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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2月26日,我到新闻出版总署参加《中国出版通史》出版座谈会时,惊悉王益同志已于25日晨病逝,深感悲痛。看到会场上陈列的一大摞每套九卷的《中国出版通史》,我的脑海中清晰地记起王益同志2001年2月19日出席《中国出版通史》第一次编撰工作会议上讲话的情景。他说:“出版史要强调研究,不能是资料的堆砌。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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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第一次见到边春光同志,是在1964年1月参加全国农村读物出版工作会议上。当时他是中国青年出版社总编辑,正是年富力强的时候,在会上他作了如何抓好重点书的典型经验发言。他的发言很有分量,也讲的很有气势,他说要运用毛主席战略思想对重点出版物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编辑出版工作要围绕重点书全力推出,对其他出版物要能起带动作用。他的发言印成了书面材料,我带回来作了传达并留有较深印象,内心里赞赏他是一位出色的出版内行领导。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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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桌上摊着一份粗黑字体的讣告:原复旦大学新闻学院院长、著名杂文家、教授、中共党员徐震同志(笔名公今度)因病医治无效,于1993年6月8日凌晨零时30分在上海不幸逝世,终年64岁……我再一次面对现实,我至爱的亲人、40余年风雨同舟的战友已经与世长逝,永远不会回来了! 那是一个闷热的初夏午夜,医院的心脏监护仪上,徐震同志的心电波从不规则的“房颤”,转为节律整齐、快速的“房扑”,持续了约摸1小时后,瞬时间变成了直线,5秒钟。10秒钟,1分钟,10分钟,屏幕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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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11月,我到上海读书生活出版社邮购科当练习生,开始接触到了许多社会科学和进步文艺新书。其中邮购读者要求购买最多的一本书是艾思奇同志写的《大众哲学》。而凡是购买《大众哲学》的读者,又往往都再买一本艾思奇、郑易里合译的《新哲学大纲》,因而郑易里的名字,也为大家熟知了。我那时未见过易里同志,但每当我拿起那本厚厚的28开见方、装帧精美、用重磅木造纸印制的封面上再蒙上一张玻璃纸,因而发出光亮的《新哲学大纲》时,我心里就在说:郑是一个大作家。我到社不久,“七君子”事件发生,社长李公朴先生也在被捕七人之中,读社顿时陷入…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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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我国出版科学研究工作相对薄弱。王益同志曾在《出版工作》发表的文章中说:“像我们这样一个历史悠久而且在世界上影响甚大的国家,对出版、发行的学术研究工作落后的现状是相当惊人的。”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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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3月21日,经国务院批准,我国第一个从事出版科学研究的专门机构--中国出版发行科学研究所在北京正式成立(1989年更名为"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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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10月22日下午,我正在从南京返回北京的高铁上,接到了我的同事,院党委书记、副院长黄晓新的电话,说木文老昨天夜间走了,25日在八宝山举行告别仪式等.我的心情一下子沉痛起来,8月份他在协和医院住院期间,我和晓新同志、冯建辉同志、庞元同志去探望他,感觉状态不错,以为已经闯过了这一关,没想到还是没有坚持住.随后,《出版发行研究》杂志主编李晓晔来电话,希望我写一点纪念木文老的文字.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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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视出版源头 繁荣科技出版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张雪为了出好书,需要重视编辑出版的每一个环节。而出版的源头──作者是出好书的重要基础。本文想就此谈几点看法。一、调查出版资源,制定长远出版规划和短期出版计划高等学府和科研机构云集了大批科研人材,有众多的学术...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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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11月广东省出版工作者协会成立后,根据中央《加强出版工作的决定》中“要加强出版、印刷、发行的科研工作”的要求,认真组织和领导了我省的出版科研工作,广泛深入地发动和组织出版工作者以马克思主义为指针,分析、研究出版工作中的经验教训,探索出版工作规律,运用多种形式,开展出版科研活动。这个活动逐步呈现出以下三个特点:第一个是,出版科研活动的群众性。4年来利用业余时间从事出版科研的近300人,撰写论文的人员达254名。包括编辑、发行、印刷工作者和行政、业务管理工作者。第二个是,出版科研的领域比较广阔。4年来出版科研的内容涉及编、印、发、供的方方面面。在理论研究中,选用了多种门类学科的知识、理论,如哲学、经济 相似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