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游录》与大运河

《北游录》中收录了谈迁自嘉兴至北京沿大运河往返的旅行日记,内容涉及大运河河道开挖修治情况、沿线船闸堤坝建设、湖泊水柜蓄水情况、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漕粮运输、城镇规模及经济状况、农业工商业、下层民众生活状况、各地风俗习惯、名胜古迹等等,生动地再现了明清之际大运河的风情面貌,保存了大量关于运河的第一手资料。     

清代漕粮海运与经济区域的变迁

漕粮海运是晚清最重要的漕粮运输方式。这种运输方式的变化，对清代运河经济区和沿海经济区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河运漕粮的盛行，直接推动了运河沿岸城镇的繁荣与商品经济的发展。一方面，漕粮海运是构成运河带经济区衰落的重要原因。另一方面，漕粮海运对沿海经济的兴起起了推动作用。它对沿海经济的影响，由点到面，重点集中于若干个与漕运相关的城市。     

从漕运的社会职能看道光朝漕粮海运的行之维艰

嘉道年间,漕粮河运陷入形势竭蹶的境地,从技术角度而言,漕粮海运在明清时期已经完全成熟,但道光朝的漕粮海运却行之维艰,学术界多将其原因归结为道光帝缺乏改革魄力以及河运既得利益集团的竭力阻挠、水手难以安置问题等,本文从漕粮海运所承载的政治社会功能的角度,来透视漕运改革所牵涉社会阶层的复杂性,从而探讨道光朝漕粮海运维艰的深层社会原因。     

漕粮海运文化中的祭祀活动

清代最初的两次漕粮海运出现于道光六年（1826）和二十八年（1848）,自咸丰以后,海运成为漕运的主体,一直持续了60余年。在当时人们的眼中,天后、风神和海神关系海运安危,故祭祀活动历来受到重视,其中尤以人们对天后的祭祀为重要。道光六年（1826）,清廷首次推行漕粮海运,祭祀活动立即被提上工作日程。二月初一日,是海运船只初次放洋的时间,江苏巡抚陶澍随即赶到宝山县漕运船只的出海口处,祭风神、海神,并前往上海县黄浦江岸的天后庙敬香,以祈求海运平安。此次海运分为两批进行,在第二批漕粮交兑结束后,陶澍又上疏道光帝,奏请加封海神。     

从帆船到铁路:漕运与中国交通工具近代化

漕粮海运是清代后期政治生活中的大事。由于牵涉到“雇商海运”,使得它直接推动了中国传统木帆船业的发展和壮大,但由于外国轮船势力的入侵,以沙船为代表的中国木帆船丧失了沿海贸易的主动权;在与西方势力争夺沿海航运权的过程中,李鸿章利用漕粮海运的利润,创办和支撑了洋务运动的最重要的企业轮船招商局,同时也直接催生了中国近代化的轮船运输业;晚清铁路参与漕运最终得以实现。简言之,漕运对于清代运输工具的变迁,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陶澍对漕政的整顿和改革(续完)

道光三年到十九年,陶澍大力治理江南漕政:裁沉员、删浮费、革陋规、严制度、治江河、浚运道,保证了漕粮的征集和运道的畅通;特别在道光六年对苏、松、常、镇、太仓之漕粮实行海运,取得了巨大成功。     

刘仁本笔下的元末海运漕粮

元朝海运漕粮始于至元十九年(1282),至正十六年(1356)海运停止;至正十九年(1359),朝廷重新启动海运,至正二十年(1360)海运正式恢复,至正二十三(1363)年秋九月海运终止。刘仁本作为方国珍的幕僚、受朝廷委任的官员,参与了元朝末年的海运,并以亲历者的身份用诗文记录了至正十九年(1359)至二十二年(1362)的督漕过程、运粮数目等情况。其记录真实可靠,可补史籍之不足。     

京杭大运河文化生命的延续

京杭大运河在广开海运之前是我国古代的一条重要的交通命脉。开凿运河是为了最大限度地进行沟通交流。在漫长的历史时期,大运河一直是一条南粮北运、商旅交通、水利灌溉的生命线。作为中国古代文明的重要载体和人类历史上伟大的水利工程之一,是华夏先民智慧与创造力的结晶。本文通过对大运河的历史与现实的思考,对运河的保护及可持续发展利用进行了研讨。     

借鉴苏南经验建设南通大运河文化带的路径

阐述了大运河文化的内涵、功能与价值,分析了南通在大运河文化带建设中的历史地位和作用,并针对南通推进大运河文化带建设面临的问题,借鉴苏南经验,提出南通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的路径:开发大运河景观长廊,建设大运河文化博物馆;挖掘大运河历史故事,发展大运河文化旅游;坚定文化自信,打响大运河文化品牌。     

中国大运河的形成、发展与繁荣

用“中国大运河”或“大运河”,统称我国运河是准确的的。但“大运河”、“中国大运河”、“京杭大运河”这三个概念所包含的历史、地理、河道走向、文化研究范围,又是不同的。根据各个时期开挖的规模、航运、繁荣的程度,可以把中国大运河修建设过程划分为三个阶段：隋前为中国大运河体系的初步形成阶段;隋唐至北宋为中国大运河进一步完善和稳定发展阶段,也可称为中国大运河繁荣的一个阶段;元、明、清为中国大运河南北直航和再次繁荣的阶段。尽管我们今天更加注重元、明、清大运河的历史及文化研究,但它毕竟是中国大运河的一部分,而对中国大运河的全面研究更应高度重视。     

试论同治朝江浙“减漕”运动

自太平天国运动后期,江浙两省所开展的减赋运动,便以减漕为中心,先后相继,互相影响。大致而言,江苏减赋以核减漕额为重点,浙江减赋则以核减漕粮浮收为特色。经过此次减赋运动,江浙两省漕粮海运数量再也没有恢复到以前的水平,成为清代漕运制度史上的重要转折。     

申遗成功：京杭大运河保护再起航

一、热点综述 当地时间2014年6月22日,据央视报道,正在卡塔尔首都多哈召开的第38届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同意将中国大运河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这是中国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第46个项目。据了解,此次大运河申报的系列遗产分别选取了各个河段的典型河道段落和重要遗产点,共包括中国大运河河道遗产27段,以及运河水工遗存、运河附属遗存、运河相关遗产共计58处遗产,河道总长度1011公里。此前,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为京杭大运河保护和＂申遗＂作出了巨大的努力。     

元明时期胶莱运河兴废考

元代初期为了解决漕粮问题,曾开辟海运通道,但沿海岸线航行须绕行山东半岛,多有风涛不测之险。至元十七年元世祖忽必烈下令在胶莱平原利用胶河和大沽河道开凿胶莱运河。河成后,曾一度通漕,且运量较大,但仅隔十余年时间胶莱运河就被废弃不用。明代中后期,在政府官员中以及民间又多次出现重开胶莱运河的提议和行动,王献曾一度凿通马家濠运河,这对地方经济的发展有一定的贡献。然而,胶莱运河并没有全线贯通,不久又被废弃。     

隋朝大运河的示意模型制作

隋朝大运河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工程之一。大运河的长度在古代世界是首屈一指的 ,而且河道水深、宽度及通航能力也是最大的。它的完工 ,体现了我国古代人民的聪明才智。隋朝大运河千百年来饮誉世界。运河的开凿 ,促进了运河两岸城市的繁荣和南北经济的交流。一、隋朝大运河示意图     

试论同治朝江浙"减漕"运动

自太平天国运动后期,江浙两省所开展的减赋运动,便以减漕为中心,先后相继,互相影响.大致而言,江苏减赋以核减漕额为重点,浙江减赋则以核减漕粮浮收为特色.经过此次减赋运动,江浙两省漕粮海运数量再也没有恢复到以前的水平,成为清代漕运制度史上的重要转折.     

元代海上漕运与妈祖信仰的发展

概述元代海上漕运情况以及妈祖信仰在漕运中所起的精神支持作用。以刘家港地区、山东沿海地区、天津地区的天妃宫为例,说明海运漕粮的成功与妈祖信仰的传播是互为促进的。最后提出元朝能推进妈祖信仰,其文化原因有蒙古族萨满教也信奉女神以及元朝统治者对多元宗教采取兼容并蓄政策的观点。     

清代漕运官员的沿革、职能、权力博弈与漕弊——以漕运总督为视角的历史考察

漕运是清代封建国家之血脉,对于维持中央政府政治、军事、经济的正常运转有着巨大的意义。作为主管漕粮运输事务的漕运总督,与仓场总督、河道总督等专业技术性大员一样,共同构成了机构健全、管理完善、分工明确的国家漕运系统。除掌控漕粮收兑、运船修造、漕丁检选、查验回空、催攒漕欠外,漕运总督还担负着部分河道、仓储、盐政、屯田、赈济、军事事务,在封建国家行政体制上的位置异常重要,甚至与清朝国运息息相关。     

隋朝大运河开凿的历史原因

隋朝大运河是世界上的伟大工程之一。它的长度,在世界上着屈一指,而且河道的水深、宽度及通航能力也是世界上最大的。隋朝大运河的开凿,对中华民族统一意识的形成,对祖国经济和化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历史作用,它和我国古代的长城一样,千百年来一直饮誉世界。那么,隋炀帝为什么要开凿大运河呢?原因主要有三。     

嘉道之际的漕弊问题

漕政为历代政府所重视。清前中期大力整顿漕弊 ,成效斐然 ;但到嘉道时期 ,随着吏治的腐败 ,国家控制能力下降 ,漕弊渐生 ,包括官吏的贪污、旗丁的勒索与被勒索、对百姓的浮收等等。嘉道时期漕弊的存在 ,为清代的漕粮海运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并事实上成为中国漕运制度废除的理论前提。     

论魏源的商务思想

魏源顺应历史潮流，主张本末并重，认为在国家主权下进行对外贸易是国家富强的有效途径；主张实行漕粮的商运、海运，促进商品流通，主张以票盐制取代纲盐制，即由商营取代官营，并主张允许商民自行设厂。这些思想表明，魏源是中国商务观念从封闭式向开放式发展的奠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