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太史公曰”文学特质浅谈

《史记》之"太史公曰"在文学史上具有开百代之先的地位。作为论赞,它附同于本纪、表、书、世家以及列传,并同它们一起组织起《史记》完整的结构。在烘托主文本的同时,也汇筑起了"太史公曰"作为表情达意的独特文本所具备的文学特质。     

试论司马迁“发愤著书”的因素和条件——兼论《史记》成功的原因

司马迁在基本上完成《史记》的写作之后,为了说明自己著书的目的和宗旨,又写了篇《太史公自序》,作为《史记》中一百三十篇中的最后一篇。司马迁在这篇《自序》中谈到了“发愤著书”的问题,他说: 于是论次其文。七年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祸,幽于缧绁,乃喟然而叹曰:“是余之罪也夫!是余之罪也夫!身毁不用矣!退而深惟曰:夫《诗》《书》隐约者,欲遂其志之思也。昔西伯拘(兰久)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于是卒述陶唐以来,至于麟止,自黄帝始。     

读《史记·太史公自序》

《太史公自序》一般简称《自序》,是《史记》全书的总论,也是一篇内容丰富,学术价值很高的自序传论文.全文七千八百一十二字,记载司马氏世系及司马迁传略,但主要篇幅是对《史记》一书的自注和提要.《史记》是司马迁一生心血的结晶,是他对于历史的最大贡献.所以《自序》实即作者自述的思想体系,是研究司马迁思想和《史记》价值最重要的历史文献.全文可分七个段落.     

论《太史公书》之“因情生事”

《太史公书》即《史记》,是历史化的结果,然而其本身却带有浓厚的个人情感,书中体现了因情生事的创作原则,反映了作者的心理历程和情感理想。从这个方面来说,《史记》实为一部伟大的文学创作。     

所谓“先汉纪录”并非司马谈史料

王国维与郭沫若曾先后就认为系“先汉纪录”的一条史料,研究过司马迁的生平。这条史料出自唐人司马贞《史记·太史公自序·索隐》所引晋人张华的《博物志》,其文称: 太史公,茂陵显武里大夫司马,年二十八,三年六月乙卯,除六百石也。二位学者分别在其著作《太史公行年考》和《<太史公行年考>有问题》中,都认为这条“先汉纪录”所说的“三年”,当为汉武帝元封三年,当时司马迁始任太史令,这条史料是指司马迁而言,文中的“司马”下所夺者应是“迁”字。     

秦人远祖是东夷嬴姓少昊族

秦人的祖先,有的认为来自西方戎族或夏族,有的认为来自东方商族或近商族。我在学习、研究中发现,东夷嬴姓少昊族才是秦人的远祖。《史记·秦本纪》太史公曰“秦之先为嬴姓”,当指大费,又名柏翳。索隐:“此则秦、赵之祖,嬴姓之先,一称伯翳,《尚书》谓之‘伯益’,《系本》、《汉书》谓之‘伯益’是也。”寻检《史记》上下诸文,伯翳与伯益是一人无疑。故大费、柏翳、伯翳、伯益均是一人。大费在舜帝时,曾辅佐禹治水平地,为民造福。论功行赏时,禹向舜帝奏曰:若没有大费的帮助,我是很难取得治水的成功的。舜帝表彰了大费,赐玄玉,许姚姓女为妻。后来大费为舜主畜,劳苦功高,被赐姓嬴氏。实际上,大费之先就是嬴姓,舜帝仅为重封。     

面对盛世的忧患——司马迁的忧患意识

司马迁是中国古代最伟大的历史家,同时,他也是一位最具忧患意识的历史家,他倾注毕生心血创作的《史记》就是他深重的忧患意识的产物.忧患意识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显著特征,它普遍存在于中国艺术、美学乃至史学、哲学之中,并形成中华民族代代相续的深层心理结构.晚清的刘鹗曾有一段话十分集中地概括了这一文化现象:“《离骚》为屈大夫之哭泣,《庄子》为蒙叟之哭泣,《史记》为太史公之哭泣,《草堂诗集》为杜工部之哭泣,李后主以词哭,八大山人以画哭,王实甫寄哭泣于《西厢》,曹雪芹寄哭泣于《红楼梦》.”所谓“哭泣”者,正是指弥漫于作品间的忧患情绪.刘鹗在这里将《史记》与《离骚》、《庄子》、杜诗等并举,说明他对《史记》中所蕴藏的太史公的忧患意识有深刻的感受.其实,不单是刘鹗,两千多年来许多目光深刻的学者都看到司马迁著《史记》决非单纯记录历史,他在记载历代政权的兴衰变迁和帝王将相的荣辱沉浮的同时,处处流露着自己对社会、现实、人生浩大而深广的忧患意识.这种忧患意识正是司马迁真实地记载历史,敢于大胆批判现实的思想基础,是他自强不息、发愤著书的精神动力所在.     

《史记·范睢蔡泽列传》与京剧《赠绨袍》比较研究

《史记》是一部伟大的历史著作,同时也是一部著名的文学著作。鲁迅先生称赞它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史记》凭借其思想的深刻、描写的生动、叙事的严谨、语言的杰出等众多特色而深刻地影响着后世文学的创作。其中有一类戏剧的创作因为《史记》而表现出了独特的色彩,作家通过对《史记》中的一些故事进行借鉴,对其故事情节、人物形象、语言等进行艺术在加工,最终创造出一种虚构与史实交错,娱乐与教化融合的戏剧,人们称之为"史记戏"。对这种在原著上进行改写的"史记戏"进行研究很有价值。     

《招魂》作者辨

《史记·屈原列传》结尾的太史公赞语已指出《招魂》的作者就是屈原。这是屈原作《招魂》的“铁证”。王逸《招魂章句》序内容与史料和《招魂》内容不吻合，因此“《招魂》为宋玉作”一说不可信据。后代一些学者对王逸说的修正是徒劳的。第一人称用“朕”并非宋玉的语言习惯，而是屈原的语言习惯。这进一步证明《招魂》的作者是屈原而非宋玉。     

论匈奴问题对司马迁《史记》叙述的影响——以《史记·平准书》、《匈奴列传》为主

征伐匈奴是汉武帝时代一个重要的问题,但它并不是个单纯的边境征伐问题,而是反映了汉武帝的治国理想。司马迁直接或间接地接触过匈奴问题,并因李陵事件受到牵连而卷入了时代的漩涡。武帝时期对匈奴采取的政策与太史公司马迁的《史记》撰写环境存在密切的关系。     

《鸿门宴》教学一得

《鸿门宴》节选自《史记·项羽本纪》 ,是中学语文传统课文 .《史记》文字虽不像先秦散文一样繁难 ,但部分词句 ,今人阅读理解或翻译 ,仍会有一些偏失 .如果认真细致地去研究推敲 ,有些难以理解的词句语意便会清晰开来 .这里仅举几例 ,以为抛砖引玉和切磋 .( 1)“鲰生说我曰 :”中学教材注为“浅陋无知的小人” .“鲰 ,短小浅陋” .有人认为此为姓氏 ,即“一个姓鲰的小人……” ,理解似不妥 .《说文》 :“鲰 ,白鱼也 .”《说文·段注》 :“鲰 ,白而小之鱼也 .”《中华大字典》 :“张守节曰 :‘杂小鱼也’ .”即今天骂人“小杂种”的意思( 2 …     

《读书杂志》“意疑”析

《读书杂志》“意疑”析《史记》卷７５《孟尝君列传》：“居数年，人或毁孟尝君于齐王曰：‘孟尝君将为乱。’及田甲劫王，王·意·疑孟尝君，孟尝君乃奔。”（中华书局标点本，第七册，页２３５７）王念孙《读书杂志·史记第二》“意疑”条说：“‘意’下本无‘疑’字，...     

“史记学”研究的开拓之作

自《史记》问世以来,有关《史记》研究的论著可谓汗牛充栋,然对这些丰富的研究资料还少有人予以系统的整理和研究。张新科、俞樟华《史记研究史略》一书的出版,弥补了这一不足。该书不囿于时空局限,从古到今,从国内到国外,第一次对古今中外的研究成果予以整理,既有引述,又有详论,对一些有歧义的重大问题还阐发了自己独到的见解。对《史记》的传播、印刷、校注的情况也作了详细介绍,是研究《史记》必不可少的案头书。该书首先以历史发展为线索,纵线介绍不同时期《史记》研究的概况。指出《史记》的传播和研究在汉魏六朝刚刚起步;唐代受到学术界的积极推崇;宋代则形成评论《史记》的新风气;元代的突出贡献在     

古今同形异义词例释(八)

往往“往往”,副词,既可指时间的常常,又可指空间的处处,分别例释于下:一、指时间的常常。《史记(一)·五帝纪(太史公曰)》:“余尝西至空桐。北过涿鹿,东渐于海,南浮江淮矣,至,长老皆各往往称黄帝尧舜之处,风教固殊马。”(我曾经西到空桐,北过涿鹿,东往海滨,南渡江淮。所到的地方,故老们常常谈论黄帝、尧、舜的事迹,风俗教化本来也有所不同。)此一义项,现代汉语中仍然沿用,如:他往往工作到深夜。     

《〈史记〉与地理学》补述

对《史记》与地理学的关注始自明代.阎崇东先生《〈史记〉史学研究》第七章专设《〈史记〉与地理学》一节,以顾炎武至图书出版(2005年)为限,主要介绍了《史记·货殖列传》中地理学研究的成果.图书整理期间另有学者以全局视野对《史记》地理学进行论述,该书出版后逐渐出现了基于全局视野的专项研究.     

国外《史记》研究概述

《史记》,不仅是中华民族的宝贵文化遗产,也是全人类的精神财富。《史记》流传到国外以后,引起了国际汉学家们的广泛兴趣,出现了一大批《史记》研究的专家。日本、朝鲜、苏联、法国、西德、美国等国家的《史记》研究,都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其中尤以日本为最。本文拟对国外《史记》研究状况作一简要分析介绍。1 据史书记载,《史记》大约在魏晋南北朝时就已传播海外了。如唐初李延寿《北史·高丽传》云:高丽“书有《五经》、《三史》、《三国志》、《普阳秋》”。可见唐以前”三史”已传到高丽。朝鲜人民至今仍然保持着雅爱《史记》的热情。南朝鲜汉城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李成珪编译的     

鲁西南地区与炎黄文化

鲁西南地区与炎黄文化许庆山（上接１９９４年第４期）四、黄帝《史记·五帝本纪》曰“轩辕之时，神农氏衷”。神农氏第八代炎帝榆罔退出历史舞台之后，神州大地经过一番血与火的洗礼进入了另一个辉煌的时代─—黄帝时代。《史记·五帝本纪·正义》又解：“黄帝。有熊国君...     

《史记》“新城”注释考

《史记.秦本纪第五》中"新城"条,正文和张守节引《括地志》对之的注释均有误。考证先从与"新城"相关的"榆次"和"狼孟"开始,确定其在今山西境内;接着从《史记》和先秦的文献以及注释记载,指出新城无小平城别名之说,小平城始建于北魏;最后从几个方面进行大胆推断。     

司马迁视陈涉为汉之发端

司马迁写《陈涉世家》,古之史家多讥之为自乱体系,今之学者则多誉之为同情农民战争。这种或贬之太低,或称誉过高,都有悖史迁的本意。据《太史公自序》,司马迁写《史记》就是要“布闻”汉代的“圣德”,记述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最终目的是为巩固汉代大一统的政权服务。他判断历史是非的根本依据是汉代统治阶级的利益,史实的取舍、褒贬的分寸,都以不违反汉代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为最大限度。秦是被汉取而代之的,为证此取而代之的合法性,正义性,司马迁     

《史记》地理学研究的一部佳作——吴宏岐、王元林等著《司马迁与中国地理》评介

吴宏岐、王元林教授等著的《司马迁与中国地理》一书,2006年9月由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正式出版。全书共5章,22万多字,内容涉及司马迁的地理学思想及其历史地位、《史记》与中国自然地理、《史记》与中国人文地理、《史记》与中国区域地理和地图学、司马迁的地理学思想渊源五方面,比较系统深入地揭示了《史记》在地理学方面的研究意义和司马迁的地理学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