依据

作为社会规范，法律和道德都是对人们行为进行约束的不可或缺的重要手段，都对社会整合、社会稳定具有同等重要的维系作用。它们既相互区别，不可替代，又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彼此补充；它们的调控范围在存在契合性的同时，也存在着巨大的差异性。基于此，我们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过程中，必须充分发挥法律和道德的作用、功能，“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紧密结合起来”，法德并举。只有这样，二者方能协调发展，相得益彰。也只有这样，才能全面建设好小康社会。     

谈系统论视角下的经济法地位

从现代系统论的观点来看，经济法的地位应主要从它的整体功能和价值来判断。鉴于经济法已具备了法律规则、法律原则和法律概念这三个法律系统的基本要素和特定结构、功能，且其功能在价值层面上与民法、行政法等相邻法平行，我们可以说经济法已成为法律系统中一个独立的子系统，与民法、行政法等传统法具有同等的地位。     

由"重民"向"改造国民性"思潮演化的政治学分析

近代中国政治和政治思想的主流是借鉴西方的经验和做法在中国建立民主政治 ,“民”在这样的历史过程中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传统的重民思想或以民为本的政治原则成为思想家们构建其政治理想时着意挖掘的资源 ,呼吁“重民”成为一种时代潮流。有趣的是 ,“民”在这个潮流演进中 ,逐渐由被倚重的对象转化为广受批判的目标。由重民向改造国民性思潮的演化 ,从一个侧面记录了“民”进入政治系统的历史轨迹 ,反映了君权的逐步衰退和国民在社会转型中所扮演角色的转换     

法德同治 以达“不法”

道德与法律属于不同的范畴。法律属于制度范畴,其内容主要是规范权利与义务;道德属于社会意识形态范畴,强调对他人、对社会集体履行义务,承担责任。道德强调人类的道德理念铸化为法律,法律强调法律内化为人们的品质、道德。然而,理念如何铸化,内化如何实现,却不是一两句话可以说清楚的。今年9月,高校思想政治理论新课程开始实施,“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是其中的一门必修课。如何认识这门课,如何在生活中以高尚的道德升华人生,以正确的法律意识提升道德,是一个需要当代青年学生认真思考的问题。     

上层建筑的定义应予更新

现在的一些哲学辞典和哲学教材,关于上层建筑的定义,有的认为“是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的政治法律制度、机构和社会意识形态(如政治、法律、道德、哲学、艺术、宗教等观点)”。有的认为“是建立在一定经济基础之上的政治、法律、宗教、艺术、道德、哲学等观点,以及同这些观点相应的政治法律制度和设施的复杂系统。”笔者认为,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管理必须坚持德法并举

“法治”和“德治”相辅相成,道德讲自律、法律讲他律,法治和德治相互促进、相互补充。道德与法律的内在规定性以及人的思想与行为的内在统一性是“法治”与“德治”相结合的理论依据,而“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方略则是二者相结合的现实依据。在思想政治教育管理工作中,应把法治和德治紧密地结合起来,使二者共同促进我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管理工作健康的发展。     

道德正义和法律正义

正义最初作为一种普遍的道德价值被追求,后来在分化的社会中获得各种表征,由此思想史中出现了对正义的各种呼唤：政治的、经济的、法律的和综合的正义。在现代社会的正义舞台上,法律正义是前台的主角,道德正义是后台的导演。道德正义与法律正义的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的关系可以被总括为道德正义先于、大于和高于法律正义。具体说来,道德正义为法律正义奠定基础,规定范围,和提供标准,而法律正义使道德正义获得部分的保障,得以具体的实施,和立足现实的土壤;道德正义与法律正义在历史的和理论的次序、逻辑外延、理论地位、实现方式等方面皆有差异,并且两者之间存在着实际上的不一致甚至冲突。逐渐弥合道德正义与法律正义之间的裂缝是现代社会的一种理想,法律的道德化和道德的法律化是实现这一理想的两条相辅相成的途径。但是法律的道德化应避免不切实际的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之泛滥,而道德的法律化应防杜不合时宜的禁欲主义和专制主义之泛起     

浅析中国传统伦理化法律

在法律文化系统中,法与伦理是关系到法的制度、秩序与意义的基本问题。分析法与伦理的关系,可以对中国法律文化的类型有更好的认识。中国传统法律伦理化的社会基础是小农经济和宗法团体,反映到法律与伦理制度上,体现出注重道德教化,以社会伦理道德作为强制机制。因此,在传统儒家伦理与法律的关系中,法律必然像韦伯所说的是“编纂的伦理规范,而不是法律规约”。     

略论传统道德结构

中国传统道德本体是以“天”（天帝“为外倾之源和以“心”（良心）为内倾之源的二元道德本体；道德表达方式则受制道德本体且具不道德指意的道德范畴；道德实施途径则完全是由二元道德本体推演出来的“礼制”之外在约束与“诚”之内在律令。因而中国传统道德结构便是以二元道德本体、道德表达方式、道德实施途径相互协调、相互制约的有机系统。这种特殊的道德结构对理论上保护、丰富道德资源和实践上培浚国民素质都起到过重要作用，     

法制建设与道德重建

我国道德危机的主要原因是由法制不健全引起的，因此，道德重建应从法制建设着手。 道德上的一致性是个人、社会对自身存在意义的一种反省的结果，道德的强与搦反映了一个社会中的个人或社会对自身存在的认识程度的深与浅。道德是个人一贯性发展的保障，它使社会的发展不至于迷失方向，通过法律对道德的基本存在条件进行保障，正是道德重建的最基本要求。法律是个“实然”的范畴，如果实然的东西不存在，“应然”就会失去基础。社会秩序若处于失控状态，“应然” 规则的存在和效力的合理性就成问题。因此，我国的法律建设的发展不但是为了推动和保障我的市场经济改革，也对思想道德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在我国改革不断深化的今天，对法治的要求更为迫切，它成了物质、精神二方面共同发展的总的基础。     

论孔孟"德治"和"仁政"的政治思想

孔孟政治思想的中心内容是“德治”、“仁政” ,其目标是实现社会安定、人民安居乐业的“王道”治理境界 ,其基本特征是重德轻刑 ,把仁爱思想 (精神 )用于政治领域 ,将道德政治化或政治道德化。孔孟重德、重民、惠民、教民、选贤任能等思想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它虽然有局限性 ,但它在历史上曾起过积极的进步的作用 ,对于当今当政者执政治国来说也仍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以德为本、法律至上"的哲学意义及其实践价值

“以德为本、法律至上”是一个辩证统一的命题，而这里的“本”与“上”则是道德和法律同为治国方略在哲学意义上的特定定位。只有在这样辩证的关系上，才能全面准确地认识和理解“依法治国”“以德治国”是社会多元化主体立国、兴业、安身求稳定求发展之大事。同时，“以德为本、法律至上”是一个实践性的命题，其实践价值充分地明显地在观念创新和制度创新这两个相互联系、相互承续的方面展开，并为观念创新和制度创新提供了原则指导。     

论教师权威的现代重塑

教育要关注整个人生世界和意义世界,唤起和激发主体对新的生活方式和更高精神境界的渴望与追求。教育的目的在于使人成为他自己。社会是以教师作为媒介来传递社会主流价值观,培养为人处世能力（道德）的重要系统。在传统社会,教师以师道尊严对学生施加道德影响,培养其道德习惯。在现代社会,传统的教师权威遭遇挑战。但是,教师作为学生成长中的“重要他人”“社会道德的诠释者”,其社会职责、职业伦理要求教师要对学生的道德成长担负重要责任。     

时代之呼唤：德治与法治相结合

“以德治国”不是传统治国手段的重复,而是马克思主义中华民族文化精髓与现代人类文明成果三大源头的综合创新,具有深厚的理论根源。新形势下,“以德治国”与“依法治国”具有一致性,二者结合反映了市场市场经济内在必然要求,都是不可或缺的治国手段。当前,要处理好二者关系,必须充分利用传统德治中积极的内容,在发挥德治对社会成员内在观念引导作用及法治对社会成员外在行为调整作用的同时,必须在实践中实现二者的有机结合,即实现德法并举。现阶段德法并举最有效措施是：政府运用立法、执法、法律宣传等手段促进德治与法治的结合;发动群众制定并实施各种道德守则、公约,法律予以支持;从严治党,使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成为遵守法律与实践道德的表率,成为德治法治相结合的推动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