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的疾疫防控体系探微

中国传统社会疫灾频发,时人在与疾疫斗争的防疫治疫实践中逐步探讨形成了较为系统的疾疫防控体系。中国古代疾疫防控体系包括疫前有效防疫、疫时大力治疫、疫后积极反思三个环节,涵盖了疾疫发生发展的各个阶段,具有防治结合、形成定制、官方主导、官民合力等特征。深入探讨中国古代疾疫防控体系,合理借鉴中国古代疾疫防控经验,对于完善重大疫情防控体制机制、健全国家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两汉时期疾疫的时空分布与特征

两汉时期的疾疫明显比先秦时期增多,在对史料检索整理的基础上,结合当代学者的研究成果,笔者从历史地理学的角度对两汉时期疾疫的时空分布及其特征进行论述.研究表明这一时期疾疫发生的频度较前增强;主要集中在春冬两季;疾疫的频率东汉高于西汉、东汉后期高于东汉前期.疾疫的多发区主要在西南地区,江南地区和京师地区.     

评焦润明著《清末东北三省鼠疫灾难及防疫措施研究》

<正>十余年来,社会史研究的长足进步,也催促着中国疾疫社会史研究从历史研究的边缘逐步走向学术研究的中心,一大批疾疫社会史研究成果相继问世,有力地促进了这一领域的学术繁荣。在众多的疾疫社会史研究中,有关清末1910-1911年东北地区鼠疫大流行的研究颇为引人注目。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新近出版的焦润     

附魅·祛魅·返魅——汉晋时期疾疫观的嬗变及其当代启示

在抗击瘟疫的道路上，中国自古至今都在与瘟疫做着艰苦卓绝的斗争。特别是在汉晋时期，面对频发的疾疫，人们从对疾疫的认知到祛除疾疫的手段，都进行了可贵的探索，并实现了对疾疫从附魅到祛魅的飞跃，即由那种鬼祟巫蛊致疫说发展到阴阳失调致疫说。在祛除疾疫的方式上也由大傩驱鬼除疫的原始巫术，发展到辨证施治、扶正祛邪的中医疗法。在肆虐的疫情面前，中国传统中医药仍然是人类抗击瘟疫的宝贵财富和有力武器。     

宋代应对疾疫医疗措施初探

有宋—代疾疫爆发频繁，严峻的形势促使宋代统治者采取各种措施进行应对，从京城到地方再到军队，处处都有与疾疫抗争的记载，其中不乏一些经验之谈值得我们注意。另外从具体措施上讲，宋廷采取了遣医、赐钱、给药、颁医书等多种行之有效的办法，成功抑制了疾疫的蔓延。     

宋代江南地区疾疫与宋朝社会

宋代江南地区频繁发生的流行病,不仅造成了大量人口的死亡,并对当地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均造成了相当大的冲击.宋代社会上至政府,下至官宦大族、仕绅、医家,百姓均深受疾疫困扰之苦.不过,由于所处社会阶层不同,他们面对疾疫的心态和所采取的措施也不完全一样,但都对抑制疾疫起到过一定的作用.社会各阶层的努力对宋代医学的发展也起到了推动作用.对后世防疫、治疫等也有警示和借鉴意义.     

徐干卒年复议

关于徐干之死,最早见于曹丕《与吴质书》:“昔年疾疫,亲故多离其灾,徐、陈、应、刘,一时俱逝,”可知徐干与陈琳、应场、刘桢都死于“昔年疾疫。”至于“昔年”究指何年,曹丕在文中未有明确交代。《文选》卷四十二载曹丕此书,题下李善注所引《典略》曾就这一问题作过说明,《典略》云:“初,徐干、刘桢、应王勿、阮瑀、陈琳、王粲等与吴质并见友于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军事医学

魏晋南北朝时期,政局动荡,灾害频繁,天灾人祸并作,致使疾疫多发。战争及频发的疾疫造成部队人员大量伤亡,为解决将士的伤病救治及保健问题,决策者采取了设立军医、派遣随军医生、士卒体检、注意军士饮食卫生等措施。这些措施的实施促进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军事医学的发展,战伤外科、骨伤科及各种急救处理等方面的临证经验进一步充实,诊断水平明显提高,治疗方式灵活多样。     

寓疾疫史教学于中学生历史核心素养培养

疾疫史教学可分为日常历史教学、小专题等两种形式。在日常历史教学中,以三道原创选择题为案例,探究中国经济重心南移、康乾盛世、太平天国运动等历史事件与疾疫流行关系;在小专题中,以黑死病为主线,以开放性试题等4道原创试题为案例,剖析黑死病源头,蔓延路线,对欧洲教会、经济、文艺复兴的影响等。而无论是日常历史教学还是小专题,一以贯之的是培养时空观念、历史解释、史料实证等历史核心素养。     

三十年来新疆环境史研究综述

文章从经济发展与环境变迁关系,人类文明兴衰与环境变迁关系及气候、水、动植物资源变迁及灾害与疾疫四个方面,回顾了30年来新疆环境史研究的状况。同时对存在的问题及今后研究的方向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汉简所见赵国资料研究

近些年,赵文化研究日新月异,尤其是战国时期赵国研究成果颇丰,赵国其他历史阶段的研究稍逊。汉简,为研究西汉时期的赵国提供了第一手材料。笔者以一批西汉时期赵国汉简为本体,首先对其进行局部复原,断代和定性,其次梳理出西汉赵国与边境的军政关系,最后分析汉简对研究西汉赵国社会的史料价值。     

十六国时期羯族若干问题考述

十六国时期建立后赵政权的羯族原居于西域一带,约在公元前176年匈奴征服西域后,役属于匈奴人及其政权而散居各地。自西汉武宣二帝时开始陆续内迁,主要分散在边外各郡,迁徙规模还不是很大。但到东汉至曹魏时期,内迁速度加快,迁徙规模巨大,深入内地较广。至西晋初期,还有零星的内徙。进入中原汉地的羯族,分布范围极广,在今山西、河南、河北、陕西、甘肃、内蒙等各省区都有其活动的踪迹。     

西汉陶塑明器的发展兴盛与艺术表达

西汉经济的发展和社会对儒学的推崇为陶塑明器的兴盛创造了前提条件,厚葬之风的兴起是西汉陶塑明器兴盛的主要推动力量。西汉陶塑明器艺术作品是古代艺术苑囿中的璀璨瑰宝,是西汉思想文化的鲜明的反映。在这些艺术品中,充分体现出西汉古拙而不呆板,质朴而不简陋的装饰表现风格。在图案的表达手法上,有着鲜明的剪影法的特征。西汉陶塑的艺术成就,在于表现各种物象的主要特征,形象生动简练,装饰性很强,凸显出西汉乐观积极的人生理念和希冀人神同在的生命主题。     

西汉“灾异说”简论

西汉＂灾异说＂之旨,在于要当政者慎微重始,尽早发现政治失误并及时正确应对,其实质乃是在中央集权体制下王权空前强大之时士人们为了发挥自身的政治作用而创造的一个话语系统。西汉儒臣们运用这个话语系统,参与朝政,可是效果有限。于是,＂灾异说＂始衰而＂祥瑞说＂始兴,后者成为士人为王权服务的话语系统。     

民族共同体的想象与认同—论“九一八”国难诗歌的建构功能

“九一八”国难诗歌的苦难书写深入国民的精神世界,彰显出建构民族共同体的诗学功能和现实品格,表征为基于想象、趋于认同的建构过程。首先,共同体感觉及其引发的集体记忆是建构民族共同体的条件,此时的民族共同体表征为一种基于想象的共同体。其次,建立歧感与凝聚共识的书写策略、“他者—自我—集体”的实现路径使得民族共同体由想象趋于认同。在促进民族共同体的想象与认同方面,“九一八”国难诗歌暗含的共同体意识发挥出强大的建构功能,为后世文学提供了思想的范例和行动的模本。     

从满城汉墓的随葬器物看西汉艺术精神

河北满城汉墓出土的随葬器物造型精巧,纹饰细腻,色彩华美。这些随葬器物,不仅折射着西汉贵族阶层的生活方式和审美情趣,而且也丰富了人们对于西汉艺术精神的认识。从满城汉墓随葬器物可以看出,西汉艺术精神包含两个层面,其一是对雄浑、古拙之美的追求,其二是对精巧、奢华之美的追求。前者以西汉征战南北、开疆拓土的气势一脉相承,后者与西汉贵族阶层追求享乐和羽化升天的生活境界有关。     

也谈西汉初期诸侯王国的法律制度--与陈苏镇先生商榷

西汉初期,分封的异姓诸侯王及其后来分封的同姓诸侯王,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确实拥有一定的特权,随着其实力的不断增强,逐渐形成对西汉中央政府的严重威胁。但要说诸侯王与皇帝共治天下,汉朝的法律只在汉朝直辖区适用,却令人难以信服。     

试论社会心理因素对两汉之际王朝更替的影响

西汉中期以后,伴随着统治危机日甚一日,一股厌汉的社会心理普遍在社会各阶层中滋生和蔓延开来,并成为汉新王朝实现禅代的重要因素。然随着王莽改制的失败,遂又引发了社会各阶层思汉的社会心理,并最终促成了东汉王朝的建立。     

唐代江南的疫病与户口

唐代后期,江南先后发生了9次较大的疫病,造成了较大的人员死亡。从这些疫病流传的具体情况来看,大多是伤寒、痢疾、疟疾等,鼠疫发生的可能性不是很大。此外,江南还有一些没有记录具体时间的疫病,也没有为史书重视。唐代后期江南疫病越来越多,与江南经济活动的频繁、人口的增多成正比。疫病发生后,唐政府开展了一系列积极的防治和救助政策,如中央和地方政府为疫区送医送药进行医治,提倡掩埋尸体以遏制疫病的蔓延,蠲免各种赋税减轻灾区百姓负担,甚至还放贷资金作为租税交纳。唐代代宗宝应元年和宪宗元和元年的两次大疫病,造成了大量的户口损失,但并没有达到江南一半人口死亡的程度,元和年间户口的下降主要原因并不是这两次疫病造成的。     

汉光武帝西域政策探微

东汉建国初期,西域诸国不断要求东汉政权设置西域都护,均为光武帝所拒绝,最后置西域于度外。光武帝西域“无为”政策,根源于西域、东汉内部的问题,以及西域、匈奴、东汉三者之间的矛盾关系,是基于现实的比较明智的选择。光武帝西域政策虽然保守,却也在一定程度上积极作用和影响于东汉前期的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不能简单地予以否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