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学商量加邃密,新知培养转深沉”——评萧永明著《北宋新学与理学》

梁启超在《王安石传》中,盛赞荆公之学术“内之在知命厉节,外之在致世致用,凡其所以立身行己与夫施于有政者,皆其学也”。并讥讽程朱理学之所畸重者,“在身心性命,而经世致用之道,缺焉其讲”。是以王安石新学包举儒家内圣外王之道,而濂洛关闽之学不过“经术之一端”耳。但是,现代学术研     

梁启超新闻思想论纲

梁启超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位重要的资产阶级改良派政治家,一个报业的开拓者。本文只打算简要地就他的新闻思想作一个较全面的评述。一、报刊使命自近代报业产生以来,各阶级、政党无不赋之以特定的使命。而这种使命也往往成为人们研究报纸倾向的重要依据。作为我国近代舆论界的先驱,梁启超赋予报刊的使命是什么呢?纵观梁启超的论述和实践,其核心就是以报纸为耳目为喉舌,通中外之故,通上下之情。梁启超认为,国家的强弱,“在于其通塞而     

回归保守：梁启超与严复

解玺璋先生的《梁启超传》,采用了一种很特别的写法,“此书除了前三章讲述梁启超的出身、婚姻、家庭生活之外,其他皆以梁启超与近代中国的历史性人物的关系为章节”（《序》）,例如“书生报国：梁启超与康有为（上）”“谊兼师友：梁启超与黄遵宪”“肝胆相照：梁启超与谭嗣同”等等。这种写法有其新颖特别之处,但是,缺点也是十分明显的。作者生硬地把梁启超的一生分割开来,放到与各个人物的关系之中,使得整本书碎片化的问题严重。全书读下来,一个整体的梁启超的形象是极为模糊的。     

浅论梁启超的校勘学思想

梁启超在校勘学上的成就,主要见于《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校注古籍部分。在这篇文章里,梁启超论述了清儒在校勘古书方面的成就,系统地总结探讨了在校勘过程中规律性的东西,一方面对中国传统校勘学理论的发展作了系统总结,另一方面提出了许多创新性的见解,在校勘理论上其论述独树一帜,卓有建树,从而把校勘学理论的研究工作推向一个新的高峰。     

书架

<正>《梁启超传》出版社:上海文化出版社作者:解玺璋价格:72.8元出版时间:2012年10月本书以梁启超的生平经历为纵轴,以梁启超与康有为、袁世凯、孙中山等人的交往横向铺展开来,以点带面、以人带史,重新评估了梁启超及其思想的历史价值与当代意义;并以宽广的视野和宏大的格局,以梁启超为中心展示了晚清民国大变局中一代知识分子的痛     

梁启超对辛亥革命的态度变化

辛亥革命爆发后,梁启超对其先是充满疑虑,担心革命会带来社会动乱,也怀疑革命党所鼓吹的民主、共和是否真能"名至实归";随即,他又因看到革命后有可能实现自身政治抱负之契机而心生窃喜。辛亥革命十周年之际,他对其大加颂扬,肯定了辛亥革命的巨大价值与意义,对其给中国带来的变化极其乐观。梁启超这一由疑虑、窃喜而乐观之转变,与他流质般易变之思想、热衷政治之秉性以及自信之性格等密切相关。客观上看,也与民初以降中国社会、经济的逐渐起步紧密相关。梁启超深刻认识到这一内在变化,故而对辛亥革命以来尤其是此后的中国充满乐观。与这一变化互为表里的是,梁启超的政治思想在不断发展、进步,他基于对辛亥革命及其给中国带来的发展变化之深刻体认,最终提出"政治在于民"的观点。梁启超对辛亥革命认识与态度的转变,折射出辛亥革命的巨大历史意义。     

学术批评的典范:梁启超与胡适

梁启超和胡适之间有着深厚的学术缘分。本世纪初,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先后发表过《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和关于论“墨学”的论著,胡适后来在《四十自述》中说,他的书,“给我开辟了一个新的世界,使我知道《四书》、《五经》之外中国还有学术思想。”正如《胡适传》(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的作者罗志所指出的:“胡适治学极受此文的影响是无疑的。” 1918年11月,经友人介绍,梁启超和胡适在天津首次相会,相会的机缘不     

读王维诗札记二则

"山东兄弟"之"山东" 关于王维的籍里,《旧唐书》本传云其为"太原祁人",《唐才子传》云其为"太原人"乃就其郡望而言。王维胞弟王缙,官至宰相,《新唐书》本传云其为"太原祁人"。王维祖籍太原祁县(今山西祁县),当无异议。至于王维实际籍里,即其家在何处,尚存疑义。王维集中著名之作《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一诗,题下自注:"时年十七。"该诗系作者重阳日在异乡思念家中诸兄弟而作,题中所云之"山东",当其故乡,即其十七岁出游时弟妹们所     

我的第一本书

在我的学术履历中,《觉世与传世——梁启超的文学道路》有着特别的意义,因为这是我的第一本专著。 1982年,当我跟随导师季镇淮先生开始研习近代文学时,梁启超研究在国内学界还相当寂寥。孟祥才编著的《梁启超传》(北京出版社1980年初版),今日读来虽觉保守、陈旧,但却是其时国内出版的唯一一本最为详细且最具学术性的梁启超研究著作。因此,我在1984年6月完     

梁启超方志观的档案学意义

梁启超是中国近代新史学的开创者,也是中国近代方志学理论的开拓者,并且在档案学方面也颇有独到的见地。但与梁氏史学思想的研究相比较,人们对其方志学和档案学思想的研究却显单薄。档案、志书同源别流,有很深的渊源。作为“方志学”概念的提出者,梁启超对方志尤其是县志之研究颇深,受他关注或得其好评的县志有100多种。分析这些志书,可发现它们都具有鲜明的特色和价值,而这些特色和价值与梁启超的方志学思想颇为契合。梁启超所誉“斐然可列著作之林者”的那一大批县志,都从不同角度体现了这些价值和特征,也折射出梁启超独到的史志观和档案学思想。而正因为志书和档案具有同源共生关系,因而分析梁启超的方志观对档案学研究具有特殊的意义。     

现代稿酬制度的建立与对发表权的保护

晚清出现的期刊繁荣是中国现代出版史上的一件盛事。自1815年马礼逊在马六甲出版了第一份中文的近代化期刊《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到1902年梁启超统计全国存佚报刊时已列有124种。辛亥革命后,“人民有言论著作刊行之自由”,一时报纸期刊风起云涌,蔚为大观,全国报刊达500家之多。跟     

梁启超著作中的海外华人

梁启超所作《中国殖民八大伟人传》与《郑和传》在有关海外华人的中文历史著作中代表一个重要的转折。他将"海外华人"与"殖民"联系在一起,影响后世相关撰述长达四十年之久。将这两篇文章放入梁启超本人的著作中去理解,可以更清楚地看到,他是如何逐渐将"海外华人"与"殖民"联系在一起的,以及他对"华人殖民"真正的看法。     

梁启超藏书题跋述略

梁启超是著名学者、藏书家,其所书藏书题跋数量可观,题跋内容包括述藏书由来、叙藏弆之源流、品评藏书内容等方面.其题跋读书所题,不拘一格,能够补充史料不足,也体现了梁启超鲜明的学术态度.     

刘向《列士传》佚文辑校增补

西汉刘向《列士传》,或作《烈士传》,原书已佚,其佚文见诸南北朝以来书籍征引。清章宗源于《隋书经籍志考证》卷十三曾对《列士传》佚文做过考证,不过,他只列出徵引之书的书名篇目和引文所记之人物,兹引如下:     

试论梁启超新闻自由思想

清末是一个思想激荡的时代,在西学东渐的漫漫长路上,新闻自由的思想随之传入。而梁启超以其办报之多、专论之多、见解之深刻,成为了新闻思想的集大成者。然而,由于时代和梁启超所处阶级的限制,在这一思想之中,存在着梁启超难以逾越的局限:一是他的新闻自由思想内在的矛盾,梁启超始终把自由当成一种手段,而不是当成一种目的;二是梁启超在承认自己的新闻自由的同时,却又在否认别人的新闻自由,使得新闻自由的理念一直处于抽象的境地,难以具体化。     

"特异功能"误扁鹊

扁鹊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名医,司马迁在<史记>里专门为其作传.不过正像司马迁在为刘邦作传时说刘邦的母亲是在野地里与蛇交而有的刘邦--刘邦才贵为天子一样,司马迁为扁鹊作传也带有浓重的封建迷信色彩.在<史记>里,扁鹊不仅是名医,而且是神医.扁鹊的老师长桑君,本是扁鹊家长住不走的客人,扁鹊待之甚恭,"出入十余年",长桑君深受感动,才把秘方传给扁鹊.     

梁启超与丛书──为纪念戊戌变法一百周年而作

像梁启超那样,一生涉猎的学科领域如此之广博,是近代学术史上罕见的。过去对梁启超的研究,已广泛涉及哲学。政治。史学、文学、教育、新闻等领域,但似乎远未穷尽梁氏学术贡献的全貌c例如对梁氏在丛书编辑史上的地位,就很少论及。1897至1898年,梁启超接连编辑了（西政丛书）、（中西学门径书七种》两套丛书c这是直接为戊戌维新作舆论准备的出版物,也鲜明地体现了西学东渐时期丛书编辑出版的时代特点。回顾这两部丛书的编纂过程,分析其内容特征,对近代思想史和丛书编纂史的研究都是有益的而且是饶有趣味的事。思想根由与文献准备1894…     

志德与作传

“史德”、“志德”,历代史志学家都很重视,并加倡导。我们为作古人作传,尤须讲“志德”。志德与作传密不可分。志德是撰传人能否实事求是地记述传主的前提和归结,而作传可谓是撰传人志德的反映和表现,所以,“察志德之崇庸”(董一博语)是很重要的,要写好人物传,必先修志德。今日编修社会主义新志,也应大力提倡社会主义的“志德”。何谓社会主义志德?其核心者曰: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不唯书,不唯上,要唯实”,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     

刊林漫步

把报纸比作耳目喉舌的说法,在西方早已流行。在我国,则直到十九世纪末期才有人提出.而第一个持此说法者,便是梁启超. 1896年,梁启超在《时务报》上发表了他的新闻学处女作《论报馆有益于国事》.在此文中,梁启超提出:“去塞求通,厥道非一,而报馆其导端也”,他把办报与强国联系起来了.接着他又说:“无耳目,无喉舌,是日废疾。……其有助耳目喉舌之用而起天下之废疾者,则报馆之谓也。”     

从引传到造论：王充的“诸子传书”考

王充视子书为贤者的述圣之作,故在《论衡》中频繁以“传曰”引述诸子书原文,且统称诸子之作为“传书”。他以“传”称子的做法是不满于当时的师法博士制度,希望回归汉初“通古今”的博士传统,使诸子书知识重回官学。而《论衡》不属于诸子传书,被王充定为“造论著说”。他将“论”体置于五经之作、贤者之述后,对六艺之经、诸子之传展开“疾虚妄”,以此踵武史迁、刘向的群书整理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