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冯契对“转识成智”问题的探讨

冯契一生都在追求智慧,探讨知识和智慧及其相互关系。青年时期的《智慧》一文将认识分为三个层次:意见是“以我观之”,知识是“以物观之”,智慧则是“以道观之”。晚年,他觉得单纯从“观”来区分认识的阶段,未免把问题简单化了,因而在提法上有了改变。把认识过程理解为实践基础上的认识世界与认识自己的交互作用,展开为从无知到知、从知识到智慧的辩证运动,从而建立了“智慧学”的哲学体系。本文以“如何实现转识成智?”为切入点,在梳理和揭示其历史脉络与时代意义的基础上,试图对他在《智慧说三篇》中就这一问题所作的探讨给予简略的评述,以求教于时贤。     

荀学之纲,弹词之祖——读荀卿《成相篇》

《成相篇》是荀卿的晚年作品,写于春申君黄歇已死(公元前二三八年)之后,他本人废居兰陵的时期.他以当时流行于民间的通俗的文学形式,概括地总结了他的政治思想的理论和主张.就《成相篇》的思想内容说,可以说这是荀卿政治思想的一个纲领.清人郝懿行说过:荀卿“本图依托春申,行其所学;迨春申亡而兰陵归,知道不行,发愤著书,其旨归意趣尽在《成相》一篇,而托之瞽蒙之词以避患也”(见王先谦《荀子集解》“考证上”).这个评语是有根据的.因此,从荀卿这篇晚年所写的带有总     

《文心雕龙·原道》随笔

《原道》篇是《文心雕龙》全书的枢纽之枢纽。《原道》开篇首句之“德”和《原道》之“道”相对，起呼应、点题作用。“道”指制约万物的普遍规律，“德”指具体事物的特殊规律，含有“得道”，即具体事物体现“道”之意。自然之道无时无地不存在，体现自然之道的文也无时无地不存在；有此广大普遍存在之属性，故有此广大普遍之功能，所以“功能”与“属性”这两种对立的解释是可以统一的。刘勰“人文之元，肇自太极”的论断，不是说“太极”状态下便有了“人文”，而只是说追溯“人文”的始因，也要追到太极，他看到了“人文”和“太极”的同一性。刘勰所持的基本立场观点是儒家的，但他总结出的“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是研究了儒、释、道众家的概括而不只儒家一家。他夸大了儒家圣人对自然之道的认识，是他时代和阶级的局限     

《论语》境味：自由在于对规律的把握

子日：“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为政篇》)这是孔子晚年对自己一生学习历程的总结。我们看到他的“志”贯穿了五十五年漫长的生命历程。“学”了十五年，到三十岁的时候，才建立了自己的学说体系。“不惑”     

范仲淹:岳阳楼记立意高

《岳阳楼记》可谓文质兼美，文辞之美，立意之高，影响之大，堪称千古杰作。这篇楼记，是应朋友之嘱写的，可谓“命题作文”。写这篇《岳阳楼记》，范仲淹远在邓州，并未登楼，可谓“想像作文”。做命题作文、想像作文，很可以从这篇千古名文中学到好多东西。?从《岳阳楼记》中我们可以感受到范仲淹的情绪。他从参知政事的高位上贬放到邓州，真是一落千丈，但他没有一丝一毫的沮丧和苦闷，没有一丝一毫的失落感、困顿感，依然志向高远，意气风发，他自己就是“不以己悲”的人，“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     

一个审美主义者的“时代”关怀——20世纪40年代徐訏创作新探

徐訏40年代的创作明显不属于特定意义上的“抗战文学”，但这并不能说明他的创作与其所处的时代无关，他是以一种个性化的方式来回应时代并与时代进行对话的。他的“爱”和“浪漫”并不是完全超然于时代的，也是对于时代的一种独特感应和思考。除了“浪漫”之作之外，徐訏还有为数不少的“写实”之作，但这种“写实”之作与其时代的现实主义主流文学仍是迥然异趣的，他的“写实”之作与他的“浪漫”之作有一种同源关系，是作者审美主义人生态度的一体两面。     

人性觉醒人格独立--记晚年周扬

周扬是中国共产党文艺战线长达50年的领导人，他文艺生涯的前期为时代“左”倾思潮所胁裹．难免带有历史和时代的烙印。晚年复出的周扬走出了“左”的思想樊篱，找回了自我，复归了个性．重领文坛风骚，在思想界和文艺界掀起了“第三次思想解放运动”，实现了人的重新发现和马克思主义的重新发现。晚年周扬是他人生的辉煌。     

《齐桓晋文之事》自学导读

这篇课文记述了孟子晚年和齐宣王的一次谈话,阐述了他的“保民而王”的政治主张和实现这一主张的具体措施。按下例提纲自学:一、孟子诱导齐宣王认识自己具有保民而王的条件,为提出“保民而王”实施仁政的主张打下基础。提示:孟子用齐宣王以牛易羊的     

重读张岱年先生的《世界文化与中国文化》--纪念张岱年先生逝世十周年

张岱年先生在20世纪30年代运用辩证法而深入到“文化之实相”,提出了文化的“整”与“分”、“变”与“常”、“异”与“同”的辩证文化观,这一思想根源于他在1933年发表的《世界文化与中国文化》。张先生在30年代主张的文化的“创造的综合”,以及他在晚年提出的“文化综合创新论”,实际上都是立足于这一文化的辩证发展观。这一思想对于我们当今的文化建设、道德建设,乃至于哲学理论和哲学史研究,都仍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论卢挚散曲的写景艺术风格

卢挚的散曲历来被人们评之以“妩媚”，我们还可以在妩媚之中体会到清淡、清丽等风韵，而在他咏史怀古之作的写景中，则又别是一种神貌。这就使得多种风格相互交融渗透，显得仪态万方。     

梁启超“绌荀申孟”的荀学研究析论

晚清时期，梁启超受尊孟抑荀思潮影响，力主“绌荀申孟”。随着时代变迁，他的荀学研究逐步深入，认知荀子的态度不断转变，从“儒家中最狭隘者”的指责到“社会学之巨擘也”的肯定。尤其是到了晚年，荀子“创为儒家的知识论”成为梁启超荀学研究的基本定论。     

一块天工的璞玉——孙犁《再观藤萝》赏析

孙犁的作品素以清新脱俗、自然醇厚而著称,他的晚年之作更是冲淡从容,洗尽铅华,《再观藤萝》便是这样一篇纯净精致的美文。《再观藤萝》以一架藤萝为背景,描写了一位从农村来的小保姆。作者先从藤萝写起,那是一种极普通的植物,平时不惹人注意,人们也不去照管它,“妨碍了人,人就把它扒拉到地上去,再爬上来,就把它的尖子揪断”,可是它一旦开了花,“虽然     

谁偷走了叔叔

童年时代，每个人心里都住着一个人，我暂且叫他“童年偶像”。小作者的心里也有一个“童年偶像”，就是他的叔叔。和叔叔间的有趣经历成了小作者心里的一道风景，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叔叔却被“偷”走了。这是生活的必然，还是偶然？读来令人唏嘘。     

对周作人失节的思想文化解读

周作人晚年堕落变节为汉奸不是偶然的，导致周作人最后堕落的思想化基础是个人本位主义思想。它是周作人作出人生选择与化选择的关键与核心，由此而演泽的“世界民”思想、现世思想、叛徒与隐士的双重人格、隐忍调和的人生态度以厦“唪化至上”的日本化现等思想化因素都不同程度地为他的堕落失节提供了不可忽视的理论依据。     

勒维纳斯“他者观”浅析

勒维纳斯关于“他者”的认识是以犹太教为背景的,不过他在利用犹太教过程中对之做了适合于他自己“他者”理论的改造,因此在他那里,“他者”已经从人与人之间的对话过程之中抽身而去而成为“神秘化”的存在者,这样勒维纳斯就使得现代伦理学中赋予“主体”的优先地位在后现代伦理学中被“他者”所占有,而“主体”真正地回归到自已“道德孤立与自我负责”的道德“原初场景”之中。     

是谁创造了“新概念的时代”

“我们命该遇到这样的时代”,晚年的莎士比亚在《辛白林》中写道。这句话被300年后的奥地利人斯蒂芬·茨威格录在了回忆录《昨日的世界》的扉页上。这个悲观的天才坦言他是出于绝望而决定写下他一生的历史,让人想到两千年前的司马迁。谁也不明白是时代铸就了人还是人铸就了时代     

“个体化书写”的成就与命运——评《晚霞消失的时候》兼论新时期之初的文学现象

《晚霞消失的时候》是一篇在新时期之初引起广泛关注和激烈争议的小说。这篇作品的“个体化书写”立场以及对个体命运、个人的精神际遇和人生价值的关注使它明显与同时期大多数作品的“群体化”叙述方式区别开来,在揭示、探究人的荒诞生存境遇方面的独特表现以及整体上“灰色调”的写法和“反英雄”的倾向使这篇作品多少具有一种存在主义的意味。、在个体信仰和宗教问题上,小说以个体化的立场和角度切入进去,展开了深入的探讨。但在新时期之初的文学环境下,这篇作品显得孤高而不合群,它既不合主流的立场和规范．又与当下的时代格格不入,这就使它面临着尴尬的边缘化命运。     

对白居易晚年诗歌的再评价

白居易晚年的心态以闲适为主，但以闲适为主并不意味着事事如意。他晚年的“闲适”是因为没有实现“兼济”的条件，可谓生不逢时。尽管如此，他的兼济之志也从没有完全消失。对白居易的评价我们要抱着科学客观的态度，不能因为白居易晚年“兼济”的淡化就一味地贬斥苛责。在很大程度上，他所得到的种种非议与他的作诗习惯有着密切的关系。     

激情飞扬的《不自由，毋宁死》

“不自由，毋宁死”，这是美国独立战争时期著名的演说家帕特里克·亨利呼唤人们为争取独立和自由而战的激情警语，二百多年来，它仿佛依然响彻在我们的耳畔。亨利以他高昂饱满的激情，不仅激励了千百万北美人为独立而战的斗志，同时也成就了一个演说家的经典作品，使得这篇演说词历久而不衰。     

再读《捕蛇者说》

一，为我们留下了许多胺炙人口的作品，有多篇被选人中学课本。《捕蛇说》就是其中之一。该已深人到当代中国的千家万户，“永州之野产异蛇，黑质而白章；触草木，尽死；以啮人，无御之。”多少人已耳熟能详，倒背如流。尽管如流，如果贸然问一句“这篇章是什么体”，只怕很少有人能准确回答。会回答的也可能众口一词说是散，“柳宗元在永州亲眼看到这种情景”，以自己的笔描写自己看到的实事，不就是一篇纪实性散么！我们问过几个教过这篇课的中学老师，也都是这样回答。从来没来人把它当成小说。但是，反复地阅读几遍之后，我们对“纪实性散”说产生了怀疑，认为它只能算作一篇小说，一篇篇幅不长的唐代言小说。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我们首先得了解小说的写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