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魏晋时期“以《诗》为经”与“以《诗》为戏”——以《世说新语》所载用《诗》为中心

魏晋时期同时出现了"以《诗》为经"和"以《诗》为戏"两种矛盾的现象,分别体现了宗经和离经两种相反的倾向性。"以《诗》为经"表现出对《诗》的态度是尤为宗崇的,"以《诗》为戏"则显示出一种戏谑和幽默的态度,二者是不同性质的语言游戏。"以《诗》为经"显然是有汉一代经学意识形态的延续,而"以《诗》为戏"则反映了魏晋之际《诗》文化的新风貌。《世说新语》较为真实地再现魏晋史实,对上述《诗》文化面貌也有很好的记录与反映。在"以《诗》为经"的大文化环境下,"以《诗》为戏"显得相当特殊,值得我们深入探讨。     

两汉君臣用《诗》考

《诗》自先秦传入两汉,在两汉历朝君臣的下诏和上奏中都大量引用到《诗》,它们分别以西汉的长安和东汉的洛阳为中心,俨然形成两个用《诗》集团。由于所处的历史时代不同和不同历史时段社会政治、经济与学术思想发展的差异,这两个用《诗》集团在引用《诗》之"风"、"雅"、"颂"的数量和在诏奏中征引时所呈现出的应用特征,又有不同;而在此中则反映出了《诗》学在两汉时期的发展流变和时代特征,显示了《诗》之经典性与历史性融通的进行和完成,是春秋时期政治用《诗》和战国时期文本用《诗》的完美融合和发展。     

郑玄《诗纬》学论略

以汉代经学大家郑玄《诗》学研究为考察中心,从其现存的《毛诗郑笺》及辑佚的《毛诗谱》、《六艺论》对《诗》的论述中去寻绎《诗纬》的客观存在。郑玄笺注《毛诗》,虽"以宗毛为主",但对三家诗的引用时有,对纬书及《诗纬》的引用亦有。同时,《毛诗谱》解《诗》还部分吸收了《诗纬》解《诗》的方法与内容,并在《六艺论》论《诗》中直接引用《诗纬》论《诗》之"五际"、"六情",从细节处揭示了郑玄对于《诗纬》的吸收与运用,也彰显了《诗纬》对于汉代《诗》学的影响。     

群体的合唱与严肃的独舞——从《创造诗丛》到《森林诗丛》的编选出版看“九叶派”的形成

从出版角度梳理了《诗创造》到《中国新诗》的过程,借以探求"九叶派"的形成原因:《诗创造》团结了四十年代中后期诗坛大部分诗人,孕育了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两大诗人群。诗创造社编辑出版的《创造诗丛》是现实主义诗人群占主体,继之的《森林诗丛》则是现代主义诗人群占绝大多数,而《中国新诗》的创刊则标志着现代主义新诗派(也称"九叶派")的独舞。     

“以意逆志,得孟子之一体”——以《韩诗外传》为例看孟子对汉《诗》经学化的影响

孟子的"以意逆志"说,最先强调了读《诗》者在《诗》义阐释过程中的主体性作用,这意味着读《诗》者不再仅仅是被动地接受《诗》义;还可以通过主动推求去寻找《诗》的创作意图。而《韩诗外传》正是汉《诗》践行孟子"以意逆志"观的突出代表。《韩诗外传》对孟子"以意逆志"观的传承,不仅展现了《诗》学发展至汉代的一次飞跃,同时也证明了汉诗通过《诗》义阐释传达经世意图的经学化倾向正是由孟子导夫先路的。     

在选择中定向:《荀子》用《诗》的价值期待

《荀子》之于《诗经》学,最大的贡献,莫过于呈现了从孔子、孟子到汉儒的继往开来:通过对孔子"删诗"和论《诗》的回归,对孟子说《诗》方法的承继,对《诗经》中思想政治教化价值的定向选择,借以达到其以《诗》"证礼""隆礼"的目的 。     

诗国第一情歌的审美之旅 ——《关雎》三千年接受史的文化启示

作为"诗三百"的开篇之作,《关雎》 堪称华夏诗国的"第一情歌".孔子作为 《关雎》 的第一读者,以整体性视野,从审美与教化双重角度,奠定了 《关雎》 三千年接受史基调.汉代儒生"《诗》 作经读",优美的婚恋情歌成了严肃的伦理教材.从两汉"《诗》作经读",经魏晋"文的自觉",到两宋以及明清强调"《诗》 作诗读",《关雎》 逐渐恢复原初的情诗面貌.现代接受者从纯文学观念出发,一致把 《关雎》视为男欢女悦的情歌.纵观《关雎》三千年接受史,这是一部由"《诗》作经读"到"《诗》作诗读",亦诗亦经、亦经亦诗,审美与教化双线演化的历史,也是一部中国人诗评观念和审美意识的嬗变史.从阐释学看,诗与诗的阐释都是传统的构成部分.今天,当人们超越了伦理主义与审美主义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以同情的理解看待诗教传统,完整认识《关雎》以及《诗经》在历史上"诗"与"经"的双重身份和双重影响,又引起了当代接受者的新思考.由此,从孔子到今天,《关雎》三千年接受史形成一个审美之圆.     

论朱熹《诗集传》对《诗经》文学地理学的发展

在《诗经》文学地理学的发展过程中,朱熹博采众长,是一个承前启后的重要人物.他明确提出"废《序》言《诗》",主张"以《诗》说《诗》",求《诗经》的"本文本意",为后人从文学地理视域解读《诗经》文本打开了巨大的空间.他抛弃小序和《诗谱》比附政教、以美刺言《诗》的做法,在《诗集传》中用"地域界定+风俗考察"的方法解读《国风》,将地理视角贯穿于对具体诗篇、诗句和词语的理解中,并在《诗集传序》中提出文学与地理之间"物-人心-诗"的关系链条,直接影响了宋末的王应麟.     

《诗》的隐显与《文选》“赋、诗、骚”的排序——《文选》序“体”研究之一

《文选》赋、诗、骚三类的排序与《诗》的隐显颇有关联。《诗》虽不入《文选》,但三者的排序是以其与《诗》义的关系来衡量的:《文选》中的"赋"为《诗》之代表,故居首;"诗"虽发展渐异,但与《诗》仍属同途,故而次之;"骚"异于"赋"而疏离于《诗》,故又次之。     

《孟子》引说《诗经》考论

《孟子》一书中引用、论说《诗经》多达38处,主要目的在于借以充当立论依据。孟子在对《诗经》的论说中,提出了著名的"以意逆志"和"知人论世"的说《诗》观点,但是,受其引《诗》功利性目的的影响,孟子对所引诗句的具体阐释带有脱离文本而迁就应用的倾向,从而导致了孟子说《诗》理论和用《诗》实践的矛盾。     

王夫之“拟议变化”的《诗》论观

明清之际,王夫之以"六经责我开生面"的宗旨研经立说。其《诗》学著作《诗广传》对《诗序》的众多突破与发展,在当时的《诗经》学著作中独树一帜,得益于其"拟议变化"的《诗》论观。在"拟议变化"《诗》论观烛照下,王夫之沿着经世致用的解经思路,将《诗经》阐释与时代风气和政治紧密结合,能够对《诗经》学讨论的传统问题提出新见,开拓新的解《诗》路径,体现了明清之际遗民经学的学术风貌。     

孟子诗学主张在汉代的影响——以《韩诗外传》对孟子“《诗》载王道”观的承袭为例

汉代四家诗在解《诗》用《诗》的过程中,无不突出强调《诗》的王道政教功能,把《诗》视为承载王道政教的政治教科书,这也是汉《诗》经学特点的最重要的表现之一。而这一特点,又以《韩诗外传》表现最为突出。不过追根溯源却会发现,汉代诗学的这一经学特点源于对孟子"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观点的承袭和践行。甚至可以说,孟子的"迹熄《诗》亡"观,在一定程度上规定了汉诗解经释旨的诗学方向。     

孔颖达《诗》学观论略

孔颖达主持编纂的《毛诗正义》既是对汉魏六朝《诗》学的总结,也代表了唐代《诗》学的最高成就,对唐以后的《诗经》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孔颖达关于"诗有三训"、"诗是乐歌"以及对于"六义"的深入阐释,是孔氏《诗》学观中最有价值的思想,这些思想体现了唐代《诗》学承前启后、兼容并包的风格特点,预示了有唐一代恢宏开阔文化气象的征兆.另外,作为一个全新时代科举考试的必读教材,《毛诗正义》中的许多思想又吸纳和融入了初唐人的政治和文化观念,对日后的诗歌创作和诗学观念也产生了直接或间接的影响.     

论清代李惇的《诗经》研究

李惇是清代中期扬州学派兴起时期代表人物之一,长于治《诗》,他的《诗经》研究以求是为本,不盲从前人,言而有征,不务虚言,对《诗经》学案中"删《诗》说"、"笙诗说"和"姜嫄说"的精彩辨析是李惇治《诗》的主要成就,体现了他考辨精审,破除迷信,去伪存真的治学精神。     

《诗小序》作于子夏——张澍《诗小序翼题辞》述评

《诗小序》的作者问题,《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为"纷如聚讼","说经之家第一争诟之端"。清代一些学者,从清初的陈启源,中经钱大昕、翁方纲、张澍,到晚清的陈奂等,一改宋代学者轻率攻击《诗序》的做法,实事求是地对《诗小序》的作者进行了辨析,肯定《诗小序》出于子夏。其中张澍在其《诗小序翼》的序言《诗小序翼题辞》中,以出自班固《汉书·艺文志》、郑玄《毛诗笺》等的直接证据与自左丘明《左传》以来历代学者引用《诗小序》的间接证据相结合,论述了《诗小序》为子夏所作,显得全面而系统,令人信服。当代学者在"走出疑古时代"的背景下对《诗小序》作者问题的研究,肯定了"子夏序《诗》"的正确性。     

《诗经》"经"化过程及其实现因素浅探

《诗经》"经"化是从孔子开始的,中间经孟荀诸子的推动,至秦统一天下不久最终完成。而在这个过程中,儒家所推行的"《诗》言是,其志"的解《诗》原则及对"断章取义"的解《诗》方法和"传"、"故"、"章句"等解《诗》体式的采用,是实现《诗经》"经"化的关键性因素。     

复质与广大:《论语》和《诗经》的诗教思想

《八佾》篇"子夏问诗"和《阳货》篇"教伯鱼读《二南》",分别阐述了《论语》诗教思想中的两个重要方面:"复质"与"广大"。从《春秋》"复质"思想出发,结合《诗经·周南》中的《汉广》《汝坟》两篇的具体文本解读,可以把《论语》诗教思想中的"复质"和"广大"两层意思联系起来,获得更加深入和系统的理解。     

童心与春天相遇——读儿童诗集《一个胡桃落下来》

《一个胡桃落下来》,韦苇著,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2013年5月出版,定价:24.00元打开《一个胡桃落下来》这本诗集,我变成了一个在斑斓多彩的春天里溜达逗乐的孩子,每时每刻都为美丽的"遇见"而感到新奇、惊喜。诗集里几乎每一首小诗都与大自然相关,春意盎然,活泼清新。燕子、刺猬、松鼠、狐狸、青蛙、蝴蝶、荷叶、花环、红莓果、蘑菇、风筝、蓝天、白云……大自然中这些普通的     

《孔子诗论》与《毛诗序》解“诗”之比较

正通过比较我们可以发现《孔子诗论》所体现的"以人为本"、以"情志"为基础说诗的阐释精神基本上被汉儒搁置了,取而代之的是对政治伦理意义的发掘。《毛诗序》说诗基本上忽略了诗人个体情志,而着意追求诗歌背后所负载的历史沉淀,以求施用于政治。又因二者同为解《诗》之作,前已论及二者思想上的渊源,那么由具体窥见一般,可看到《诗论》与《毛诗序》的不同。一、入《诗》之内与出《诗》之外——指向的不同《孔子诗论》论诗注重《诗》的思想内涵,也有对诗     

论孔颖达的《诗》学体系

孔颖达从内外两个维度,建构了自己的《诗经》汉学体系:从外部看,他从《易》学那里获得方法论,以《易》象释《诗》兴,从理论上贯通《诗》、《易》;又从礼学那里获得资料来源,在实践上提高了《诗》学的地位。与《易》、《礼》结缘,《诗》学终于突围自六朝以来逐渐被边缘化的命运。从内部看,《正义》精心构筑了几乎能够涵盖一切传统《诗》学的编排体例,从而为《诗》学的统一结构了一个集大成的框架。孔颖达充分发挥《诗》的美刺作用,使《诗》学的统一最终指向政治和伦理。值得注意的是,孔颖达的《诗》学体系与朱熹有着本质的区别。前者旨在尊《序》,而后者务在倒《序》。这是因为,两者的哲学基础不同,前者属于汉学,强调"诗教";后者属于宋学,强调"体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