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务输出背景下边境地区村庄治理的现状与思考——以云南省文山州为例

由于地理位置和自然资源禀赋各异,边境地区村庄的发展程度参差不齐。在劳务经济的强大推动下,村庄之间的差距不断扩大,分化进一步加剧。为实现村庄的善治,应分类加强村庄投入,丰富村庄治理的经济资源;应强化村组干部队伍,丰富村庄治理的人力资源;应完善村治体制机制,丰富村庄治理的权威资源;应推进社会管理创新,优化村庄治理的社会环境。     

文山边境地区农村留守老人的生存现状与对策思考

随着青壮年的大量外出务工,边境农村地区的留守老人不断增多。文章在对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边境地区农村留守老人生存现状进行调查的基础上,对边境地区农村留守老人的生存现状进行了分类。针对留守老人面临的困难和带来的问题,提出加大对边界一线村庄的建设力度,避免边民住防老弱化;大力提升边境农村地区的公共服务水平,有效应对农村社会变化;积极整合政府、社会和家庭的养老资源,不断优化农村养老模式;尽快引入农村社会工作,促进边境农村社会可持续协调发展等策略。     

村庄的契合性与契合型村庄的治理模式——以苏北房庄的调查为例

以苏北房庄的个案调研为基础,探讨区域性的村治模式。以行动单位为理解村庄生活的切入点,考察个体同家人、村民以及村干部之间的互动关系以此来理解村庄的性质,同时分析契合型村庄的治理模式。     

村庄治理层次与村庄秩序供给——兼论国家力量如何进入村庄

村庄治理是我国最基层的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村庄秩序的有序供给直接关系到国家稳定与社会建设的活力。随着国家能力的增强,国家力量全面进入村庄治理。村庄治理具有多层次性,可划分为私域、共域与公域三大治理层次,私域事务、共域事务和公域事务具有不同的性质与特征。这决定了处理不同治理层次事务和实现不同治理层次秩序的主导性原则存在本质差别。村庄私域秩序的供给应坚持个人主导原则,村庄共域秩序的供给应坚持自治主导原则,村庄公域秩序的供给应坚持国家主导原则。当前诸多村庄治理困境的出现与国家力量的进入对村庄秩序供给原则造成破坏有关,尤其体现为国家力量对村庄私域秩序供给中村民个体主体性和村庄共域秩序供给中村社集体主体性的全面挤压,村庄私域秩序和村庄共域秩序的供给呈现出国家化趋势。要克服这一状况,国家力量需要充分尊重存在于村庄不同治理层次的事务特征,发挥国家力量引导村庄私域治理和激活村庄共域治理的作用,以实现国家力量与村庄治理的精准化与精细化对接,达到村庄善治的目标。     

新时期我国边境地区的发展研究——以广西边境地区为例

以广西边境地区为例,在分析其经济发展现状、优势、劣势、机遇和挑战的基础上,提出了促进广西边境地区发展的一些建议.     

村庄公共设施治理中的家庭角色与模式——以上塘村公共设施治理为例

公共产品和服务的供给者、生产者和消费者构成了村庄公共设施治理的主体角色。根据家庭在村庄公共设施治理过程中所扮演的不同角色,可以把村庄公共设施治理归纳成三种模式：家庭化治理模式、合作化治理模式和社会化治理模式。交易成本是塑造家庭角色与不同治理模式关系的内在因素。     

村庄精英与村庄治理——湖北省大冶市农科村调查纪实

在鄂东南农村,成为村庄精英的重要标准是看其是否有＂面子＂,＂面子＂的产生并非靠他人的吹捧和权力财富的堆积,而是取决于自身平时的言行举止。一个有＂面子＂的人在村里话语权方面已经有了足够的强势,因修路而产生的＂理事会＂,将一群有＂面子＂的人聚合在一起,为村民谋福利,为村委排忧难,促进村庄治理的和谐发展。农科村在村治方面经过了老书记时期的由盛转衰,新书记时期的由衰趋兴两个阶段,出现这样的情况固然与个人的作为有关,但就总体而言还是未能跳出历史的大框架。     

云南民族地区劳务输出现状及对策研究——以云南省峨山县为例

少数民族地区劳务输出有不同于其他地区的特点。通过对云南峨山彝族自治县劳务输出现状的调查,并对劳务输出人员学历层次总体偏低、短期技能培训效果有限、培训经费投入不足及教学设备缺乏等问题进行研究分析后,指出少数民族地区劳务输出受人力资源素质这一瓶颈制约尤为显著,提出在少数民族地区改革农村基础教育、增大职业技能教育份量、加大农村劳动力培训投入、培训费用纳入财政预算等对策建议,以供决策参考。     

边境地区青少年科普教育活动现状调查与研究——以广西崇左市为例

为了适应时代的发展,提高边境地区学生的科学素养,以广西崇左市为研究点对边境地区青少年开展科普教育活动的现状进行调查,分析其存在的问题和影响因素.边境地区的青少年在所处的家庭和社会大环境不同于发达地区的家庭和社会环境,边境地区青少年科普教育应和学校教育有机结合,学校和相关的教育管理部门应积极探索并建立校外科技活动场所与学校科学课程相衔接的有效机制,以提高边境地区青少年开展科普教育活动的成效.     

管控与开放：后疫情时代下滇越边境地区乡村治理的特殊性思考

新冠疫情是全人类面临的一场大考,中国政府在过去三年采取积极有效的联防联控措施效果显著,滇越边境是疫情爆发以来管控与防疫较好的边境地区,但仍存在边民往来与沿边开放受限、基层防控人力资源冗余性欠缺、边境口岸及抵边村落防疫重任加剧、边民流失严重等问题。后疫情时代下边境地区基层治理如何处理“关”与“通”、“堵”与“疏”二元对立的治边方略面临重大考验,探索滇越边境地区乡村治理的特殊性和有效性途径,统筹发展与安全,促进边境地区乡村治理不断优化实现兴边富民。     

多元视野下的边疆民族农村地区治安问题探究——以文山州麻栗坡县董干镇回龙村委会为例

农村是法治建设相对薄弱的领域,作为边疆民族地区的农村更是如此。边疆农村少数民族地区的治安问题在新形势下出现了法律意识薄弱、治安案件多发等突出问题。文章从民族法的视角,梳理边疆民族农村地区社会治安现状,力求探究边疆民族农村地区国家法与少数民族习惯法互动的机理,积极推进边疆民族农村地区法制建设。     

李根源治边思想探析

李根源在亲身经历边疆危机的基础上,形成了比较合理的治边思想。此后,他改土归流,怒俅殖边,有效地巩固了云南边疆。在抗战中,他的治边思想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为打败日寇作出了贡献。     

壮族青少年应对风格调查研究——以云南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为例

为探讨文山州壮族青少年应对风格的特点及其影响因素,采用梁宝勇等编制的《青少年心理健康素质调查表·应对风格分量表》对云南文山州526名壮族青少年进行问卷调查。调查结果显示,小五、初一是壮族青少年应对风格发展的关键期;面临应激源时,女性更多的采用行为生理、躲避等行为,男性更多的采用解决问题;独生子女以情绪发泄、寻求帮助为主,非独生子女以解决问题为主;家庭人均月收入较高的壮族青少年更倾向于采用解决问题、情绪表达、理智合理等应对行为。     

滇越边境贸易与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以云南省红河州为例

云南边境线长达4060km,在实施“桥头堡”战略下,云南边境贸易具有得天独厚的地缘优势与发展契机。根据云南红河州1992—2011年的GDP与边贸总额,运用协整分析方法、误差修正模型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等计量方法进行相关分析,结果表明：云南红河州经济增长与对越边境贸易存在长期稳定的协整关系,边境贸易变化是经济增长的Granger原因。     

洛特曼文化符号学视角下的舞蹈身体语言探析——以文山州马关县苗族芦笙舞蹈为个案

洛特曼文化符号学是研究文化符号的科学,符号的用途是表达意义。舞蹈作为一种文化现象,舞蹈身体语言有着审美表意功能,舞蹈语言符号的提出就是研究如何运用舞蹈身体语言表达意义。洛特曼文化符号学中,文本是一个动态的概念,是整体功能和整体意义的载体。文章从舞蹈语言符号、舞蹈文本结合马关县苗族芦笙舞蹈进行论述,试图揭示马关县苗族芦笙舞蹈在符号信息生成、保存、传递背后隐藏的文化内涵与文化共相。     

文山州县域经济发展实证研究

文章以2012年文山州各县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数据为样本,通过因子分析法和SPSS19.0统计软件,选取地区GDP、工业产值、固定资产投资、社会消费零售总额、农村居民人均收入五项反映经济发展总水平的样本指标研究表明,文山州县域经济发展水平不平衡,工业产值因子影响低,农村居民人均收入样本因子影响最大。根据实证结果,研究如何促进文山州县域经济的发展对策。     

符号学视角下的舞蹈传播探析——以文山州马关县苗族舞蹈为例

从舞蹈传播的概念出发,以文山州马关县苗族舞蹈为例,运用符号学理论,论述其核心领域、符号活动和传播模式以及舞蹈的文化代码,试图从一种新的研究视角解读舞蹈传播所体现的文化内涵,凸显马关县苗族舞蹈在民族文化传播领域中的价值,以期更好地保护马关县苗族舞蹈,促进马关县苗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开发。     

民族地区残疾人就业的现状分析与思考——以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为例

十一五期间,中国在残疾人保障建设中取得明显的成就,但是在体制建设、服务性保障等方面依然存在不完善的地方。在十二五期间,将加快推进残疾人社会保障和服务体系,使残疾人医疗、康复、教育、就业等基本需求得到制度性保障,促进残疾人的基本生活状况得到改善和全面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