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的百衲本大藏经

百衲本大藏经是中国近代十余家刻经处联合刊刻的一部天藏经.它的续藏部分没有刻完,正藏也未完成结集,主要以单行本流传,却对近代佛教和学术界产生了重大影响.本文简述了近代各刻经处的设立和百衲本大藏经的结集情况,着重论述了这部大藏经的文献特点.     

近代金陵本佛典浅说

佛教典籍是中国古典文献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由杨仁山居士创办的金陵刻经处，在近代刊刻了很多佛教典籍。其所刻佛典内容纯正，校勘严谨，刻印精致，版本精良，被学界推为金陵善本，蜚声于海内外。     

杨文会与金陵刻经处

位于南京闹市区的淮海路35号，是一个在中国近现代文化史中占有重要位置的所在——金陵刻经处。院子颇大，院内女墙姻静，曲径通幽，山石林立，绿树成荫。迎面便是古色古香的“低温精舍”，匾额由著名佛学家吕微题写。皖东一排红砖平房，安置着从雕版、翻印到装订、流通的诸多部门，一部部流传海内外的佛经都诞生在这里。院西是刻经处历史陈列室，里面能看到创始人杨仁山居上的照片：一位头戴瓜皮帽、身穿长袍马褂的老者，面目和善。经版搂在后院，青砖青瓦，庭院深深。杨文会（字仁山，安徽石婊人），这个如今已被大多数人遗忘的名字，一百…     

非物质文化遗产雕版印刷技艺的数字化保护研究北大核心CSSCI

文章以“广陵刻书”“金陵刻经”为保护对象,对雕版技艺、古籍版片、雕版典籍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工作,研究得出以下结论:创建雕版印刷数字技艺资源库,借助数字记录和存储技术为雕版印刷的工艺流程建立永久的数字档案;开展雕版典籍再造计划,应用计算机辅助成型、三维建模技术、数控加工技术,对古籍版片和佛像经版进行逆向复制,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开发衍生产品;建立雕版典籍数字内容资源库,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揭示雕版典籍所蕴含的信息资源。     

浅谈非物质文化遗产制作工艺类照片的拍摄

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丰富多彩、文化深厚,如何用不同的摄影手法和丰富的视觉语言记录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制作工艺,展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摄影者的拍摄步骤方法是产出高质量照片的关键因素之一。精品照片能够把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统制作工艺和文脉传承更完美地呈现给读者,让更多人关注和喜爱非物质文化遗产,更好地传承和发扬其蕴含的文化精髓。     

近现代中国出版史大事编年(二)

1866年王昶编《湖海文传》刻成。这是一部较重要的清初至清中叶的散文总集。南京金陵刻经处成立。这是近代中国佛教文化的学术和出版机构,曾刻印《净土四经》和《大藏辑要》。     

新疆曲子“入住”呼图壁县档案馆

<正>近日,呼图壁县档案馆将"新疆首届乡村艺术暨呼图壁首届新疆曲子文化节"相关资料接收进馆,主要有新疆曲子在呼图壁的传承与发展史、在当地演出过的传统剧目和新编剧目剧本、著名曲子唱段和曲牌、曲子艺术研讨论文及大量光盘、照片等。新疆曲子作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呼图壁县已传承一百多年,并融入了当地群     

蔚县剪纸——燕赵民间艺术的一朵奇葩

正蔚县剪纸源于明代,是一种风格独特,在国内外享有盛誉的民间艺术,其制作工艺在全国众多剪纸中独树一帜,这种剪纸不是"剪",而是"刻",它是以薄薄的宣纸为原料,拿小巧锐利的雕刀刻制,再点染明快绚丽的色彩而成,其基本制作工艺为:设计造型——薰样——雕刻——染色。国家非常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2006年5月20日,该遗产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     

徐文蔚与北京刻经处

徐文蔚是民国时期的著名佛学家,他不仅编印《印光法师文钞》,编辑《杨仁山居士遗著》,还创立北京刻经处,校刻佛经,结集《百衲本方册清龙藏经》。文章简介了徐文蔚生平事迹,论述了北京刻经处的刻经宗旨、人员组成、刻书质量,以及在佛教典籍整理方面做出的巨大成绩。     

图书馆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的探索——以梅源梯田开犁节为例

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活态性、民间性、地域性、非物质性等特征。图书馆对其保护主要是通过文字、图片、音像等方式将其收集记录下来并加以展示还原。文章介绍了云和县图书馆在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的一些做法：实物征集、制作照片档案案、记录技艺、编辑民歌集、参与规划展厅建设。     

世界遗产时代的非遗保护——影像记录及制作的方法与问题

日本国立历史民俗博物馆(简称"历博")每年制作一部影像作品,以记录民俗文化、制作"影像民俗志"。这项工作是本馆研究人员研究工作中的一环。另一方面,历博也曾与日本文化厅合作制作民俗文化作品,其对象是国家指定的无形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影像制作则委托电视台、影像制作公司进行。除此之外,也有民间电视台拍摄民俗文化相关的纪录片作品并播出。本文将探讨日本的历博、文化厅、影像制作公司、民间电视台等不同主体的影像制作手法及存在的问题,从研究的角度思考非物质文化遗产影像记录的存在方式。另外,世界各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中,有一些被UNESCO指定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所以本文也将思考在现代全球化环境下非物质文化遗产记录的存在方式。     

《乾隆大藏经》入藏常州市档案馆

今年9月,热心市民季汉翠女士向常州市档案馆捐赠了全套新版《乾隆大藏经》,共168册。《乾隆大藏经》原版为清代官刻汉文大藏经,亦称《清藏》、《龙藏》。它始刻于清雍正十一年(1733),完成于乾隆三年(1738),成为中国历代最权威的皇家宫廷版藏经,现为我国官刻藏经的最后一部,也是我国现存唯一一部大藏经版,共收录经、律、论、杂著等1669部,总计7168卷,是研究佛学、哲学、历史、文学、艺术、科学和翻译工作的重要文献资料。新版《乾隆大藏经》采用两栏     

北京刻经处述略

论文简要介绍北京刻经处主要创办者徐文霨编印《印光法师文钞》、编辑《杨仁山居士遗著》、校刻佛经、结集《百纳本方册清龙藏经》等生平事迹,主要论述北京刻经处的刻经宗旨、人员组成、刻书质量,以及在收藏出版佛教典籍方面做出的巨大成绩。     

中山装“申遗” 再续“国服”传奇

日前在第八届中国休闲服装博览会上,中山装展区格外引人注目。而主办方中山市相关单位也正在搜集中山装的历史资料,如果资料能够齐全,中山装将努力申报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与此同时,广州、上海等地的一批民俗文化专家也呼吁,中山装制作工艺应申报"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一时间,中山装是否要申遗,成为中国服装业争议的话题。     

论中国傣族贝叶经档案的分类和特点

本文在参阅大量傣族原始贝叶经档案的基础上认为,根据不同的分类标准,贝叶经档案可分为叶质经书、纸质经书,全傣语、半傣半巴利语、全巴利语经书,傣仂文、傣纳文、傣绷文经书,大藏经、单部经及其他经书等;贝叶经档案具有重要历史文物价值、学术资料价值、鲜明的民族特色、丰富的内涵和独特的艺术价值等特点。对贝叶经档案的分类和特点进行研究,有利于对其进行整理、鉴别、传播和使用。     

传媒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作用

自200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颁布《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以来，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一个新的报道对象进入了我国传媒的视野。特别是2006年，国家宣布6月的第二个星期六为“文化遗产日”及公布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以来，围绕“文化遗产日”和“国家名录”，从传统纸质媒体到电视甚至网络，非物质文化遗产几乎无处不在，成了传媒关注的焦点。[第一段]     

黑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新媒体传播方式研究

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存环境受到越来越大的冲击,一些口传心授和行为传承的文化遗产正在不断消失。与此同时,数字媒体技术的蓬勃发展,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播提供了新的契机和发展空间。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播方式在数字媒体技术的带动下得到了空前发展,国外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播方式呈现多样化。本文立足于黑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播现状,以黑龙江省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桦树皮制作技艺为例,通过借鉴国外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新媒体传播方式,分析设计出四种新媒体传播方案,通过AHP层级分析法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决策过程,得出适于桦树皮制作技艺的优化传播方案。     

湖笔的前世与今生——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掠影

2006年5月20日,湖笔制作技艺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07年6月5日,经国家文化部确定,浙江省湖州市的邱吕明为该义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并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226名代表性传承人名单.     

非物质文化遗产文件材料归档范围研究

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是指该项目在调查、研究、保护、传承及申报过程中形成的具有保存价值的文字、图表、录音、录像、照片、电子文件、实物等材料.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作为我国各族人民世代相承的、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和文化空间的历史记录,在传承、弘扬民间文化、发掘民族文化资源、研究各民族历史,进行民族传统教育中都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2011年10月,国家档案局将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列入第一批国家基本专业档案目录,并要求中央国家机关专业主管部门应根据本目录会同国家档案局负责编制档案归档范围和管理办法.在国家出台相应制度前,各省级专业主管部门可会同省级档案行政管理部门编制本地区的专业档案归档范围和管理办法.本文结合近年来各地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收集、管理的一些经验和做法,就非物质文化遗产文件材料归档范围提出一些自己的看法,和同行探讨,也为各地编制非物质文化遗产专业档案归档范围和管理办法提供一定的参考.     

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的特征和意义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民族记忆的根，是民族文化的魂，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重要的文化意义和世界意义。正如文化部副部长周和平在“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论坛”开幕式上的讲话所指出的那样：“非物质文化遗产担负着保持民族文化独特性和维护世界文化多样性的双重职责。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所蕴含的中华民族的独特思维方式，是捍卫国家文化主权和维护国民文化身份的基本依据。保护和利用好非物质文化遗产，对于构建和谐社会、培育民族精神、建设先进文化、全面推动人类文明对话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意义十分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