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博辟谣：公共突发事件中网络谣言治理的新模式——以日本“3·11”地震事件为例

本文认为,微博这一互联网新媒体,可以在公共突发事件中扮演谣言治理者的角色。通过分析新浪微博辟谣中心的治理机制,总结了微博辟谣的模式。微博辟谣与传统辟谣方式相比,拥有时效性快,直接性好,互动迅速;树状传播结构,渗透性好;个性化交流,草根式对话,语言亲切、平等的优点。由于微博辟谣的制度化还是一个新生事物,也有诸多问题尚待解决,希望网络主流媒体积极参与到其中,完善机制,在网络谣言的治理中发挥作用,从而加强政府的舆论引导力。     

网络谣言的传播学分析——以“日本地震”和“温州动车事故”为例

突发事件之后常伴随着以谣言频发为特征的网络舆论危机,在本文案例中,网络谣言“萌生—高潮—衰落—拖尾”的传播进程呈现一致.网络媒介为参与者提供各种互动工具,同时也成为谣言传播的重要途径.新闻媒介在谣言传播中扮演着“幕后推手”与“正面引导”的双重角色.网络谣言的散布折射出突发事件之后社会的集体情绪和参与者的群体行为.为此政府需建立舆论预警机制,网民和新闻从业者要加强自律,提升自身媒介素养.     

网络谣言及其证伪研究——以搜狐网“谣言终结者”为例

谣言,因其具有的模糊性、攻击性等特点很容易给人们的正常生活秩序造成冲击,也因其经常针对社会热点而发,所以极容易引发社会关注而成为舆论焦点。本文以搜狐网的＂谣言终结者＂为例,对该栏目所涉及到的谣言及其证伪方式进行分析研究。研究认为,治理网络谣言应该以了解谣言滋生的社会环境为前提,以构建良好的社会信任为基础,将辟谣与公众举报相结合,提升大众的媒介素养。     

从网络谣言的发展看网络舆论的演变——以“艾滋女”事件为例

通过对一起恶意网络谣言的分析发现,在网络谣言阶段中,网民舆论由于受到负面情绪影响而表现出“讽刺受害人”倾向;在谣言澄清阶段网民舆论开始向“同情受害者”转变,而网络印刻效应可以作为解释网络论坛舆论发生、转变的一种理论依据。     

UGC时代下网络谣言的产生与治理——以“杭州女子被造谣出轨快递员”事件为例

UGC(User-generated Content,意指“用户内容生产”)时代下去中心化的传播模式让海量信息泥沙俱下,信息把关缺位滋生不少网络谣言。网络谣言具有主体去中心化、内容碎片化、传播速度裂变式与危害广泛性的传播特征;传播主体的复杂动机、涉性与猎奇的敏感话题、受众偏爱的视频表达方式和部分非理性公众是导致网络谣言在信息空间产生的主要原因;因此,针对网络谣言乱象,多方主体应协力共治,让网络谣言无处遁逃,营造清朗网络环境。     

浅析谣言的形成与制止——以“抢盐风波”为例

日本核泄漏危机后在中国引发了一场席卷全国的抢盐风潮,本文简要分析了谣＂盐＂何以能惑众的原因,并提出了一些制止类似谣言的建议。     

“网络谣言”与新闻真实——以假“国税总局47号公告”报道为例

本文以2011年8月份网络上出现的伪"国税47号公告"为例,阐述了网络谣言产生的原因及其对新闻报道和政府部门公信力的影响,指出对网络信息,媒体要恪守新闻真实的原则,政府部门要及时澄清谣言树立公信。     

网络谣言传播分析 ——基于丁真现象的思考

新媒体时代下藏身于网络平台上的谣言层出不穷,混迹于真实信息中的网络谣言传播速度更快、传播范围更广,影响着事态的发展与社会的稳定,容易演变成二次灾害.本文研究新媒体时代下网络谣言的传播成因及其特点,并提出相应对策.     

微媒体环境下网络谣言的应对策略——以“传播流”的分析视角

微媒体的崛起彻底改变了信息传播方式,深刻影响着社会变革,但是微媒体环境下谣言大量出现。本文通过传播流理论分析,认为可以通过对信息流进行控制、对影响流进行引导、对噪音流进行消除等手段来消除网络谣言。     

刍议政府如何应对网络谣言——以“秦火火”事件为例

"秦火火"事件显示了政府打击网络谣言的决心和力度,当前,我国政府对网络谣言的治理应在以下四个方面努力:完善立法,吸取国外经验、加大政务微博建设,提高信息透明度、加强网络监督管理、提高公民媒介素养,从而使我国有一个安全、文明、和谐的网络环境。     

网络谣言的传播与主流媒体的角色担当——以“艾滋女”事件为例

谣言作为普遍的社会舆论现象,在互联网的推动下,对社会有着重要的影响。通过近期闫德利“被艾滋”典型网络谣言案例,旨在探讨网络谣言的一般传播模式和过程以及主流媒体在谣言初发期、谣言持续期、谣言消退期中的表现。     

网络谣言扩散动力及消解——以地震谣言为例

在界定网络谣言概念和特点的基础上从网络谣言自身、网民群体和大众传播媒介三个方面具体探讨网络谣言扩散的动力,包括网络谣言价值的易逝性、建构话语权的渴望、安全的需要、群体认同的需要、大众传播媒介的介入。同时,并指出要通过瓦解网络谣言的价值性功能、培养网民群体的理性精神和社会知识以及避免大众传播媒介成为注意力的附庸来消解网络谣言扩散的动力。     

主流媒体应对网络谣言的短板与策略——以“上海女孩逃离江西”的网络谣言事件为例

近年来,在社交媒体迅速发展的媒介生态环境之下,网络谣言事件愈演愈烈,主流媒体凭借其权威性与公信力应该在治理网络谣言的过程中发挥自身特定的作用与功能。但是在社会转型期,网络谣言呈现出越来越多新的特点,加大了对其治理的难度。2016年春节期间发生的"上海女孩逃离江西"的网络谣言事件就是一个很典型的案例,主流媒体在应对该网络谣言的过程中存在着诸多缺失现象,这些缺失正是很多学者所忽视的一个问题,应及时反思、总结经验,笔者在此基础上还提出了几条主流媒体应对网络谣言的对策。     

新闻报道引用科学家话语的框架分析——以3·11日本地震为例

大众传播并不是单纯的"告知"活动,它所传达的信息通常伴有对事件的解释说明,并提示大众应该采取什么样的行动。在突发事件频仍的当今社会,科学传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大众媒体如何面向公众进行科学传播也越来越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作为大众媒体之一的报纸在进行科学传播中往往通过在报道中援引科学家的话语来影响受众。媒体通过科学家话语一方面对事件进行科学解释,消除流言;一方面进行科学指导,规避灾难。本文以《人民日报》、《新京报》和《南方周末》三家报纸关于3.11日本地震事件的报道为例,采用内容分析法等定量研究方法,分析不同报纸在新闻报道中援引科学家话语的共同框架和各自框架,深入探讨科学家在新闻报道中发挥的作用以及报纸如何使用科学家话语来达到预期的传播效果。     

抵抗与免疫：抵御网络政治谣言的可能性及路径——以“防疫论”为视角

和传统时代相比,信息时代的网络政治谣言,其危害性和破坏性更大。针对如何防控网络政治谣言,减少其风险性,国内学者在研究过程中提出了诸多有效性建议。笔者认为,关键是要增强受众对政治谣言的免疫力。传播学者麦奎尔的防疫论为增强受众对网络政治谣言的免疫力提供了创新路径选择。     

网络谣言文本特征与说服方式的内容分析——以“微博辟谣”为例

互联网在方便信息传播的同时也为谣言传播提供了新平台和新渠道,本研究对新冠疫情期间“微博辟谣”的150条谣言进行内容分析发现,多数网络谣言是由个人发布,且配有图片及文字;生活类谣言和病毒类谣言占比最高,涉及弱势群体是谣言最大的特征;在说服方式上,谣言的标题更重感性,而内容上更偏理性。最后对如何治理网络谣言提供了几点建议。     

政府网站应对“网络谣言”研究——以西安针扎事件为例

政府网站中的电子政务版块系统完备,但在应对突发事件时,一部分政府网站关于突发事件的消息确认和谣言澄清却很滞后。本文以西安针扎事件为例,通过分析西安地区针扎事件发生后陕西政府网和其他网络媒体对该事件的报道,探讨政府部门在应对网络谣言时的具体情境,并提出了政府网站在应对网络谣言时的具体策略。     

NHK的灾害报道研究——以日本3·11大地震报道为例

日本是一个地震灾害频发的国家,2011年3月11日,日本东北部海域发生9级大地震并引发了海啸。在这场灾难中,日本媒体体现了其新闻专业主义,尤其是日本唯一的公共放送组织——NHK在地震期间提供了值得信赖的高水平报道,为地震中信息传播及灾难应对起到了积极作用。该文以NHK对3·11大地震的报道为例,分析NHK灾害报道的特点及形成原因,以期对我国媒体的灾害报道提供借鉴和参考。     

网络谣言的成因及应对策略初探——“3·16”抢盐事件的传播学解读

2011年3月16日,由于日本地震引发核泄漏危机,有谣言称日本核辐射会污染中国海水导致以后所产食盐无法食用,而且吃含碘的食盐可防核辐射,从而导致了席卷全国的“3·16”抢盐事件.本文在对“3·16”抢盐事件进行解析的基础上,从传播学角度解读此次谣言的成因,进而提出新媒体时代网络谣言的应对策略.     

社会化媒体时期网络谣言传播路径及应对策略——以“8·12天津塘沽爆炸事件”为例

媒体在新的传播背景下,逐渐由传统的信息发布平台演变为交互的舆论场,意见的汇聚推动事件的发展,也影响着社会大众对事件的认知,特定条件下极易产生不同程度的次生灾害。灾难事件具有偶然性,但网络谣言却有迹可循。本文将围绕8·12天津市塘沽爆炸事件,探讨社会化媒体时期网络谣言的传播路径及应对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