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邓小平的矛盾观及其方法论意义

邓小平的矛盾观包含了十分丰富的内容。从矛盾的斗争性与同一性的关系上看,邓小平更加突出同一性的作用;从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上看,邓小平更加强调特殊性的意义;从矛盾及内在要素的地位和作用上看,邓小平善于通过全面把握“两点”和“重点”的统一。     

傅斯年史学思想的悖论

傅斯年因倡导“史学只是史料学”而名闻学林,不少学者批评他在史学与史料学之间画上了等号。其实,傅斯年只是为了引起人们对史料的关注而采取了夸张性的表述。他对于史料的重视与实践,有力地推进了中国史学科学化的历程。但其过分强调史料与实证、反对疏通与推论,则又具有矫枉过正之嫌。实际上,傅斯年在其古史研究的系列论文中,对史料之间的内在关联作出了大胆的解释,贯穿着创造性的史识,俨然在其学术主张与史学实践之间形成了一个悖论。傅斯年史学思想的悖论,折射出他对史学主客观问题认识的思想转变,即从追求史学客观性,继而认识到史学研究中不可避免地要“容许想象”,再到其晚年主张“用多元主义代替客观主义”。     

论刘成忻的国学观念与学术思想

刘成圻是中国近世学术史上罕见的天才,他承传家学,以史学见长,又吸收了西学,长期志于国学的研究和著述,建立了一个宏伟的学术体系。他认为国学与科学不同,具有综合的学术性质,四部书相连,不可划疆而治;并指明“事实考证”与专门学科的关系。他认为国学的目的是“以事明理”,用于指导人们的社会实践。他长于史学与思辨相结合的方法,故著述以史学本体研究和理论探索为特点。刘成圻吸收了新学,但本质上仍属于旧学的范围,虽然他在探索着国学研究的新道路。我们从其著述的广博和所达到的学理高度来看,刘咸圻不愧为蜀中的国学大师。     

借题《赵文化与华夏文明》

《学术名家访谈录》和《赵文化与华夏文明》将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学术名家访谈录》收入了16位中国当今顶尖学者访谈录和思想研究文章57篇。91岁高龄的红学大师周汝昌先生欣然为本书题诗一首。《赵文化与华夏文明》收入了中国社科院荣誉学部委员庞朴先生等专家学者文章43篇。史学大师李学勤先生寓意深长地借《史记·赵世家》语为该书题词。这两部书稿选自于《邯郸学院学报》“学术名家研究”和“赵文化研究”两个专栏。     

也谈矛盾的同一性在事物发展中的作用

矛盾的同一性在事物发展中的作用,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重要问题。毛泽东同志为了扫除我们党内的教条主义而写的光辉哲学著作《矛盾论》,主导思想和侧重点是讲矛盾的特殊性和矛盾的同一性,强调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不论在总的指导思想上和具体论述中都是十分清楚和非常明确的。但是,多年来这个问题却遭到林彪、“四人帮”的肆意践踏和恶意歪曲。谁要是讲矛盾的同一性在事物发展中起积极作用,就给谁扣上“阶级调和”、“修     

论傅斯年《诗经》研究的方法和贡献

傅斯年是现代卓越的史学大师。研治《诗经》承“史学就是史料学”之学术观念，从史学和语言学角度入手，以科学的方法。考证《诗经》产生的时代、地域及用诗情况等，提出了很多颇有见地的观点。他是近现代第一个提出“《诗》是文学”的学者。在《诗》学研究上他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从客观主义走向主观唯心主义的兰克学派

利奥波德·冯·兰克(Leopold Von Ranke,1795—1886年),在西方史学界被认为是强调“客观”而“科学”地对待历史的史学大师,也有人把他视作唯心主义史学的代表。尽管说法不一,但都推崇他为西方史学史上的一代宗师,传统史学(相对20世纪的“新史学”而言)的集大成者.一、兰克其人及主要学术成就1795年12月21日,兰克生于德国图林根的维尔小镇,一个中产阶级的路德教信徒的家庭。他的孩提时代,是在一个严格的、苛求的读书环境中度过的。在初学阶段,他就刻苦学习,嗜读古典文学,     

聆听大师

本书涉及国内外38位名人,他们遍及科学、学术、文学、艺术等领域,按照各位大师所从事领域的不同类别。全书划分为四大部分：“科技泰斗”“学术大家”“文坛巨匠（上）”“文坛巨匠（下）”。每个栏目之下,逐篇介绍每一位大师。本书在介绍大师们对人类作出的伟大贡献的同时,突出地阐发大师们高尚的道德,宽广、卓越的学识和景行行止的人格风范,宗旨是使读者从大师们的成长轨迹中得到激励和启迪,把大师们的宝贵精神财富很好地传承下去。     

金陵大学“新史派”与章开沅史学接受之初步

研究史家章开沅的史学思想,一个必须要思考的问题是：其史学专业教育到底来自哪里?在章开沅的自述中,频频被提及的是其历史学专业的最初阶段——金陵大学历史系的两年肄业教育对其深刻的影响。民国时期的金陵大学史学迥异于其他高校的史学传统,具有明显的金大特点,因此被王绳祖称之为“新史派”。金陵大学“新史派”强调近世史领域、史料和现实关怀、开放研究的观念教育、交叉方法的专业培养等,对章开沅有着终身的影响。从章开沅之后的学术作品中可以“索隐”到其与“新史派”史学理念相呼应的学承关系。     

钧窑研究的史学困境及方法论反思——一种学术史的考察（一）

近百年来的钧窑历史研究大致形成了“文献学派”、“考古学派”和“科技学派”三大流派,它们具有各自的学术成就同时又都遭遇史学瓶颈和困境。既往的钧窑历史研究存在着主观性推断、反逻辑推理、循环伪证等方法论问题,常常以偶然性推断普遍性、以特殊性推论一般性,进一步造成了钧窑历史的混乱。钧窑研究应在对既往钧窑研究史学困境和方法论进行反思的基础上,秉持一种整体的宏观文化史观,坚持历史文献研究、考古研究、现代科技分析及烧造实践的紧密结合,进行跨学科的综合性研究,以开创钧窑历史研究新局面。     

梁方仲与明清档案的整理

20世纪30年代中国史学转向浪潮中,老一辈学人陶孟和,春风化雨,兼容并蓄,为同仁们苦心擘画良好的学术环境。梁方仲、汤象龙、吴晗等史学新辈,参与明清档案的整理,自1930年至1937年倾力抄录明清财政经济史料,冀于二百年之中国经济发展作有系统的研究。他们创办史学研究会,阐释“新史学”,开创出独具特色的学术风格和学术实践道路。     

"史德"、"方法"、"对话":兼谈现代文学史的研究

对梁启超在史学研究中所强调的“史德”、“方法”以及“因果”等进行了梳理,并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为例对其存在的相关问题进行了讨论。提出在史学研究中“史德”是根本立场,科学“方法”是基本前提,而历史“因果”的理论阐释并不就是历史实在,只是治史者与同人以及读者展开“对话”的一种文本。     

史学批评与史学发展（笔谈，六篇）——史学批评与史学理论及史学史学科的关系

中国是一个具有悠久治史传统的国家,同时也有着悠久的史学批评的优良传统,产生过很多优秀的史学批评著作和较为系统的史学批评理论。20世纪80年代以来,历史学研究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大发展,随着史学领域研究成果的不断积累,审视、反思这些成果的优劣得失,成为历史研究繁荣健康发展的必要条件。由此,史学批评逐渐引起人们的重视,史学工作者在史学批评理论建设方面做了许多努力,取得了一些成果。但是,尽管很多史学工作者呼吁加强史学批评研究,但史学批评仍然是史学研究领域的“新兵”,高水平的研究成果并不多,史学批评还远远没有达到反省批判自身、规范史学研究、推进史学发展的目的,很多问题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史学批评的实践意义和学术意义仍有巨大的讨论空间,为此,我们特邀请了北京师范大学、暨南大学、首都师范大学等单位相关领域的学者就“史学批评与史学发展”发表自己独到的见解,以推进相关研究的深入开展。     

"新史学":徘徊于传统与现代之间--论晚清民初文明史学的理论构建之二

晚清民初的“新史学”的实质是文明史学。与传统史学不同,文明史学研究的对象是人类社会发展中的进步现象,其范围是民史、国史;文明史学研究的任务是探索历史的因果关系,其目的是激励人们创造历史、培育爱国热情;文明史学的性质是国民史学、民族史学。与西方文明史学相比,中国文明史学更多地承继了传统史学的鉴戒性质而忽视了文明史学的科学性。因此,文明史学没有能够完成由传统学术向现代学术转化的任务,“新史学”只能徘徊于传统史学与现代史学之间。     

中国史学和(西)德/西方史学:一种对话?--始于1980年代中国社会史转向

全文分三部分:第一部分讨论比较方法中的一些问题,并通过比较揭示中国和西方/德国的史学研究中的不平等关系及其后果。第二部分,作者把1980年代以来中国史学研究中出现的社会史研究潮流称为“社会史转向”(Soc ialH istory Turn),分析其特征并以其为例呈现中国史学研究在全球学术结构中的自我定位。第三部分,通过比较德国与中国社会史兴起过程中的异同来“构建他者”(to Construct the O ther)和“衡量差异”(toM easure the D ifference),从而指出占统治地位的线性发展和现代化模型是以统一的全球意识形态体系为基础的,并强调对其重新思考的必要性。     

浅谈王国维治史

王国维是国内外享有盛誉的一代国学大师，尤其以史学成就为盛，这与他以学术为性命，勤勉严谨的治学态度和学无中西、学无古今、提倡“二重证据法”治学方法是密不可分的。郭沫若称之为“新史学的开山”。     

学术视野与中学立场——以“唐宋变革论”为例

历史教学必须密切关注史学研究成果,但中学历史教育的主要目的并非培养史学研究人才。因此,如何处理学术研究与中学教学的关系是一个值得深入探索的问题。“唐宋变革论”这一史学研究理论与成果对中国古代史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近年高考历史试题较为全面地考查了“唐宋变革论”这一学术研究成果。高中新课标及历史新教材也已充分吸收了“唐宋变革论”的有关内容。教师通过系统梳理有关这一问题的学术研究成果,并适时运用到历史教学中,通过创设“问题情境”与“学术情境”,有利于帮助学生全面、深刻地理解历史问题,培育历史学科核心素养。     

地方党史研究与思维创新

地方党史研究具有政治性、教育性、服务性、同一性与特殊性几个特征。在新的历史时期，地方党史研究要实现与时俱进，首先是提高思维创新能力。只有坚持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实践中具有创新、开放、发展、学术、市场意识，并综合运用求实、多向、独创、主动、超前的思维方式，才能开创地方党史研究“资政育人”的新局面。     

推动史学发展,拓宽文化研究领域——"史学批评与史学文化"学术研讨会综述

由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大连大学中国古代社会与思想文化研究中心、大连大学人文学部联合主办的史学批评与史学文化学术研讨会是一次成功的学术盛会。与会代表们主要围绕史学批评和史学文化两个议题展开了广泛的交流,从多方面总结了史学批评的成就,探讨了史学批评发展的途径和前景,也从多角度审视了史学文化的影响和意义。     

论钱大昕的史学批评

钱大昕是清代学术大师,在众多领域都有卓越建树,而于史学用力最多、成就最大。在史学批评上,他提出了“成一家之言”的治史境界、“美恶不掩,各从其实”的撰史原则、“博采慎择”的取材标准、“增其所当增,省其所可省”的表述要求、“师古之是,平心度之”的批评态度、“知人论世”的批评方法、“谨严灵活”的史法义例等等,散见于其对具体史书或史事的考证和评论中,在史学批评史上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