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人为主的主观体认——三驳所谓“孔子作《春秋》传”

孟子、董仲舒、司马迁等大力推崇《春秋》，而姚曼波、王世舜教授认为《春秋》“漏洞百出”，“颠倒黑白”，孔子所作不应是《春秋经》而是“《春秋》传”——《左传》，并且认为这是“意义重大”的发现。其实是出于《春秋》由经降史所生的误解。成见在胸，欲完成这项“神圣的”工作，于是“遍考秦汉典籍，找不到一务孔子作《春秋经》的坚实依据”。实则所作“考证”充满主观臆断。董仲舒“引经文而称孔子”，则认为董“偷天换日”，“移花接木”，把《左传》调包为《春秋》，这是连当时的皇帝都无法做到的事。又曲解《史记》，声称《史记》“以孔子作《传》”。实则望风捕影，把自己的成见强加于司马迁。经学史上的客观事实，不会因为后人不理解和拒不承认而不存在。自以为“廓清了千年迷雾”，实则制造了混乱。评价历史、人物而没有历史观点，必定陷于谬误。     

《春秋》《左传》再平议

刘知几《史通.惑经》篇分“十二未谕”、“五虚美”,提出四十馀条证据指出《春秋经》是一部“真假不分,是非相乱”、“理乖惩劝”、“厚诬来世”的秽史,表现了一位富有良知的史学家的卓识。但由于刘知几误解了《史记》中司马迁的有关记载,误信了班固在《汉书》中的有关记载,仍然认为《春秋经》为孔子所作,这就值得商榷了。其实,只要深入探讨《史记》、《汉书》中有关记载以及相关史料,便可以看出：《春秋经》决非孔子所作;《左传》亦决非左丘明所作,其作者应是孔子。     

从三传看《春秋》不是孔子所修

今天我们所见到的《春秋》，历来以为是孔子所修，这一说法最早见于另一部儒家经典《孟子》[1]。司马迁祖述其说，在《史记》中亦表达了一样的看法。[2]孟子和司马迁说的“孔子成《春秋》”，“因史记作《春秋》”，实际上就是现在我们所说的“修订、删订”《春秋》的意思。西汉以后，虽有今文、古文之争，但关于孔子“修《春秋》”的说法，没什么评议。到了唐代，几个学者开始怀疑“孔子修《春秋》”的传统看法。刘知几在《史通·惑经》中记载说： 观汲冢所记，皆与鲁史符同。至如周之东迁，其说稍备，隐、桓已上，难得而详，此之烦省，皆…     

事与义之间——《左传》与《春秋》之间的张力

当《春秋》从鲁史转变成孔子“笔削之作”后，“微言大义”说成为《春秋》学的指导思想，于是记载“鲁史旧闻”的《左传》与阐发“微言大义”的《春秋》之间就存在一种“事”与“义”、“史”与“经”的张力．此种张力对《左传》学研究产生深刻影响。     

为“孔子作《春秋传》说”再辨

笔者《春秋考论》一书提出“孔子所作《春秋》,非《春秋经》,而是《左传》蓝本,即左丘明编纂《左氏传》时所依据的“孔子史记”。有人却将笔者的观点称为“前人的陈词滥调”,并彻底否定孔子作《春秋》的论点,本文略作申辩。     

《左传》与《国语》

《左传》,即《春秋左氏传》,相传是左丘明所作。左丘明,春秋鲁国人,曾任鲁太史。司马迁在《史记·十二诸候年表序》中叙述了孔子作《春秋》,接着说:“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刘向、刘歆、桓谭、班固等汉儒也认为《左传》是左丘明所作,并以为左丘明受经于孔子。从唐宋以来,许多学者对此表示怀疑,认为孔子没有左丘明这样一个弟子,甚至否定左丘明其人。但是,《左传》成书于春秋战国之间,基本上还是有定论的。《左传》与《春秋》关系极大。《左传》在《汉书·艺     

以继《春秋》为己任 发述往思来之幽情——司马迁与孔子史学学术的关联

孔子作《春秋》对后世史学的影响很大。司马迁著《史记》以继《春秋》为己任 ,推崇《春秋》和孔子思想 ,在史学上继承光大孔子的学术思想 ,成一家之言。     

关于《史记》与《春秋》关系问题的几点思考

传统观点认为：《史记》继承了《春秋》“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之精神,司马迁是以孔子第二自居的,故《史记》是第二部《春秋》。这种观点的偏差在于：既没有考虑到春秋与西汉两个时代社会政治形势的巨大差异,也没有顾及到司马迁与孔子千差万别的个人经历。孔子对春秋“乱世”无能为力而作《春秋》,“垂空文以断礼义,当一王之法”,通过“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来达到“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之目的,其着眼点在来世;而司马谈发凡起例的《史记》之创作目的一为“宣汉”,二为整合学术,为西汉统治者“献治安策”,以适应西汉大一统的政治需要,其着眼点在当世。     

《史记》纪年的“我”

在非对话的语境中使用第一人称代词“我”字记载历史,是中国史学传统的一种特殊笔法。《史记》和《春秋》都有不少这样的“我”字。对《史记》这类“我”字作穷尽性检查,并与《春秋》的“我”字比较,可以了解《史记》这类“我”字的特点以及与《春秋》的“我”字用法的分别。     

《史记》对孟子思想的接受

司马迁尊崇孟子,最早为他立传,视其为孔子之道的真正传人。他接受和发扬孟子的义利观,通过具体的历史事件对其加以诠释。司马迁阐发了孟子所理解的孔子作《春秋》的几个原则,并运用于《史记》创作。《史记》"实录"精神正与孔子《春秋》褒善贬恶的精神一脉相承。     

《春秋》及其“三传”

《春秋》是现存最早的编年体史书,儒家经典之一。相传是孔子根据鲁国史官编写的《鲁春秋》,并参阅周王室及各诸侯史官所记史书删定而成。记述起自鲁隐公元年(周平王四十九年,前722年)至鲁哀公十四年(周敬王三十九年,前481年),历12公(隐、桓、莊、闵、僖、文、宣、成、襄、昭、定、哀),计242年的历史,是我国编年体史书奠基之作。是书以年、月、日记载史实,采“春生物而秋成”之意,因“年有四时,故错举以为所记之名”。所以叫《春秋》。《孟子》、《史记》、《汉书》中皆有孔子作《春秋》的记载。内容是有关周王室及各诸侯国的政治、军事活动,还记述了一些自然现象。     

《左传》的作者及其成书年代

《左传》是以《春秋》为纲的编年史。相传孔子作《春秋》,左丘明为之传;先师所言为经,后师所言为传,这是过去的经学传统。《春秋》和《左传》是史学,把史学当作经学处理是不是恰当呢?《春秋》是鲁国国史,不是孔子家传,而今《春秋经》一本(《公羊》《榖梁》本)记孔子生年,一本《《左传》本)记孔子卒年;孔子如作《春秋》,记自己的生年是不是恰当呢?他又怎能预知自己的卒年呢?左丘明是孔子同时人,亲见孔子,而《左传》作者能预知三家分晋、田氏代齐,这两件事都远在孔子以后。孔子卒于公元前479年,而三家分晋在公元前     

《春秋》书法修辞与《史记》一家言——从《李将军列传》谈起

在孟子对《春秋》微言以明王事的提挈后,司马迁是揭示《春秋》书法并给予高度评价的又一人。《春秋》书法不仅用来解读《春秋》大义,而且是理解《史记》的指南针。《春秋》与《史记》非唯体裁有别,宗旨也异趣:前者以明王事昭戒为目标,后者旨在究天人、通古今,成一家之言。缘此,司马迁于继承中有新变,做了相应的改良。文章结合"属辞比事"与《春秋》"四例",论析《李将军列传》如何运用《春秋》书法。     

论《晋灵公不君》中的儒家思想

《春秋》是我国现存的第一部编年体史书,为孔子修订、编辑。孔子修《春秋》号称“笔则笔,削则削”（《史记·孔子世家》）,他是按儒家的标准对历史人物进行评价的。因此,这部史书中很多地方都体现了深厚的儒家思想。《春秋》是阐述孔子政治思想的,《左传》是解释《春秋》的。由于《春秋》记事极为简约,随着时间的推移,     

《春秋》《左传》的作者究竟是谁

《春秋》、《左传》的作者究竟是谁?本文否定了孔子修《春秋》、左丘明作《左传》这一两千年来影响最大的说法,提出全新见解:今存《春秋》是战国初期从鲁国分裂出去建都于费的季孙氏费国史记,依附于费君也就是季昭子的曾申取费国史记迄止鲁哀公十六年孔丘卒即今存《春秋》为经为教材,以所作讲义为《传》,是为后人所称的《左传》。所谓孔子修《春秋》,左丘明作《传》则完全是不可能的。     

老子的教育思想

老子的教育思想许梦瀛一、老子生平简述关于老子的生卒年月和《老子》这本书的作者和时代问题，向来众说纷坛，目前仍无定论。根据《史记·老在申韩列传》及《史记·孔子世家》记载，老子姓李，名耳，字聃，春秋末期楚国苦县（今河南鹿邑县）人。曾做过东周王朝的史官（“...     

《春秋》及其它

《春秋》,是一本孔子所修的大事记性质的史书,也是我国古代第一部编年体史书,开启了私人著史的先例。《春秋》记载了鲁隐公元年(公元前722年)至鲁哀公十四年(公元前481年)这242年间各诸侯国发生的重大事件。至汉代被尊为《春秋经》。 《春秋左氏传》,也称《左氏春秋》,即《左传》,作者是鲁国史官左丘明。《左传》是我国第一部叙事详备的编年史,相传是为孔子的《春秋》作传(zhuan,解说)的。它所记史事起于鲁隐公元年,止于鲁哀公二十七年(公元前468     

“子以四教”别解

“子以四教”别解●陈桂生孔子私学究竟“教”什么？似乎清楚，又像是一个谜。《史记·孔子世家》称“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加之，其中尚有“孔子晚年而喜易”，死前二年，“因史记作春秋”之说，今人或标以书名号，成为《诗》《书》《礼》《乐》《易》《春秋》...     

先《传》后《经》辨——论《左传》与孔子《春秋》之关系

《左传》与孔子《春秋》的关系，是学术史上一桩难以解决的公案。探讨《左传》的身世来历，理清《左传》与《春秋》的关系，证明左丘明《左传》先于孔子《春秋》而成书，孔子《春秋》依据《左传》而撰成，提出先《传》后《经》的新见解。     

从孔子作《春秋》看孔尚任创作《桃花扇》

《桃花扇·先声》中老赞礼有这样两句话:“作春秋必赖祖传”,“正雅颂岂无庭训”.这就明确告诉读者,孔尚任作《桃花扇》用的是孔子作《春秋》的笔法.虽然孔子的《春秋》是历史著作,《桃花扇》是历史剧,但考察二者的政治、道德、哲学和艺术观,却是一脉相承,有着明显的继承关系,本文就这个问题作以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