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政治象征理论研究述评

政治象征理论形成于20世纪30-40年代,是传播学主流理论之一,其价值被政治学广泛关注则是在1980年以后。政治象征理论综合了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等学科研究方法,对现代社会政治象征这一特殊的政治现象进行了多视角分析。格雷厄姆·沃拉斯、C.梅里亚姆、H.拉斯韦尔、艾德尔曼等学者对该理论的形成完善作出了突出贡献。本文对政治象征理论形成的时代背景、理论脉络和代表人物作一评介,以期对中国政治传播研究有所助益。     

浅析当代中国网络政治舆论传播

作为一种新兴的大众传播媒体,作为一种新兴的信息传播渠道、信息处理平台,互联网的出现和发展也使当今社会多了舆论载体。我国的互联网在媒介中功能定位逐渐清晰,但其影响是双重的。作为政治舆论的传播方式,其主要功能是：政治意愿传播、维护公民权利、支持国家外交。要充分认识政府加强对互联网舆论进行引导的意义,增强引导的主动性和方向性,进而,实现政府对网络舆论的有效引导,卖现当代中国政治传播的发展。     

浅谈政治传播之政党传播

政治传播是中国共产党文艺战线工作和精神文明建设中的重要内容，本文主要以中国共产党为例来分析政治传播中的政党传播。     

政治哲学的后现代研究视界述评与思考

关于政治哲学的后现代研究,可以说＂有多少个后现代主义者,就可能有多少种后现代形式＂。总体来说,后现代主义者一方面试图否定形而上学的同一性、总体性的认知模式,另一方面却又试图在排除形而上学总体性、基础性原则的条件下挽救非理性、偶然性以及他者和异质性,最终同样没有走出形而上学的视野,实际上仍然以单一、静止的眼光将人类自身的全部自由本性及其权利分割开来,从而造成对政治世界真理和意义的认知性分裂与扭曲。     

准确把握网络传播规律 有效开展大学生网络思想政治教育

大学生的学习思维方式、沟通表达方式、生活休闲方式等都越来越带有明显的网络痕迹。要做好信息化时代的大学生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就必须认真思考网络传播的基本特征,在大学生关注的议程主题引导上、在网络舆情危机的化解上、在健康和谐网络氛围的营造上,有针对性地开展工作。只有准确把握好网络传播规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才能在复杂多变的网络空间里切实掌握舆论引导的主动,更加有效地开展大学生网络思想政治教育。     

西方政治参与述评

在现代西方政治的理论研究和经验研究中,政治参与都是一个核心的概念,它在西方民主理论分析框架中占有十分重要地位。西方学者从关注机构因素、政治动员因素、社会因素、政治文化等视角对政治参与理论进行分析和梳理,对政治参与行为加以观察和研究,可谓众说纷纭,见仁见智。由于西方学者研究政治参与带有西方制度优越主义倾向和行为主义方法论上的缺陷,导致其政治参与理论存在以偏概全、脱离客观政治实践等不足。     

西方学者政治参与理论述评

政治参与是现代社会政治生活中的重要现象。因此，要探讨现代政治的运行规律，就不能不研究政治参与现象。对此，西方政治学者从不同的侧面就这一现象进行过广泛而深入的分析研究。他们的成果无疑值得我们重视和借鉴。本文拟就政治参与的若干基本内容，对西方学者的研究成果及其理论和观点加以介绍、评述。     

西方政治社会化理论流派述评

政治社会化理论作为一门影响较大的新型学科,很多学者都从不同的方面对其进行了探讨,但是也存在着不完善的地方,例如在政治社会化理论流派的划分上面就比较模糊。因此,在借鉴原有政治社会化理论知识的基础之上,可以把其分为以下几个流派：儿童政治社会化理论流派、政治社会化方式理论流派、群体社会化理论流派、政治心理视角的政治社会化理论流派、政治文化视角的政治社会化理论流派。     

政治传播视角下党的政治建设新探

政治传播是党的政治建设的应有之义。“党的政治建设”宗旨就是“讲政治”。要“讲政治”,就需要增强党的政治传播意识;能“讲政治”,就需要提升党的政治传播能力;会“讲政治”,就需要建构党的政治传播体系。总之,政治建设需要统领政治传播实践,政治传播活动必须回应政治建设宗旨。换言之,有必要从政治传播的角度来理解和加强党的政治建设,方能更有效深入地推进党的政治建设,因为党的政治建设本质上是一种政治传播实践形态。     

电视的介入与政治传播

北京广播学院教授闵惠泉在《现代传播》2004，4期提出：     

从政治沟通过程来看如何提高政府公信力

当前中国正处于经济、社会的转型时期,高速发展的同时,社会矛盾冲突也在不断积累,公共事件频发,影响了公众对政府的满意与信任,阻滞了政府公信力的发挥。针对这一现象,以政治沟通的视角,力求将沟通机制不断推向制度化与规范化,主张政府通过加强与公众间良好的互动沟通来稳固、提升公信力成为了一个新的研究切入点。     

公共政策视域下政治沟通机制的构建

政治沟通作为公共政策过程的重要影响因素,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公共政策决策、执行和评估过程的民主化科学化。因此,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过程中,党和政府必须克服传统公共政策中忽视政治沟通的现象,坚持以人为本的决策理念,从民主化科学化的角度构建政治沟通运行机制。     

互联网：政治舆论传播控制的“双刃剑”

随着互联网的普及,中国网民总数跃居世界第一,这使得政治舆论传播呈现多极化发展趋势。互联网给国家政治舆论传播控制带来难题,也带来机遇。互联网是国家控制政治舆论传播的＂双刃剑＂,运用得当就能发挥其积极功能,成为稳定政治舆论的工具,反之,则会催发集体行动的发生。     

新闻传播体制与政治制度关系的实证分析——1949—1956年中国的政治传播

1949—1956年间新中国的新闻事业在制度层面和运作机制上都实现了与国家机器的高度协同。新生国家政权实现了对社会直接全面的组织控制．建立起从国家领袖到普通工农群众的权力体系与沟通网络。这种控制方式直接决定了大众传播体制的组织方式。一方面大众传播媒介在组织体系上实现了国家化、机关化、新闻政治化、报导宣传化,另一方面依托政权体系建立的宣传员报告员制度、集体读报制度、广播站和收音员制度等一系列大众传播制度形成了以宣传员和报告员为骨干,层层沟通联系。覆盖全社会的国家宣传网。这一体制下。大众传播形式与工作队、宣传员和报告员等人际传播手段相结合,并依托国家政权机器的运作而放大了大众传播的社会效果．使大众传播成为大规模社会动员的机器。     

救国还是乱政——略论晚清报纸的政治功能

晚清的报纸被赋予众多政治功能。但是,报纸一方面具有正面功能,另一方面也有负面影响;既可救国,也能乱政。清政府对报纸这一舆论引导不力,既加剧了中国政局的混乱,也加速了王朝的覆亡。报纸功能的两面性,对近代政治产生了深刻影响。     

社会转型时期政治沟通对政治合法性的作用与影响

政治合法性关系到政治秩序持久的问题,在现代社会转型时期,一些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已遇到一些问题与挑战,这种问题的产生是由多种原因引起的,而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政治沟通不畅。因此政治沟通对政治合法性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政治沟通与政治制度、政治文化、政府绩效等密切相关,因此建立健全政治沟通体系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制度保障和文化支持。     

从汶川地震看舆论公开环境下的媒介理性传播

舆论公开使中国传媒在汶川地震的信息传播中彰显了一种理性传播的光辉,新闻自由与理性传播达成一致,这既是一次信息民主化的体现,也是中国传媒管理民主化的开端。     

新闻宣传要为思想政治工作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

做好思想政治工作需要新闻宣传为它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新闻宣传在为思想政治工作营造舆论氛围方面还存在部分新闻从业人员素质不高、宣传重点没抓好、报道的深度不够、热点引导存在误区等不足和薄弱环节。为思想政治工作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 ,新闻宣传必须抓好新闻队伍建设、抓好重点和亮点报道、抓好热点引导     

从澳大利亚总督辞职谈多元文化观念差异

文化差异具有多方面的表现。目前中外学者的研究一直局限在语言文化、行为文化和习俗文化等方面。显然，这是不够的，因为导致上述差异的根源在于政治、经济、宗教、伦理、舆论等多层面。文章从澳大利亚民众对其总督辞职做出的不同反应入手分析了一国之内的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在政治文化、舆论文化的差异，指出在一国之内，广义的民族背景下，价值观及其评价标准仍具有相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