课程管理改革:中庸哲学的视点

中庸哲学是儒家思想体系的核心与精髓,它所富含的管理学意蕴对我国现代课程管理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从中庸哲学的“执两用中”、“和而不同”、“守经达变”等方面来探讨课程管理问题有助于深化关于课程管理的政策制定、模式建立等方面的认识,并为课程三级管理体制下学校课程管理的有效实行提供了有效参考。     

儒家的中庸哲学与中庸人格的构建

本文论述了儒家中庸哲学在世界观及方法论上对中庸人格建构的哲学观照,并从三个方面群体与个体的统一;理性与情感的统一;内在与外在的统一,论述了中庸人格建构的基本特征.     

新课程改革的新视点

新课程改革被当着一种全面发展的教育来执行，成了传统教育的延伸和发展，甚至比传统教育还传统教育。它不但没有减轻学生的压力，反而成了学生的负担。因此，正确地看待新课程改革的价值，树立新课程改革的多元化的价值观，创造适应现阶段新课程改革的教育是明智的选择。     

课程改革:道家哲学的视点

道家哲学是一种以“道”为本体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它对课程改革的现代意义在于:“精神”为课程改革的价值诉求,“布白”是课程设计的应然向度,“体悟”为课程实施的有效途径,“无为”是课程管理的理想境界。从道家哲学探讨课程改革问题有助于深化关于课程本质、课程设计等方面的认识,并为实现学生的全面发展,推进基础教育新课程改革提供重要启示。     

儒家中庸哲学及其现代意义

中庸哲学作为儒家思想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体现的是一种适度精神与人文关怀,它是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一种具体表现形式。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以西方文化为主导的现代社会逐渐暴露出自身无法克服的问题。儒家中庸哲学或许能够为解决现代性之隐忧提供另一种思路。     

当代课程改革的合理性审视:基于“中庸理性”观

"中庸理性"主张人们在认识和处理事物对立两端的关系时,必须掌握一个恰如其分、正确合理的平衡点.当代课程改革往往以"攻乎异端"的方式来处理改革中的诸多矛盾,其结果是使得课程改革本身缺乏内在的合理性.参与当代课程改革决策与设计的主体需要在理性认识课程改革的基础上,努力达成"改革共识"来务实课程改革的正义与理性基础,并且秉持"自我节制"的心态开展研究与实践.     

浅谈中庸至德性及处世原则

中庸作为儒家思想的一个重要范畴,是由其创始人孔子首先提出的,他将中庸视为一种至上的道德,即理想的中庸人格。中庸既是儒家的道德观,又是指导人们为人处世的方法论准则,即"执中"与"时中",在待人和处世中把握分寸、无过无不及,同时又要"随时而中"。中庸不是无原则的乡愿与折衷主义,要对其进行严格的区分。正确弘扬中庸精神对于理想人格以及和谐社会的构建具有重大意义。     

以哲学现象学为视角分析《中庸》的英译本

本文运用哲学现象学的方法,考察了三个翻译于不同时期的有影响力的《中庸》英译本。经比较分析发现,尽管译者由于时代、个人文风以及翻译动机的差异,使得译文间差异显著,引起学术界不小争议,但在现象学的解读思路和观照下,这些译本都是与原作原文相融相洽之作。不同译本各有侧重,立体地呈现出原作的丰富内涵。     

在高中哲学教学中贯彻新课程改革理念

2001年全面开始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主要是着眼于学生发展,采纳新知识观,拓宽课程领域;追求新教育民主化,突出学生“主体性、发展性、个性化”,谋求高质量教育;坚持多元化观点,正视多元文化,相信多元智力存在,尊重多样化和选择性。作为学科课程的哲学课,应该贯彻这些课程改革的理念。突破旧教科书的体系哲学窠臼,确定几个核心命题,帮助学生领会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神实质,学会哲学思考;吸纳现代西方哲学的精华,让学生学到发展的真正属于“时代精神”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鉴别不同哲学,领略多元文化精髓。     

经典管理定律对新课程改革的启示

新课程改革是整体性、长期性、复杂性的系统工程,它取得成功的关键在于明确价值观念定位、促使危机意识觉醒、完善教育生态圈构建、实现思维方式变革、寻求教学模式创新、注重反思精神生成.本文试从经典管理定律的分析入手,对我国新课程改革的理论支持、动力机制等方面进行了阐述.     

存在主义的教育观及其对新课程改革的启示

存在主义的教育哲学认为,教育是一种活生生的、立足于人的存在,它具有生成性、选择性、感受性和交往性的特点。存在主义的教育观对我国目前正在进行的课程改革有很好的借鉴意义。这种借鉴意义主要体现在对师生的主体意识、师生关系以及合作探究的重视上。     

课程改革视域下教师教学哲学的审视与重构

教师的教学哲学是教师对其课程教学生活中的教学现象、教学方法、教学行为及其体系背后的理论基础、核心构成等整体关系的理解与认识。持续的课程改革改变了教师的生存状态和意义感受,对教师教学哲学亦提出了相应的变革要求。与之相应,在课程改革中审视并反思教师教学哲学的重构,是消解课程改革理论遭遇教师实践抵制和推进改革有效达成的可能性选择。     

杜威课程理论对新课程改革的启示

杜威的教育理论在中国的传播几近一个世纪,从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被奉若神明,到二十世纪的五六十年代被当作资本主义的毒瘤进行清算,再到二十世纪的八十年代人们的重新审视,可谓波折重重,但是却无法掩饰杜威教育理论的伟大。今天,当我们站在新世纪最关键的头十年,进行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时,我们仍需对这位二十世纪最伟大的教育家的课程思想进行重新的梳理和审视,以期给我们的实践带来一定的借鉴。     

实践哲学视野中的课程改革理论

实践哲学的课程改革理论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反映了西方课程现代化改革中的社会矛盾和道德危机，在理论资源上受到了亚里士多德的实践哲学、彼得斯的知识伦理学和罗尔斯的社会正义论的影响。实践哲学的课程改革理论主张把课程改革作为伦理政治实践；课程改革是在实践理性指导下的集体的审议活动；课程改革的方式是一种审议的活动；课程改革需要就课程改革的目的作出集体审议。     

结构主义课程理论与新课程改革

结构主义课程出现已五十年,是以结构主义哲学为依据发展起来的,分析它的哲学基础与不同的课程主张,对今天的新课程改革仍具有现实意义。     

关于课程哲学基础的思考

课程与哲学的关系十分密切,一方面,哲学制约着课程观的产生、发展和变革;另一方面,课程在哲学面前具有能动性、选择性。把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应用于课程研究,作为课程论的哲学基础,满足课程发展的要求,建立实践课程论,这是课程理论和实践发展的必然。用实践哲学审视课程历史,探究课程本质,反思课程问题,把握课程规律及其特点,是实践课程论应研究的主要问题。     

陶行知的创造教育思想及其对新课改的启示

陶行知创造教育思想对我国正在实施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有直接的指导意义。陶行知先生认为创造力是儿童自身具备的，教育的作用和任务首先是启发、解放儿童的创造力。为此，应从物质和精神两方面创设有利于儿童创造力发挥的最佳环境，并以大无畏的创造精神开展创造教育。陶行知创造教育思想对广大教师的启示，主要体现在学生观、师生关系观和课程观上。     

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新视野

从课程目标的确定、课程结构的优化、课程内容的改革三个方面论述了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新视野，确立了从实用、社会责任、知识的内在价值、哲学价值、丰富孩子的童年时代等五个课程内容选择的标准，并阐明其基本内涵和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