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百多年来福州话文白异读的变迁

方言的文白异读是处于不断变化发展的过程中。把编于戚继光入闽之后(约十六世纪中叶)的《成参军八音字义便览》(下简称戚书)和编于清乾隆十四年(公元1749年)的《太史林碧山珠玉同声》(下简称林书。成、林两书的合订本称为《戚林八音》下简称“八音”)     

云南汉语方音史稿(五)

林本裕的《声位》是马自援《等音》的姊妹篇。两位作是同时代人。写作时间相差不多。林书对马书有多方面的修订，它的价值就在这修订上。通过详细对比，从中可以发现通用语语音和云南汉语方音，各自发展道路的分歧。显示出两部书观点立场的不同，当然功绩的缺点也就不同。     

高本汉《中国音韵学研究》所记福州音之声母系统

高本汉《中国音韵学研究》记录了大量的方言字音。从高本汉的描写中,可以离析出福州方言音系的整体面貌。文章重点介绍高本汉《中国音韵学研究》所记福州音之声母系统。高本汉所记福州方言15个声母,与《戚林八音》、现代福州方言的声母系统基本一致,只是对“n、l”两个声母的分合看法有所不同,这是福州方言语音渐变的反映。另外,高氏还记录三个特殊音ts、c、c,经过分析,发现这些音标在书中仅有一两次用于描述福州方言,并不能作为福州方言声母系统的声母。     

人类的形成与火的使用

火的发现和使用,对于人类的形成和发展,具有划时代的重大意义。“人最终同猿分离”,即从“正在形成的人”发展到“完全形成的人”,其主要的标志有二:一是开始制造工具;二是火的使用。马克思认为:蒙昧时代低段(这是借用的摩尔根的分期法,相当于恩格斯在《自然辨证法》中所说的“正在形成的人”这一阶段——笔者)“告终于把鱼类作为食物和获得用火的本领”。(参见马克思:《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第一页)     

太平天国悲剧与“时代局限性”——答陈佩嫣老师

（一）陈佩嫣老师《再谈太平天国的悲剧说明了什么》一文（下简称《再谈》）实际上提出了两个不同的命题 :一是“以农民阶级为领导的革命不能取得胜利 ,与时代局限性无关 ,只与阶级局限性有关” ;二是“由于受阶级的局限（而与时代局限性无关———引者注） ,农民阶级不能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第一个命题 ,我认为是难以成立的 ,而第二个命题虽然可以成立 ,也还需要作进一步的说明。（二）上述两个命题的不同 ,陈老师似乎并未意识到 ,《再谈》所论 ,是将两个命题完全等同而视（尽管实际所论的只是第一个命题）。要弄清楚“时代局限性” ,…     

吴楚材、吴调侯《屈原列传》评注选解

清代的吴楚材、吴调侯叔侄两人(以下简称“二吴”)编选评注的《古文观止》一书,被后世奉为学习古文的必读教本,所谓“阅其选,简而该,评注详而不繁,其审音辨书,无不精切而确当”(吴兴祚原序)。课文《屈原列传》便是经“二吴”评注过     

社会心理学管见——对一个论点质疑

许苏民同志发表了题为《论社会心理是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形态之间的中介》一文(以下简称《中介》,见《中国社会科学》一九八三年第六期)。他主要是引述普列汉诺夫这样一个提法:“一切思想体系都有一个共同的根源,即某一时代的心理”(《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三卷第一九六页)。以此作为立论的根据,认为社会意识形态是直接来源于社会心理。这种看法是值得商榷的。 现在,我们仅就以下几点进行分析: 一、什么是社会心理,什么是社会意识形态? 《中介》一文开头就说:“普列汉诺夫明确地把社会意识区分为社会心理与社会意识形态两种基本形式”。在这里,作者不单将“社会心理”与“社会意识形态”相划分,而且还把“社会意识”和“社会意识形态”当作两个不同的概念。我们翻开普列汉诺夫的著作,他是这样说的:“一部分由经济直接所决定的,一部分由生长在经济上的全部社会政治制度所决定的社会中的人的心理”,以及“反映这种心理特性的各种思想体系”。(同上书,一九五页)他在书中所说的“社会中的人的心理”和“各种思想体系”,实际都是指社会意识形态,其中的“各种思想体系”是讲理论的东西。只不过普列汉诺夫没有用“社会意识形态”这个词和概念,但他的意思是与此相通的。     

不能简单地把社会心理看作是社会意识形式的低级层次

把“社会心理”引进社会意识的范畴,从理论上说无疑是个突破,但某些提法还值得商榷。《历史唯物主义原理》(肖前、李秀林、汪永详主编,下称《原理》)一书认为,若“从高低不同层次的关系的角度看,社会意识又还分为社会心理和社会意识形式。”(第247页)我认为此说不甚妥当。     

福州话城乡异读字音分析

本文收集福州四郊的字音异读,归纳出主要的8项,逐一与城内标准音对比,并联系这些字的中古音韵地位和在《戚林八音》中的声韵归类情况讨论各项城乡异读在历史年代上的先后次序。本文的讨论说明,认为城区的语音演变总要比乡村快一些,笼统地把乡村背景的口音处理为“老派”口音的一般作法并不总是正确的。     

关于鸦片战争时期穆彰阿的评价问题

《青海社会科学》1983年第2期刊载了刘德鸿同志的《穆彰阿评价异议》(以下简称《异议》)一文,对鸦片战争时期穆彰阿的评价提出新的见解。认为:(一)道光帝乾纲独断,“军机大臣职权有限”。长期以来,学术界“把道光帝视为动摇于投降与抵抗之间的君主”。却认定穆彰阿始终是投降派的首领,未免“有失公允”,也“缺乏令人信服的可靠根据”;(二)     

释“子一分,丑三分二,……”

<正> 一、问题 吉林人民出版社,程希岚、吴福熙两位先生主编的《古代汉语》第202页有一例句(以下简称“例句”)是: ④子一分,丑三分二,寅九分八,卯二十七分十六。 (《史记·天官书》) “例句”中的着重号及“例句”出处是该书编者加的和附注的。 选用这个例句的目的在于说明古汉语     

《六国论》中几个句子的理解

苏洵的《六国论》(部编高中语文课本第三册)本来是一篇精辟的脍炙人口的历史论文,文章并不太深,但由于几种“拐棍书”说法不一,引起教师们的争论,给教学造成混乱,有的甚至传授错误的知识。爰书管见,以供切磋。一、“赂秦而力亏,破灭之道也。”这两句话,湖北省编《语文教学参考资料》(以下简称《资料》)和沔阳师范函授部编的《古代诗文选讲》(以下简称《选讲》)分别译为“……这就是灭亡的道路啊!”和“……促使自己走向灭亡的道路”。把“道”解为“路”,是可     

《戚林八音》视角下福鼎方言与闽东方言南片关系

闽东方言南北片语音差别较大,但闽东方言北片的福鼎方言语音系统却与《戚林八音》语音系统非常接近,呈现了福州话的早期语音特点。     

《戚林八音》作者初探

《戚林八音》是福州地区群众所熟悉的方言韵书。这书每页分两半,上半页中间夹缝写着“戚参将八音”,下半页中间夹缝写着“林碧山字义”。这样,似乎其作者是明摆着的了。然而略加思索就会想到,如果此书真是戚继光编著的,他怎会用宫衔来署名呢?由此看来,戚继光是明代抗倭爱国名     

“把”字句究竟出现于何时

“把”字句究竟出现于何时,学术界众说纷纭.王力先生《汉语语法史》指出“唐代以后,处置式产生了”;潘允中先生《汉语语法史概要》则认为用“把”组成的初期处置式在南北朝已陆续出现.但是,我们在《睡虎地秦墓竹简》(以下简称《秦简》)一书的《法律答问》中发现一个值得研究的句子:可(何)谓“臧(赃)人”?“臧(赃)人”者,甲把其衣钱匿臧(藏)乙室,即告亡,欲令乙为盗之,而实弗盗之谓(?)(也).该句中的“把”不能看作是表“握持”义的动词,而应是表处置(到)、起提宾作用的介词;“甲把其衣钱匿臧(藏)乙室”是表处置(到)的“把”字句.假设上例中的“把”是动词,则“把其衣钱匿臧(藏)”的结构形式为V_1OV_2.在古汉语中,     

典雅庄重的《集王圣教序》

唐释怀仁集王羲之书《圣教序》碑(题简称《集王圣教序》,下简称《圣教序》),建于唐高宗咸亨三年(672),内容分三个部分:一是唐太宗李世民与皇太子李治(后为唐高宗)的序、记、答敕、笺答;二是玄奘所译《心经》;三是题款:署《心经》润色者、勒石者、镌字者的职官、姓名,建碑时间.原碑现存西安碑林,年代久远,剥蚀严重.清代梁(山献)《评书帖》早已指出:“宋拓怀仁《圣教》锋芒俱全……今石本模糊,锋芒俱无.”所以本文讨论问题,是以文物出版社1978年5月版《宋拓怀仁集王书圣教序》为依据.《宋拓怀仁集王书圣教序》后附出版说明:“关于怀仁集王书圣教序碑,过去曾有过不同的看法.周越《书苑》说:‘唐文皇制圣教序时,都城诸释诿弘福寺怀仁集右军行书勒石,累年方就,逸少真迹,咸萃其中.’宋代黄伯恩以碑中的字与王羲之帖中的字‘纤微克肖’(“微”原作“维”,据他本改),因此认为《书苑》的说法是可信的(见《东观余论》).而明代董其昌则认为圣教序是怀仁临仿王羲之字体写成,并说‘集’字应解为‘习’字.”(董说另见题跋)     

《尚书》释疑

“书”、“尚书”、“书经”这三个称谓反映了不同的时代对于《尚书》不同的理解以及人们对其不同的认可程度。《尚书》的性质是“上古政史资料的汇编”,《尚书》的成书最后是由秦王朝来完成的。     

也谈“啊”字音变

看了发表在《小学教学参考》(99.1)上陈永林同志的《这些“啊”字还是改的好》一文,笔者不敢苟同.也想借此谈几点个人拙见.第一,“啊”字音变必要性不大.现在许多有关汉语语音的书中都非常郑重其事地把语气词“啊”的音变现象详细罗列陈述.例如:河南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普通话水平测试指南》一书列出了“啊”的音变表:     

司马迁之《史记》与希罗多德之《历史》

司马迁与希罗多德两人均出身官宦,都曾出游寻访,中途皆遭受过挫折,在人生后期完成史学大作;《史记》和《历史》建立在前人的劳动成果上,产生于社会空前发展的时代;中国的史学开始于史官,依附于政治和政权,西方史学自发产生于民间,它依靠史学家本人的奋斗和积累;二人著史书的目的都是为了总结历史经验;两书均真实地反映了历史,能够通过史书反映作者的思想和看法,不仅反映了自己本国的历史,亦反映了当时那个“世界”的历史;两书取材丰富,在文学史上都占有一定的地位;《史记》为纪传体通史,《历史》似纪事本末体;两书记载时限相差甚远;两书记载历史的方式方法不同。     

谈rather than的用法

ratherthan表示主观愿望上的抉择或客观程度上的差异。译作:“宁愿……而不愿……”,“是……而不是……”,“与其说是……不如说是……”。ratherthan究竟是什么词类,不同的词典(甚至同类词典)和语法书说法不一。如《牛津高级英汉双解词典》(下简称《双解》)第四版第1233页指出:ratherthan为介词,而第六版第1426页其介词词性消失。LDCE、《现代英语用法词典》、薄冰等著《英语词汇疑难用法解答》第三辑都认为ratherthan是一习惯用语。有趣的是我国出版的所有英汉词典如《英汉大辞典》《、新英汉词典》、《最新高级英汉词典》等都没有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