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优绩主义的正义省思：进步意义、道德风险及其规避

优绩主义是现代社会占主导地位的正义观念,主张在教育中以个人的智力和努力作为资源分配的原则,深刻地影响了现代教育制度的发展。优绩主义主张开放教育机会,实现了教育的形式平等。以优绩为标准的分配原则打破了血缘世袭的合法性,体现了道德应得。优绩主义肯定了自由意志,给予了个体改变命运的希望。但在现实中,优绩主义对教育公平的承诺沦为了空头支票,并且激化了教育内耗。优绩主义给大多数人打上了“失败者”的标签,造成一种文化上的羞辱。优绩主义塑造了“公正世界信念”,一味迎合社会现实,掩盖了结构性不正义。教育要想从“优绩的暴政”中突围,必须营造宽容的文化氛围,接纳多元的价值追求。同时破除公平即正义的观念,超越教育公平的话语。最后要承认教育的限度,不能仅把教育视作利益分配的工具和阶层逆袭的杠杆,使教育回归育人初心。     

教育优绩主义及其超越北大核心

学校一直有英才情结,教育与优绩主义密切相关。实践中教育优绩主义促进了学校的繁荣,但也异化了教育的本质,并加剧了社会的不平等。超越教育优绩主义不是抛弃或废除优绩主义,而是不能简单地把“才能加努力”作为“成功”的最佳策略,应在承认人类天赋的不完美和后天环境的不确定性基础上,通过不断改进政治和社会制度安排,以确保所有人都能获得充分且适合的教育,享有体面的工作和有尊严的生活。从实践出发,在教育公平与优绩主义之间,合理的选择只能是坚持教育公平的理想,并正视精英阶层居于统治地位的现实。教育改革的应然取向不是完全抛弃或废除优绩主义,而是要使优绩主义的运作尽可能地合乎教育公平的理想,以便在追求教育公平的理想与优绩主义的现实之间保持恰当而持久的平衡。     

教育内卷何以发生？——基于优绩制的理论思考

优绩制为分析教育内卷的发生根源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作为优绩制的透明遴选机制，教育被视为促进社会流动、实现阶层跃迁最主要的通道。然而，随着优绩制的推广，教育的“选才”功能逐渐凌驾于“育人”价值之上，进而导致教育内卷的加剧。教育内卷的背后存在三方面的优绩制根源：一是精英阶层在教育角逐中对额外资源的占有导致竞争加剧扩散；二是优绩制的竞争逻辑所带来的系统性暴力使人们陷入西西弗斯般的奋斗“轮回”；三是优绩制的成就逻辑使优绩主体为了维护个人尊严和获得社会承认陷入自我盘剥的牢笼。成功者在“自我实现”的理想幻象中奔竞不息，失败者则不得不背负“平庸”的符号艰难跋涉。     

审视高三育人的“成功伦理”——以中部地区某重点中学为例

优绩主义（meritocracy）是现代社会进行选择与分流的基本原则,“追求成功”是现代社会及学校教育与之相适应的文化规范。本文基于一所重点中学高三教育的经验资料,以“成功伦理”概括其凸显的育人价值取向,从高三教育对于“成功”的意义诠释、对学生相关价值观念和性情倾向的塑造、所建构的人际交往规范三个方面,呈现并辨析了案例中学对于“成功伦理”的理解与培育。在个体性竞争的选拔制度的引导下,“追求成功”的价值取向已不仅是学生个人学业上的目标,更是被高三教育深刻地构建成为学生适应融入社会生活时应具备的观念共识。然而,优绩主义内在的理论悖谬使“成功伦理”有违教育的正当价值,高中应当为学生超越“成功伦理”创造可能。     

新精英教育：重构高等教育的理想类型

精英教育曾是高等教育的一种理想类型,它以培养精神上的贵族为旨趣。在工业文明进程中,精英教育逐渐演变为精英主义和优绩主义,人们对优绩的迷思加剧了高等教育的内卷化。在现代分层分类的高等教育体系中,精英教育在多样性、包容性等方面表现出明显的缺陷。精英的培养不能只遵循一个模式,科研创新人才、大国工匠、新技能型人才都是精英,普及化高等教育阶段我们需要重构一种鼓励多样性、包容性的高等教育理想类型,即“新精英教育”。新精英教育范式框架包括：价值取向坚持贡献正义;核心要素重点把握不同类型高校人才培养与科学研究的异质性;运作逻辑主张精英人才的分类培养。新精英教育范式的理想类型应同步关涉高等教育的人民性和国家性,以人的主体性价值的发挥促进教育社会功能的实现并满足国家需求。在实践进路中,新精英教育需要破除制度与资源供给不均抑或制度与资源双重依赖的困局。     

数字智能时代的大学通识教育

新一轮科技革命与全球变局交织,推动人类社会进入数字智能时代,导致大学教育越来越被整合在全球科技产业竞争的浪潮中,大学通识教育理念遭受数字智能时代的技术主义与全球主义的巨大冲击和挑战。全球化强化了世界公民的普适价值并削弱了多元文明的基础,而数字智能社会强化了优绩主义的治理逻辑,强化了大学教育的技术化倾向,二者共同对大学通识教育构成了冲击。本文认为,通识教育所张扬的人本主义和人文主义是应对数字智能时代技术主义与全球主义下可能到来的文明危机的最宝贵资源,数字智能时代的大学通识教育应当超越古典文明和工业社会早期的教育范式,充分利用数字智能技术,推动建构科技和知识传播的全球化与文化传承和公民教育的本土化相结合的二元结构,引导学生理解人类在数字智能时代所扮演的角色与承担的使命责任,从培养对共同体的公共责任着手,培养学生对人类未来命运的责任担当。     

在“身份本位”和“优绩本位”之间——学校单位转型背景下的大学教师评价路向探究

在学校单位转型背景下，大学教师评价路向因时而动、因势而动，大体发生了从“身份本位”到“优绩本位”的路向转变。计划经济时期，单位作为社会体制渗透到大学组织运行的各个方面，教师评价路向主要关注的是“身份”。市场经济时期，单位作为社会现象仍旧影响着大学组织运行的主要方面，教师评价路向主要关注的是“优绩”。“身份本位”和“优绩本位”路向本就各有其后果，而单位转型使得两种评价路向叠加，这亦会引发新的后果。要避免三方面的负性后果，其基础在于让行政权力突出保底功能和把评优功能交给学术共同体。大学教师评价路向需要重构，这关系到大学的未来。     

贤能制与优绩制：中国之异于美国

针对愈演愈烈的教育升学竞争，相关研究构成了跨国家、跨学科的讨论。哈佛大学政治学教授桑德尔和耶鲁大学法学教授马尔科维茨在他们各自新作中不约而同地将矛头指向教育竞争的理论根源——优绩主义。当我们教育界不假思索地基于这个概念来分析讨论中国教育竞争生态之前，有必要澄清一些容易混淆的前提。 优绩主义或优绩制（Meritocracy）是1958年英国工党社会学家迈克尔·杨在他虚构的社会幻想小说中创制的概念。针对贵族制社会根据先天命定的家庭出身、财富阶层或者种族血统来分配统治资格，优绩制社会根据一个人自己的才能、努力和业绩来配置社会地位。作者想要表达的本意是，优绩制虽然比贵族制先进，却仍不能实现彻底平等化的理想。在小说中，大众日益累积的不满还是造成了政治风险。现实中，优绩制的构想与美国二战后的政治经济形态以及高等教育扩张十分契合，可谓大行其道。 “选贤任能”对中国人来说并不新鲜，它并非20世纪小说中的乌托邦，而是在历史经验中形成的文化传统。从西周至春秋战国，“贤贤”原则便逐渐上升到与“尊尊”“亲亲”相当的地位，更不用说历朝历代以科举为代表的政教制度所巩固下来的社会心理。2016年贝淡宁出版了《贤能政治》专门阐释中国尚贤制的合理性，在国际学界强化了这个英文词与中国现实的对应关系。问题在于，虽然拥有高学历在中美两国取得社会认可与职业发展中都具有重要作用，但中国高考制度和美国的大学入学招生机制完全不同，那些针对美国教育系统而论的优绩制特性在多大程度上适用于理解中国的情况？ 不论是古代科举制还是现代高考制，中国的“选贤与能”在各个时期都是由中央政权来定义的。高考命题宗旨表明，中国教育选拔制度坚持的是“为国选材”的价值导向。不宁唯是，在领导性地位的分配中“统一选拔”“德才兼备”始终是中国人对理想社会的信念。在美国，优绩制的理想图景是诸多社会团体基于不同的价值取向推举人才，由此形成一个“和而不同”的精英集团。美国教育界对何为优绩的认定是分权的，具体表现在高校的招生自主权，以及市场竞争中形成的几家主要机构的测试权。 更本质的区别在于，统一的贤能定义能够代表“整体权威”和“致公去私”的教育追求，而分权的优绩定义代表的是社会中不同局部的偏好性价值观。前者开辟的赛场是奥运竞技式的，所动员的学习努力是公开和同向的；后者营造的场域是拍卖会式的，所激发的竞争首先是目标取舍与策略规划能力，其次才是学业努力。 从贤能制与优绩制所注重的具体才能来看，选拔区分度主要落实在数理化等客观知识还是人文艺术等没有客观答案的文化素养方面，其教育立场和社会影响也会具有质的不同，这构成了一个比较分析维度。简言之，在教育竞争中，重理还是重文要区别看待。前者的选拔评价客观明确，后者却无法避免依靠文化精英做出裁量。另一方面，就学习成本投入和学以致用的价值而论，侧重不同知识和素质的优绩竞争会带来不同的社会效应。 由于政治体制、教育选拔制度、社会经济结构的差异，即使大原则一致，美国的优绩制在诸多侧面与中国的贤能制旨趣不同。中国的贤能制研究恐怕不能完全建立在国外优绩主义研究的基础上。相应的改革建议、对过度竞争的调节措施更要考虑到教育动员、社会影响和政治形态的本土根基。     

优绩主义能促进大学高质量发展吗?

高质量发展既是大学回应社会发展的时代要求,也是大学自身现代化进程的主动选择。高质量发展要求大学的形式与实质绩效协调产出,以追求提升各利益相关者福祉的实质性贡献。然而作为社会精英统治的普遍整体意识形态与个人生存策略,优绩主义已全面渗透到大学内部治理场域,在激发行动者外在动机的同时存在一定负面效应,难以真正促进大学高质量发展：过度激励学术产出,助长形式绩效的繁荣;遮蔽科研实质绩效,导致基础研究边缘化;助推学术生态内卷,侵蚀大学“学术共同善”。鉴于此,大学治理应限定优绩主义,通过如下路径推动大学高质量发展：强化对绩效的实质性评价,促进双重绩效协调产出;塑造大学理性绩效文化,打破学术生态低效内卷;限定优绩的核心伦理,关注公平,构建大学“学术共同善”。     

如何更好地补偿弱势群体？——机会平等理论视角下高校招生倾斜政策的比较研究

在基础教育与家庭社会经济背景尚存不平等的情况下,采取合适的高校招生倾斜政策对弱势群体进行补偿是十分必要的。在此基础上,通过对分配正义的理论分析,并结合优绩主义对才能的定义及其批判,探寻高校招生倾斜政策产生的理论渊源。基于约翰·罗默机会平等理论,从划分环境组别、确定努力类别、给予同等努力同等结果三个维度,分析了美国百分比计划、英国背景招生政策、中国三大专项计划的高校招生倾斜措施。结果发现,美国的百分比计划最接近机会平等理论的诉求,而英国的背景招生政策则在上述三维度均有改进空间,我国三大专项计划对弱势群体的识别较为粗糙,但政策执行更加有效。综合理论与实践,我国高校招生倾斜政策应进一步扩大覆盖面,重视对更多不利环境的补偿,且需通过多维度指标更加精准识别弱势群体。     

《讲台深处》：以爱为炬，点燃教育之火

<正>《讲台深处》由杰夫·布莱克纳执导,讲述了教师史黛西在流浪汉收容所积极推行教育事业的故事。影片聚焦于流浪儿童的教育问题,整体叙事平稳,温暖动人,不失为一部具有启发意义的教育电影。一、无名学校——边缘群体的求学困境《精英的傲慢》的作者迈克尔·桑德尔曾指出美国教育的一个残酷真相,即在优绩主义社会中,教育成为有钱人的游戏。对许多家庭来说,长年累月的教育投入是一笔不菲的支出,而对那些无家可归,     

我国中小学课堂话语互动失效现象的归因探究——基于社会学新制度主义的思考

话语互动本质和互动实践之间的身份结构性悖论和对话价值性悖论内嵌于中小学课堂之中,致使教师与学生共同面临着消极沉默、虚假互动、话语区隔等课堂话语互动失效的非预期现象,严重制约着我国基础教育的发展质量。课堂话语互动表面是教学技术性问题,其背后却有着隐性的制度规约和深刻的社会根源。儒家文化渲染下身份权力的结构冲突、评价制度规约下优绩主义的被动迎合,以及认知偏好影响下话语剥夺的主动选择,构成了中小学课堂话语互动失效的内外部动因。为在课堂实践层面提升话语互动的成效与质量,应消解文化霸权,调和极端化的师生话语互动关系;超越优绩主义,推动教育评价制度的意义结构变革;淡化个人偏见,构建公平包容的话语互动伦理环境。     

观念、话语、制度:一个教育政策分析的三维框架

长期以来,教育政策分析研究往往重视正式制度忽视非正式制度,这是教育政策分析研究的重要缺失。作为新制度主义的一个理论流派,话语制度主义重新界定了制度、个体,及其相互关系,为教育政策分析研究提供了新的制度视野,解释功能和方法论意蕴。此外,话语制度主义的制度逻辑也为教育政策分析提供了一个包括:观念、话语和制度的三维分析框架,有助于我国专业化教育政策分析研究的实践。     

人的终结和教育目的:后现代主义的现代意蕴

一个具有普遍、永恒、凝固本质的观念的人已经不再存在,人是在不断的创造性的活动中建构自身特殊性的.在教育目的的建构中,应始终关注人的特殊性、过程性和人的创造性活动、人的现实生活,摆脱本质主义、基础主义的纠缠,将人从形形色色人性论的奴役和束缚中解放出来.教育目的在于培养特殊的个体和完善其特殊生活的现实个体.     

关于本质主义的一些看法

本质主义是与模态逻辑中的跨世界识别问题联系在一起的,承认可能世界,运用可能世界理论的一个结果就是必须承认有跨越不同世界的个体。因此,如何识别、辨认在不同可能世界中存在的同一个体？如何承认跨界同一与跨界识别问题是模态逻辑的可能世界语义学必然派生出来的一个问题,而对这一问题做出正面回答的一个主要办法就是诉诸本质或本质属性,即认为跨越世界的个体是可以识别的,识别的依据就是看这些不同世界中的个体是否具有共同的本质属性。如果具有,那它们就是同一个个体,反之则不是。这种观点肯定对象具有本质和本质属性,把事物或对象所具有的性质分成本质属性与非本质属性,因此也被称为本质主义。     

关于本质主义的一些看法

本质主义是与模态逻辑中的跨世界识别问题联系在一起的,承认可能世界,运用可能世界理论的一个结果就是必须承认有跨越不同世界的个体.因此,如何识别、辨认在不同可能世界中存在的同一个体?如何承认跨界同一与跨界识别问题是模态逻辑的可能世界语义学必然派生出来的一个问题,而对这一问题做出正面回答的一个主要办法就是诉诸本质或本质属性,即认为跨越世界的个体是可以识别的,识别的依据就是看这些不同世界中的个体是否具有共同的本质属性.如果具有,那它们就是同一个个体,反之则不是.这种观点肯定对象具有本质和本质属性,把事物或对象所具有的性质分成本质属性与非本质属性,因此也被称为本质主义.     

论"面向生活"的教育研究对传统知识观的挑战

传统教育研究的知识观认为,知识应是一种得到充分证据支持的可靠信念,个体经验不是合法知识,只有上升到理性才能成为“知识”。这种知识理念不仅在理论上难以立足,而且在实践上也会产生消极的后果,使教育研究远离教育实践。面向生活的教育研究对传统的知识观发起了挑战,认为教师(特别是中小学教师)是知识的生产者,因其重视教师个体经验与默会知识的挖掘,努力追求教育中的“真实”,冲破了本质主义知识观的羁绊,是我国教育学界进行的一场非本质主义的教育学研究试验。     

论反思主义教师教育思想

自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反思主义教师教育思想,以蔡切纳、瓦利为代表,其思想可分别归纳为“个体-社会”倾向、“个体-伦理”倾向的观点.二者都跳出了囿于个体反思指向的局限,从社会、伦理更为广阔的视角认识反思主义教师教育.反思主义教师教育思想对教师教育理论和实践有重要影响,但也有尚待完善之处.     

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的教育公平北大核心

现代化并非必然带来公平,不平等社会结构中的自由市场竞争及学术优绩主义,导致西方现代化发展与教育公平之间出现悖论。中国当前教育机会不平等现象并未完全消除,但中国式现代化的社会背景、文化传统以及以共同富裕为目标的制度保障,为解决现代化与教育公平间的悖论提供了可能,特别体现在政府为防止市场竞争导致的两极分化而提供的保护性干预。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教育公平的目标是"为人民服务";教育公平的内容更加关注质量、结果、学生发展及主观获得感;保障教育公平的方式上,既需要政府的宏观政策干预,也需要激发弱势群体自身动力。     

试论研究生群体意识的培养

个体和群体自古就存在矛盾。儒家强调群体谐调是社会发展的重要条件,但将个体打入牢笼,主张个体需求要无条件地服从整体需求,扼杀了个体需求的相对独立性和创造性;法家虽揭示了个体与群体之间的不谐调性,但强调寻求满足个人欲望,崇拜极端利已主义;道家则把人生存与发展的欲望完全泯没于精神“自我麻醉”的消遥世界中,是一种弱者的人生哲学。如何正确处理好个体与群体的矛盾,在其冲突中达到新的和谐,是当前研究生思想政治工作中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