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祈使句尾“了”的认知-语用分析

现代汉语中．祈使句尾“了”的语义分析一直很有争议。本文根据认知一语用理论,利用语义演变公式“M2=M1＋X”探讨了祈使句尾“了”的语义特征,并认为它是语法化程度不高的成分,其语义演变涉及语言的虚拟性、语用推理及语言主观化等因素。     

“H＋ing”结构特征及意义分析

时下,出现一种由汉语不同性质的词、短语、乃至句子（标记为“H”）加上英语中表示现在进行时态的语法标记“-ing”的新型汉外组合形式“H＋ing”,“-ing”进入汉语使用范畴后,其与汉语成分组合及形式、句法独立性等都逐渐发生了变化.通过归纳分析,总结“H ＋ing”的结构特征变化及意义演变过程.     

对现代汉语“有-X没-X”结构的探讨

现代汉语中存在“有-X没-X”的语言现象，本文拟在“语义-语法”场的观点基础上，从句法、语义、语用三个方面对该现象进行考察。将其作为-个对称的固定短语进行三个层面地分析，发现“有-X没-X”是-个非自足的固定短语，具有对举性，其中X属数量词范畴，与“-”构成“-X”的数量结构，X选择范围受其所在的语义、语法场的限制，具有封闭性。从句法层面看，“有-X没-X”在句中有三种存在形式，分别为“有-X没-X＋地＋Vp”“有-X没-X＋的＋Np”和“有-X没--X＋的”结构，并且只存在于描写句中，带有轻贬，俗化的语体特点。     

基于中文信息处理的汉语词汇逻辑语义分析--以“红＋N”二字组合为例

“红”是现代汉语中典型的表事物颜色属性的单音节形容词,而且是单音节形容词中很重要且特征较为明显的一类。在传统词汇语义分析的基础上,运用逻辑语义学理论,以“红”为个案,考察“红＋N”二字组合的语义结构关系,能初步建立汉语单音节形容词和后现名词性成分组合的逻辑语义模型及理解模式,为进一步形式化提供语义信息和知识,从而为中文信息处理的词义分析提供一种新的思路。     

“H＋ing”结构成因归属及发展规范

由汉语不同性质的词、短语、乃至句子（标记为“H”）加上英语中表示现在进行时态的语法标记“-ing”的新型汉外组合形式“H＋ing”,通过对其成因、归属、使用频率等方面统计、分析,从而证明该结构在汉语中立足的可能性,同时指出其应规范之处.     

现代汉语“数词＋名词”的事件语义及名词研究

现代汉语“数词＋名词”结构作宾语时可扮演受事、工具、施事等多种语义角色。与受事宾语相比,“数词＋名词”充当典型的工具宾语时,不能添加名词作中心语构成“数量名”结构。充当工具宾语的“数词＋名词”能跟动词、补语、状语等语法成分组合表达事件,其事件语义为：A运用某工具或器官发出某种动作产生作用于B的“力”,B在“力”的作用下发生性质或状态变化。该结构是否表达事件,关键在于是否体现事件的核心语义要素（变化）。     

先秦汉语动作频次量及动量表达显性化

频次量指动作反复次数。先秦汉语动作频次量主要由“数词＋vP”形式表达,频次量对VP语义特征有着制约作用。先秦汉语中“数词＋VP”表达动量的局限性和表量功能的显性化是汉语动量词产生和发展的重要原因。     

现代汉语中"(N)+V得+NP+VP"句的语文分析

现代汉语中的“（N）＋V得＋NP＋VP”句在语义平面上具有一定的复杂性。文章将从“（N）＋V得＋NP＋VP”句的基本语义结构、“（N）＋V得＋VP＋VP”句各部分的语义关系、“（N）＋V得＋NT＋VP”句的语义结构模式对这类句式作一语义上的分析。     

汉语主谓小句作"得"后补语句的结构语义分析

汉语主谓小句作“得”后补语句就是汉语中的“V＋得＋NP＋VP”结构。以往对这一结构的研究存在着不少分歧,本文就其中一些分歧发表了看法,从结构分析、语义阐释、变换推导、构式意义这四个方面对“V＋得＋NP＋VP”结构重新审视、分类,并对其内在语义关系和句式变换规则进行了分析。     

流行语“get”的汉语新用法

“get”如今成为汉语微博、综艺节目和新闻广播中的流行语言。结合北京语言大学语料库(BCC语料库)中的微博语料,分析流行语“get”受汉语影响所产生的新用法,认为句法上,可以分为“X+get”和“get+X”两种形式;语义上,“get”增加了“学会,学习,学到”的意思,最后认为“get”在语义和形式上有语法化的倾向。     

墨西哥汉语习得者对汉语存在句的识别

认知视角下的语法研究发现汉语存在句有“目的物一参照物”和“参照物一目的物”两种反映人们感知世界图景的组合方式。西班牙语用“Estar”和“Hay”充任述语的句法结构来表示汉语存在句所表示的语义。像汉语存在句一样,表示存在范畴的西语句法结构的句法成分也有两种排列方式,但汉西两种语言在存在句小类上略有差别。通过用“self-pacedreading”实验设计测试以西班牙语为母语背景的墨西哥汉语习得者识别“是”、“有”等6个汉语句法结构来考察墨西哥汉语习得者的母语迁移、汉语存在句的认知模型以及正误汉语存在句识别模型的差异。实验结果表明,墨西哥初级汉语习得者在识别汉语的存在句时：一、西语的负迁移影响到被试对“是”字存在句宾语和述语的识别;二、被试理解汉语存在句的“目的物一参照物”,“参照物一目的物”排列序列未显示出显著差异;三、被试在理解正确的存在句和错误的存在句时．理解策略有别。     

现代汉语“X+化”派生词中“X”词性的界定

词性的界定是语言研究的基础。该研究以现代汉语“X+化”派生词为研究对象,采用定性与定量结合的方法,从句法功能和语义特征两方面分别讨论了对于现代汉语“X+化”派生词中“X”词性的界定。研究表明,仅靠“X”的句法功能是不能判定词性的,要以语义为基础,分析“化”字和“X”的语义特征,再结合句法功能判定规则,是确定词性的最佳路径。     

现代汉语“把”字句语义分析

现代汉语“把”字句的句法格式可标记为“Ｎ１＋把－Ｎ２＋Ｖ＋Ｃ／Ｎ３”。本文主要从语义结构层面分析其构成成分之间的语义关系，包括直接成分和间接成分之间的语义联系。全文分三部分：（１）Ｎ１、Ｎ２、Ｎ３与Ｖ；（２）Ｎ２、Ｎ３、Ｎ１与Ｃ；（３）语义结构和歧义问题。     

“的”字短语的语义特点

从语义角度探讨“的”字短语“X＋的＋Y”的特点,认为“的”字短语的实质就是以X的语义类别为分类角度对Y进行分类。“的”字短语的语义特点是：Y具有可分类性;X具有分类功能;X的语义类别是对Y分类的角度;“X＋的”是分类结果中的一类。运用这些观点可对有关语言现象进行合理解释。     

把／将＋NP＋来＋VP：近代汉语中一类被忽视了的处置结构形式

从汉语史来看,近代汉语时期是处置式形成和发展的关键时期。唐五代以来在“把／将＋NP＋来”动宾补结构的基础上形成的“把／将＋NP＋来＋VP”结构是近代汉语中才存在的一种句法结构形式,它也是现代汉语处置式又一重要来源。其发展演变的途径是：“把,将＋NP＋来＋VP”形成之初是一个连动结构,“来”作为动词“把,将”的补语,为趋向动词,后随着VP语义复杂化以及“把／将”所带宾语的泛化,“来”字逐渐虚化为一个无实义的语助词而脱落,“把,将”表“持拿”“牵引”的动词意义也逐渐弱化,最终语法化为处置式的语法标志。     

现代汉语“副＋名”现象分类及分析

随着语言的发展,现代汉语中副词修饰名词的现象有发展的趋势,并逐渐形成一种较普遍的语言现象.现代汉语中“副＋名”的组合,有的出于语法的需要,有的则出于修辞的需要.出于语法需要的,大都具有关涉性的语义特征;出于修辞需要的,大都具有描述性的语义特征.现代汉语中副词修饰名词有两种类型,即语法类型与修辞类型.两种类型的“副＋名”组合,在具体分类、句法功能、语义等方面是不同的,修辞类型中的名词可看作活用,名词临时活用为形容词.     

网络语言“汉语动词/形容词+ing”的构式分析

在构式语法理论指导下对语码混用的"汉语语码(动词/形容词)+英语词缀ing"结构进行多维度分析研究。从语义及语用功能探讨该构式形成的认知理据:属于典型的汉语异化现象;表示正在进行或状态持续。从隐喻和转喻机制以及构式压制等语用因素进一步分析心理形容词进入该构式的原因:心理形容词具有动态语义特征,符合该构式的语法、语义、语用条件;构式的压制作用进一步促使"汉语形容词+ing"在语义上呈现"状态持续"的特征。表层语码转换反映出两种语言间深层语法的相互影响,揭示两种语言结合时各自承担的语义功能及其整合时所产生的特殊意义。     

现代汉语“比”字句的句式语义特征

现代汉语“比”字句的句式义是谓词赋予两个同类事物在某一共同属性上呈现量级差异。典型的“比”字句的句法结构是“X比YR”,包括比较主体、比较标记、比较客体和比较结果四个要素,并具有“差比”的语义特征;非典型的“比”字句分别具有“胜过、等同、不及、极比、泛比”等语义特征,并且它们各自在句法结构上与典型的“比”字句都存在一定程度的偏离;句法结构中句法成分的语义性质制约着句式的语义特征。     

汉语成语发展变化方式探究

成语具有传承性、定型性和整体性的特点,但社会的进步和发展,都要求服务于社会的语言做相应的发展,自然也就造成了成语的发展和变化。汉语成语发展变化的过程错综复杂,但从方式上来分析,汉语成语正是以“产生新成语”、“改造旧成语”、“成语新旧形式（语义）并存”、“旧成语相沿习用”以及“部分旧成语消亡”等五种方式发展变化的。     

浅谈汉语组合歧义分化的语法理论

汉语是典型的孤立语, 歧义现象具有普遍性和必然性。语言学家在运用各种手段尤其是西方的语法理论分化汉语组合歧义的过程中, 提出并发展了小类词、语义指向分析理论, 逐步完善了层次分析、语义特征分析、变换分析, 引进了“格”语法、配价理论和语用学中的焦点预设理论, 推动了语法研究中的语用平面研究,这在客观上促进了汉语语法理论的可论证性和解释力向纵深发展, 从而显示出歧义分化研究的理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