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的道德底蕴

“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的治国方案，使法律和道德的关系重新得到审视。法治作为一种当代社会主流控制模式，必须以深厚的道德底蕴作为基础。     

从传统“德治”到社会主义以德治国

法治与德治相辅相成，相互促进，二者缺一不可，此理多有论述。本文着笔旨趣在于“德治”方面，以透视传统“德治”之本义，并及社会主义以德治国的特点和本质。一由古贤主要是儒家提出并大力倡导的传统“德治”，作为一种政治伦理思想体系，《古文尚书·五子之歌》概括为：“民为邦本，本固邦宁”。这里实际上包含着三个基本的逻辑环节，即“民本”——“德治”——“邦宁”。既然“民为邦本”民本，因而要达到“邦宁”，就必须实现“本固”，也就是“保民”，“得民心”；而实现“本固”的关键，则在于根据“民为邦本”的理念，实施“为政…     

从人治向法治的过渡--从17世纪革命看英国的政治现代化问题

17世纪英国革命是英国由人治走向法治的转折点。作为率先走上现代化国家之路的英国,在法治方面同样走在了世界各国的前列。在17世纪革命以前,国王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力,经过英国革命一系列人权法案的颁布尤其是“光荣革命”中《权力法案》的建立,彻底改变了英国社会的人治状态而走上法治化道路。研究英国由人治走向法治的历史,对于建立法治化国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略论以德治国与依法治国的关系

江泽民同志在年初召开的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指出：“我们应该始终把法制建设与道德建设紧密结合起来，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紧密结合起来。”江泽民同志“以德治国”的重要思想是站在新世纪的历史高度，深刻总结古今中外治国经验基础上提出的符合中国社会发展要求的治国方略，包含着丰富的思想内涵，需要我们认真研究。一江泽民同志提出以德治国的重要思想是从治国方略的高度来论述的，这就把过去我们党提出的依法治国的方略扩大为“德法并举”的方略。把以德治国提升到治国方略的高度决不是对依法治国方略的否定，而是对依法治国方略的加强…     

坚持以德治国和依法治国相结合

以德治国属于思想建设范畴 ,依法治国属于政治建设范畴 ,二者紧密结合 ,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其保障社会秩序、调整社会关系的功能。要实现以德治国与依法治国的紧密结合。     

左手定则,右手定则与右手螺旋定则

用大学的微积分和矢量分析对高中及中专物理教材中的左手定则、右手定则、右手螺旋定则作了全面分析，揭示了大学与中学或中专物理中两套不同描述方法的联系。     

论法治与德治的结合

本文就法治与德治的结合问题提出了三点初步意见。必须坚持法治主导，德治辅助，民主监督，三管齐下。官德重于民德，官德的优劣决定民德的好坏，关系社会的兴衰，国家的强弱与政权的得失。与当代中国国情相适应的当代中国的法律规范与道德规范来源于当代中国的社会实践，同时，必须与国际接轨，充分吸收借鉴包括法律，道德在内的西方先进文化。     

论德治与法治的统一

道德与法律是人类社会中两大基本的社会规范，在治国过程中发挥着异形互补的作用，以德治国就是依靠人类道德规范和社会成员的普遍自觉性治理国家，道德的引导性，防患性和持久性的特点决定了道德可以成为一种安邦治国的规则体系，而法律则往往是把人类道德规范外在化和强制化的结果，中国历史上德主法辅的治国方针源远流长，而西方历史上的法治思想则十分突出，现代中国政治的症结不仅是缺乏法治，而且是道德与法律两重因素的共同缺失，因此，要建立法治国家，必须克服唯法主义的偏向，提倡讲求道德与遵从法律的统一。     

“人治”还是“法治”

理论界有一代表性的观点——人治是中国的特征,原因在于“中国的‘普遍物’并不成为至高无上的神圣法则”,不适用于中国传统社会。在中国传统社会中,礼是中国社会中至高无上的法则。今日中国社会应是德法协治的时代,或曰是贤人政治与法治并存的时代。贤人治理不是中国社会的发展趋势,但就中国的国情而言,贤人治理仍将在相当长时间内存在,而且高度的法治社会需要贤人政治过渡。处理好两种治理模式,有助于中国社会平稳地向高度法治社会过渡。     

日本法西斯统治与大政翼赞体制

近代日本的政党政治崩溃后,举国一致内阁在强化行政自立的同时,标榜公平选举以疏通民意,但缺乏承载和实现民意的政治主体。基于对自由主义政党政治的反动与否定,近卫文麿发起大政翼赞运动并成立大政翼赞会,但在议会及社会舆论中,大政翼赞会受到违宪批判。东条英机内阁成立翼赞政治会,承载起了大政翼赞会的政治性并解除其"违宪嫌疑",也实质性地抽空了议会的机能。大政翼赞体制包括国体伦理道德和宪法规则,在万民翼赞的同时,必须维持议会的"立宪面目",但最终伦理道德凌驾于宪法规则、国民生活泛政治化的结果是宪法上的规则失范,议会最终沦为强化天皇权威的通道,天皇成为所有权威的权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