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原则下的刻意曲解与小品幽默——以小品《车站奇遇》为例

本文拟从目的原则出发,考量小品作为一种娱乐形式,其最终目的是通过笑让观众直击某种社会现象,透过表面现象,讽刺一些不合理的事物,揭示一定的哲理,寓教于乐。所以小品表演中的话语交际,作为一种半机构式话语,不能像日常话语那么随意,所说语言都是事先编排好的,其目的就是制造幽默风趣的效果,逗乐观众。而在无数语言策略中,重点探讨刻意曲解是如何被人们利用起来达到幽默效果的。     

论《冰与火之歌》中人物命运的多舛性——以姗莎为例

《冰与火之歌》一书中塑造的人物形象众多,读者在读此作品的时候始终无法猜测人物命运下一步的变化。本文以书中人物姗莎为例说明作者在描写人物命运的时候,如何让读者始终无法把握人物命运走势,使读者始终兴趣盎然。     

用“以歌教歌”的教学方式探究小学低段古诗文教学——以《敕勒歌》教学为例

古诗作为传统文化传承的重要媒介,以其精练的语言,描绘了丰富的场景,表达了真挚的情感,抒发了深远的意义。古诗凝聚了古代人民智慧的结晶,有利于提高小学低段学生的审美感受。小学低段的古诗教学重在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诵读能力,感受美的语言,体会诗歌的意境,提高学生的想象力。以某小学的执教者教学《敕勒歌》为例,用"以歌教歌"的教学方式探究小学低段古诗文教学。     

词汇刻意学习与伴随性学习的比较研究——以初级水平东南亚汉语学习者为例

伴随性学习一直是词汇学习讨论的焦点问题之一。本文在Ebbinghaus的遗忘曲线和Pimsleur的记忆方案基础上,操作了一次历时近一个月的实验,对比研究了刻意学习法（背词表）和伴随性学习法的学习效果。结果发现：1）背词表组成绩普遍高于伴随性学习组。但难以掌握词义抽象的词语;2）伴随性学习组在开始阶段受到“伴随性”影响,容易忽略目标词,学习成绩较差。但有机会掌握词义抽象的词语,在词汇输出上更有创造性,学习积极性高。     

略论“诠释学”在《曲式与作品分析》课程教学中的运用——以格里格《阿尼特拉舞曲》为例

以格里格的《阿尼特拉舞曲》为个例,探讨"诠释学"在《曲式与作品分析》课程教学中的运用。通过乐谱的本体技术性分析,融入诠释性的语言,描述该作品的艺术表现,揭示深层次的文化内涵,从而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及对音乐作品的理解能力。     

奔放中彰显柔美:试析哈恰图良音乐作品的跨界性——以管弦乐作品《马刀舞曲》为例

阿拉姆·伊里奇·哈恰图良是著名的亚美尼亚籍作曲家,其作曲风格汲取世界多国多地区艺术的诸多宝贵经验而形成独特的风格,彰显出一定的跨民族、跨地区的跨界音乐特性.<马刀舞曲>是哈恰图良一部为大众熟知的管弦乐作品,作者通过对<马刀舞曲>的音乐学性分析,试图从中找出哈恰图良先生作品中的跨界音乐元素.     

苏轼对《文心雕龙·定势》的继承和发展——以“随物赋形”说与“辞达”说为中心

《文心雕龙·定势》提出的＂定势＂理论对古代文论的发展影响深远。苏轼提出的＂随物赋形＂说与＂辞达＂说就贯彻了＂定势＂,即情之＂势＂、体之＂势＂与言之＂势＂的理论,并予情之＂势＂一个完美的注脚、为体之＂势＂注入新的内容、使言之＂势＂达到一个新高度,从而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理论创见。     

简谈“乐府”的配乐性——《文心雕龙?乐府》发微

刘勰《文心雕龙?乐府》中评价文学艺术时采用了"礼"和"文"的标准,即政治标准和艺术标准,这种评价差异性是由乐府是否配乐性决定的。配乐的诗歌往往具有政治色彩,被运用到各种政治外交场合,如祭祀、宴飨、飨军;而不配乐的诗歌一般运用在非正式场合。对于配乐的诗歌评价的标准要比不配乐的诗歌更为严苛。     

从《文心雕龙·丽辞》看“重复”与“对比”的基本要求

刘勰在《文心雕龙·丽辞》中探讨了对偶（即丽辞）写作的基本要求。而对偶是马正平先生提出的赋形思维操作模型“重复”与“对比”中的一个特例,它们是个别与一般的关系。“重复”和“对比”的材料收集分别要求“异构同质”和“异构异质”;“重复”和“对比”材料生成要求“精巧”、“允当”;而“重复”和“对比”的生长要求“自然”,即要求在情感动力的驱动下自然地重复、对比。     

论灌阳县丧葬仪式“大歌”的庞杂性特征

灌阳县丧葬仪式之中的“大歌”,纳数百桩事于一体,内容博而杂；集百千言为一歌,结构长而大,此二者相辅相成,造就了包罗灌阳历史和现实,收尽生活种种现象的长大篇章,同时也造就其庞杂性特征。这一特性,当地居民用一字概而括之,谓之曰“大”。     

《乐府诗集》“鼓吹”“横吹”曲辞的乐类特征及其乐府学意义

郭茂倩将“鼓吹”与“横吹”从汉鼓吹乐的杂合状态中析出,分别设类,但如何把握鼓吹与横吹乐的区别与联系,郭氏解题未能给出明确答案。如果我们根据出土文献保存的音乐表演信息,借助音乐图像与书面文献资料互证,便不难发现,在乐器的使用上,鼓吹无角,却有鼓、铙和短箫,歌者击铙、鼓为节而歌,构成鼓吹乐的基本特征。横吹则以角、笛为标志性乐器,又有小型节鼓,鼓手或即歌者。值得强调的是,横吹曲虽然源于北狄诸国的马上之乐,但马上奏乐只能算作骑吹的标志,与军乐并无必然联系,亦非鼓吹与横吹的区分标志。尤其是鼓吹与横吹乐自汉以后仍不断发展演化。通过音乐图像还可以看出,乐器使用上的差异所形成的音乐特征才是鼓吹与横吹乐的本质区别,这在某种程度上弥补了目前书面文献记述零散不系统的缺憾,对乐府音乐学的研究至关重要。由汉至唐,鼓吹与横吹曲辞在音乐与文学的交织中继续发展,蔚为大观,郭茂倩将其从“鼓吹乐”中分列出来,不仅彰显了两类曲辞的音乐学与文学成就,还昭示出汉唐乐府诗的发展趋势与脉络,具有重要的乐府学意义。     

非遗视野下彝族音乐的审美意蕴——以古筝三重奏《彝族舞曲》为例

古筝三重奏《彝族舞曲》是一部运用现代创作技法来表达中国传统审美意蕴的作品,曲风轻快明亮,有着鲜明的艺术特色,本文在非遗视野下,以古筝三重奏《彝族舞曲》的艺术特点分析为主线,从《彝族舞曲》作品背景、作品曲式结构、作品美学价值等方面出发,对其审美意蕴进行探讨,为相关人员提供借鉴.     

以独特性引发深度学习——以《祝福》中的“我”开启文本的隐秘世界

《祝福》作为经典文本,是鲁迅第一人称小说的代表作。要想在教学中触发学生的深度学习,获取深入阅读的切入口,就需要从小说的独特性入手。本文以第一人称叙述作为文本解读的新路径,从关注“我”,到认识“我”、解读“我”,再到以“我”窥见鲁迅的深刻思想;最后,通过群文阅读把握鲁迅第一人称小说的独特之处。立足小说的独特性,以“我”开启《祝福》的隐秘世界,以“我”挖掘鲁迅第一人称小说的丰富意义与深刻价值。     

教出“这一首”的特质来——以《登幽州台歌》为例

《登幽州台歌》的教学常常表现为“以读代赏”或者“朗读不够,资料来凑”,忽略了古诗词教学中思维过程的展现和对文化意义的追求。对此,从聚焦“这一首”入手,科学确定教学内容,再依据“这一首”的特质设计恰当贴切的教学活动。从“这一首”走向“这一类”才是实现古诗词高效教学的应有之道。     

《土木工程材料》实验教学单独设课的探索——以安徽新华学院为例

《土木工程材料》课程是土木工程专业一门重要的专业基础课,又是一门应用性很强的课程。文章以安徽新华学院为例,分析其如何围绕土木工程材料课程的"单独开设实验课"进行探索。土木工程材料实验教学单独设课,有助于实验教学水平的提高,培养学生科研和实践能力。     

论侗族民间叙事歌的社会记忆——以《珠郎娘美》为中心

侗族民间叙事歌是侗族人民表达生活愿望与理想的一种文化表现形式,其中《珠郎娘美》真实、生动、鲜明地反映了侗族民众的社会生活状况、审美意识及文化心理。从社会记忆理论视角出发,对该文本记录下来的这些民族文化内容进行考察,向人们展示侗族民间叙事歌民族性、地方性及时代性的文化特征,以展现时代背景下的民族生活状况、民族生活知识和民族生活智慧。     

论辞谢解三表——《文选》“表”类研究之二

《文选》"表"类录文19篇。其中的辞封表为臣下辞让君王所授之官爵,谢恩表是为君上赐授的官职或物品而作,解职表即辞职报告。三类表都为君王所授职爵而作,其中的辞封表运用最频,选文达5篇之多,其内容实为谢恩书、检讨书、表忠书和荐贤书的综合体,有规范的组合程式。陆机的平原内史一职因成都王颖之表而得,且并非显爵,大可不必以表谢恩,而其《谢平原内史表》披肝沥胆,夺人心魂,实与作者大起大落的身世际遇所玉成。殷仲文阿附桓玄谋反。被桓玄废黜的晋安帝复辟后,殷仲文知罪,作《解尚书表》引咎辞职。表文于检讨中作辩解,述悔意表忠心,一字千金。但所言完全与事实相左,成了作者虚伪阴劣人格的铁标本。     

青年流寓者的“边地想象”——以鹿桥的小说《未央歌》为例

20世纪30年代末,随着全面抗战的爆发,内地大批的学者、艺术家、学生来到西南边陲之地——云南,边地云南也由此为这些"外来者"所关注。对于在西南联大学习、工作了七年的"外来者"鹿桥而言,云南的山水、气候、风俗等等给他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所以,在他的小说《未央歌》中常常不吝笔墨地描写、展现云南独特而绚丽的自然、人文景观。而《未央歌》中所呈现的边地云南是诗意的、浪漫的,本身具有青年文化的内在特质,虽然作家对边地充满兴趣,但相对于中原、中原正统文化,边地却依然是一个"他者"。这使得鹿桥笔下的"云南"与同时代作家笔下的"云南"既相似又多独树一帜之处,体现出创作者特有的文化心态与文化立场。     

“心”与“形”的抗争与融合——陶渊明《归去来兮辞》教学分析

《归去来兮辞》是陶渊明辞赋的代表作,被欧阳修称为东晋唯一一篇值得称道的文章,在《晋书·陶渊明传》中,此篇也是陶渊明唯一被全文摘录之作。这说明无论是文人还是史家都认定此文是陶渊明的代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