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俗人生：儒家经典生活的窘境与晚明士人社会角色的转化

传统儒家基于“志于道”的终极理念而确立起的士人经典化的生活模式，在晚明社会的变迁中陷入了极大的窘境之中。“贫”、“穷”、“抑”成为晚明士人最为重要的生存困惑与社会呼声。晚明士人也于这种生存压力与商品经济发展的促动下，走上了世俗化的生存道路，开始了由“道德人”向“世俗人”社会角色的转化，这种转化虽不可避免地带来了许多消极影响，但同时也潜在促动了“士”与社会之间的交融与互动，拓展了其通过社会而存在的能力。     

从戚继光的文化交游看晚明文化视域下的“武臣好文”现象

本文以戚继光的文化交游活动为视角,对戚继光的文化身份进行了解读,并藉此对晚明时期“武臣好文”的社会文化现象进行了探讨。指出戚继光的文化交游活动是晚明社会“武臣好文”现象的典型代表,为晚明社会的多元文化增加了新的内涵。     

周作人散文理论的生成与转换

周作人20世纪20年代中期学术立场的“转换”．带有明显对“他”解构和对“自己”解构的特点。即他不仅有意避开“五四”激进派对传统化所采取的二元对抗逻辑思维和简单取舍的做法,而且他自己也由早期号召新学作家“模范”外国的“美”,彻底转向复古晚明的小品,凸现晚明小品的反抗、边缘、颠覆的社会功能,重新确认现代散的精神源头。解构也是在创构中进行的．而他创构出现代散理论话语,重视在口语基础上的“杂揉调和”,注意“涩味”与“简单味”,讲究“知识”与“趣味”的“统制”,其实也是对纯粹白话语言观的“解构”。因而,这种现代散：建观念的存在,本身就是丰富和发展了现代散的理论宝库。     

花飞残月天——浅论“三言”中的“烟花”形象

“三言”是明人冯梦龙在广泛收集宋元话本和明代拟话本的基础上加工编纂而成的,不仅全面展现了冯梦龙的人生现和文学观,而且折射出了晚明社会的各个横截面。本文试图通过对“三言”中“烟花”形象的分析来挖掘形象背后的审美内涵、剖析冯梦龙的文学观念,从而进一步管窥晚明的社会背景和文艺思潮。     

三言二拍与中晚明社会思潮

中晚明社会思潮与“三言”“二拍”所反映的思想内容存在着相通相同的现象,“好货”、“好色”是文学哲学共同提出的时代话题。“好货”是中晚明资本主义萌芽时期新的人生价值的取向,反映了人们趋利求财的心态。“好色”是对程朱理学禁欲思想的一种反叛,带有初步人性解放色彩。“三言”“二拍”形象地记录了中晚明人们“好货”“好色”的思想。     

晚明的商业发展与社会变迁

晚明是中国古代社会急剧变化的时代,商业异常繁荣,社会思潮活跃,是古代社会商业发展的关键时期。伴随着晚明社会商业的发展,不可避免地带来了晚明社会的变迁,而首当其冲的要算思想变迁。新＂四民观＂和＂工商皆本＂思想接连出现,促使大量人员加入商人群体,文人学士的加入使晚明社会的从商风气日重,导致晚明社会的商业化和世俗化,人们欲望的极度膨胀,社会生活走向糜烂,促使晚明社会在极不正常的情况下转型,这也是晚明社会走向灭亡的一个重要因素。     

拟话本小说和晚明市民心态论略

成书于晚明的拟话本小说,确切而真实地反映了晚明市民的心态。具体说来,拟话本小说反映出了晚明市民阶层普遍具有的渴求财富、鸳逐感官刺激的和企盼“因果报应”的心态。这种心态的成因,与市民阶层的阶级构成、晚明的社会现实以及当时的哲学思潮紧密相关。     

晚明士人自我意识的转变及文化人格的转型

晚明时期的文化变动是五四新文化运动重要的本土文化资源。这一变动的核心是晚明士人自我意识的转变和文化人格的转型。晚明士人自我意识转变和文化人格转型的社会基础是明中叶之后日益高涨的市民文化运动，其思想基础是阳明心学的崛起。晚明士人的文化人格突出表现为“狂”、“隐”两种类型。它为当时的文化变革所注入的资源是个性意识的觉醒。     

明代娼妓和民歌关系论略

逮乎晚明，民歌的声势愈盛，民歌纵情声色的特征也愈明显，因而其“刺激”旧规则下诗创作的力度也愈大，与晚明艺革新思潮的联系也愈加紧密。在讨论这一问题的过程中，娼妓题材的广泛介入是一个尤须注意的现象——或许可以这样说：正是有了娼妓的影子在，明代民歌才焕发出了别样的风采。     

论晚明"异端"思想的社会化

:在中国思想史的发展历程中 ,社会化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课题 ,然而 ,学术界的关注极为有限。晚明“异端”思想的社会化 ,是中国思想史上的典型范例。以泰州学派及其后学为主干的晚明“异端”思想家们 ,建构了一个反传统的思想体系 ,这个思想体系本身就蕴含着巨大的社会化潜质 ,切合长期囿于思想禁锢的社会大众的文化心理 ,极易为社会大众认同、接受。与此同时 ,泰州学派及其后学进行着广泛的社会活动 ,无不亲身向社会传播其独特的思想观念 ,并通过其个人的人格魅力 ,通过对于文艺思潮的影响 ,通过对于商人、士大夫等的感召 ,影响晚明大众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 ,影响整个晚明社会。在晚明 ,哲学引领社会生活得到了充分的演示     

明代剧曲中的＂男风＂文化考释

“男风”现象为晚明社会盛行的一种风气,经过时间的沉淀,逐渐形成了“男风”文化。明代的戏曲作品中涉及“男风”现象的近十部之多。剧中的主人公多为出身低贱、年龄偏小但外貌俊秀的少年男子。题材上或演绎历史,或编自现实。这些“男风”现象与晚明社会蓬勃的商业经济、极端的纵欲思潮等息息相关,也与统治者的帝王之好和传统的封建法律、家庭观念等密不可分。     

应该把资本主义制度纳入借鉴的范畴--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文明建设的若干思考

制度是价值取向和行为规则的结合体，在资本主义乃至其他社会形态的制度体系中，都存在“借有”、“自有”和“共有”等3种类型的制度。资本主义创造的制度明是人类明进步的一个重要台阶，并非都是糟粕。社会主义制度明建设尤其需要借鉴资本主义制度的积极成果。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借鉴应该是借用而非移植，不应丢掉本色和优势。     

《小尔雅·广言》举证(一)

一、晏①、明②。阳也。①“晏”，晴朗。《说文·日部》：“晏，天清也。”《文选·杨雄<羽猪赋>》：“天清日晏”李善《文选注》：“晏，无云之处也。”②“明”，指白昼。《左传·昭公元年》：“明，阳也。”二、旰①、晏②，晚也。①“旰”(gan)，晚，天色晚。《左传·襄公     

从个体言说到普遍话语——晚明文学史的叙述建构(1920-1940)

本文以1920—1949年代前后学界对晚明文学史的叙述为考察对象,论析了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晚明”及“晓明文学”为何从个别言说对象,成为文学史书写热潮中的焦点,揭示了这种转变的话语机制和价值旨向。在此基础上,笔者结合具体文本内容,分析了在新的文学史叙述建构下,晚明文学史如何被重新形塑,以及其内在分野与普遍同一性所在。     

从个体言说到普遍话语——晚明文学史的叙述建构（1920—1940）

本文以1920—1949年代前后学界对晚明文学史的叙述为考察对象,论析了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晚明”及“晓明文学”为何从个别言说对象,成为文学史书写热潮中的焦点,揭示了这种转变的话语机制和价值旨向。在此基础上,笔者结合具体文本内容,分析了在新的文学史叙述建构下,晚明文学史如何被重新形塑,以及其内在分野与普遍同一性所在。     

晚明山人与山人诗

山人诗人的崛起构成晚明诗坛一个突出的现象,在其冲击下,明中叶之后诗坛“朝”与“野”的对立终以“诗在布衣”的变化结果告一段落。这一创作主体的变化,对明代诗歌的演变走向产生深远影响。本旨在揭示晚明山人诗人的生存状态,山人诗坛的概貌,山人诗的学取向与艺术创造,展示晚明山人诗在明代诗史的地位与价值。     

晚明谐谑文学的艺术特色与影响

晚明谐谑文学不论是作为一种文学品种,还是作为一种文学风格、文学创作上的倾向,都是与“性灵文学”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文学思潮是社会思潮的表征。性灵小品在明代中后期盛行,“性灵文学”从萌芽到壮大的过程,是与明代中叶商业资本主义的萌芽,以及商人——市民阶层的出现、人文主义精神的抬头紧密相关的。它标志着晚明文人自我意识的觉醒和对传统道德观、人生观的叛逆。这种文学观念上的变化一定也引发文学作品在表现手法上的许多变化。     

晚明社会文学思潮转型与《金瓶梅》对传统题材的突破

社会思潮是有一定社会影响的思想潮流，一般产生于社会历史的大转折时期，晚明社会思潮的形成及发展有其特定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背景。晚明的文人思想家们，对晚明文学思潮的产生有着直接重要的影响。晚明社会思潮在《金瓶梅》中有着鲜明的体现。     

从《天工开物》看晚明社会的士风与科学

晚明商品经济空前繁荣,士群体混入了大量以商人为主体的市民成分,从事商业与科学研究也开始被士人视为是建功立业、实现人生价值的一条有效途径。《天工开物》是晚明工商业经济高度繁荣与经世实学思潮的重要产物与杰出代表。《天工开物》反映了晚明科学具有重经世致用的实用民生技术,具有“穷究试验”的理性实证精神,仍没有突破“阴阳五行”、“天人合一”的传统思维模式的鲜明特点。     

守常与变革：中国古代“制度”运行的两难选择——以明代班军制度的历史命运为个案

守常与变革是中国古代制度运行的两种基本指导思想。时代在发展，既定的制度需要不断“变革”，却无法回避“守常”思想的阻挠。明初实行的班军制度本为善政，在明中期以后存在许多问题，也做了不少变革，但受到“守常”思想的影响，该项制度垂而不死，一直延至明朝灭亡。“守常”与“变革”思想的冲突与调整反映了中国传统政治哲学影响下的王朝更替与制度轮回的基本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