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知识分子与媒介的渊源

在人类开发与利用媒介越发充分的时代,知识分子与媒介的融合也越发深入,从士阶层与媒介的接触多是在为统治者作传声筒、卫道士,到近代知识分子"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再到现当代知识分子与媒介的亲密接触,知识分子悄无声息地步入了媒介化征程。     

知识分子何以介入传媒？——转型时期媒介知识分子的社会意义探寻

媒介知识分子常常被认为是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的反叛和背面而出现,多数学者对媒介知识分子的价值评判带有明显的贬义。而事实上,转型时期知识分子走向传媒已经成为一种历史潮流,本文主要从媒介知识分子何以介入传媒的视角,分析了转型时期媒介知识分子存在的社会意义。指出从历史的角度：传媒是知识分子无法割舍的言说阵地;从现实的角度：专家意见报道和公共事务言说呼唤知识分子利用传媒发言;从知识分子自身的角度：介入传媒是知识分子自我社会价值实现和文化思想表达的重要渠道。     

电子复制时代的知识分子

传播媒介遭到知识分子的疑虑和挞伐古已有之,而布尔迪厄则更直接地表达了对电视的不适感.知识分子让渡给电视的只是自身的媒介镜像,知识分子并不等于知识分子的媒介镜像.由于电视创作集体所关注的热点问题与知识分子着力研究的专业问题鲜有重合之处,走上电视的知识分子只会就节目中所涉及的问题提供一些思想的"边角余料",甚至在某些情况下只是在匆匆浏览一些相关内容之后便开始了"电视言说".走上电视只是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社会人去完成社会责任,而非作为一个知识人去完成文化责任,而后者才是知识分子得以安身立命、识别自身社会身份的寄托所在.     

高校知识分子是引领先进文化的生力军

新时代,随着文化的价值逐步被发掘,社会愈加强烈的呼唤文化的自觉、文化人的自觉。作为文化人的代表,高校知识分子理应顺应时代的召唤,自觉成为引领先进文化的生力军,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贡献自己的力量。     

晚清浙江出版业近代化发展述评

晚清浙江出版业出现了从传统出版向近代出版的转型,这既与中国走向近代化有关,与浙江本土文化关系同样密切。晚清浙江出版业的近代化转型分为三个阶段,每个阶段的出版业都和时代相呼应,与同时期的社会政治、文化相互影响,这种影响由微至大,直至成为时代变革的利器。     

如何增强电视知识分子的社会文化影响力

知识分子走进电视媒体,增加了节目的文化承载量和知识含量,对社会文化产生着积极的影响。但在参与电视制作过程中,电视知识分子学术精神的丧失、"个人化解说"对大众的误导以及"传播工业化"降低了人们的鉴赏水平等备受学界和人们的关注。要增强电视知识分子的社会文化影响力,就必须直面这些问题,从政策、媒介环境和电视知识分子本身三方面入手,采取积极有效的策略增强电视知识分子的社会文化影响力。     

清末民初知识分子对中国近代图书馆事业的贡献

清末民初的知识分子对中国近代图书馆事业产生了很大影响。其贡献包括对近代图书馆的建立进行多方准备、亲自参与近代图书馆的创办、推动图书馆理论的产生与发展、促进图书馆学术范式转型与图书馆学教育、培养了一批堪称大师的图书馆学家等。     

转型期媒介知识分子的社会意义探寻

本文主要从媒介知识分子可以介入传媒的视角,分析了转型时期媒介知识分子存在的社会意义,并指出:传媒是知识分子无法割舍的言说阵地;专家意见报道和公共事务言说呼唤知识分子利用传媒发言;介入传媒是知识分子自我社会价值实现和文化思想表达的重要渠道。     

社会动员视域下民国旅外徽州人办报实践与乡土社会互动

徽州是社会史研究的典型区域，研究徽州报刊史对于深化区域社会史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在搜集整理相关报刊资料的基础上，以文献研究为主要方法，深描民国旅外徽州人创办与发行报刊，积极营造文化舆论空间，进行思想启蒙与文化传播的社会动员活动。同时，结合历史因素与时代特点阐述处于徽州社会近代化进程中的旅外徽州人文化自觉所形成的动力机制，分析旅外徽州人的办报实践在开通徽州社会风气、增进社会福祉、唤醒国家意识与投身社会革命等方面的积极作用。旅外徽州人的办报实践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国人救乡救国的文化自觉，以及从传统到现代的知识分子自我调适与文化适应过程，是中国传统乡土社会在近代转型过程中自我改造与革新的主体性实践，这为徽州传统社会向近代化转型提供了“想象中国”的可能。     

纸本庋藏——民智启蒙——道义担当:知识分子失语时代公共图书馆有所作为的可能向度

悬置政治-社会层面"不可抗因素"不论,20世纪80年代末以降并迄今方兴未艾,出版、印刷等传统纸质传媒式微,电视、数字、网络等新兴电子传媒汹涌勃兴的同时,介入公共话语、充当社会正义良知代言人的知识分子日渐退隐最终逍遁于无形,之后来者自觉演变分化为学院知识分子和媒介知识分子(或称电视知识分子),即本质上规避道义担当、抛却社会责任的所谓"知道分子"。进一步研究发现,出版、印刷传统纸质传媒与电视、数字、网络等现代电子传媒分别构成了知识分子文化与知道分子文化的重要形式表征,由此揭橥凸显了公共图书馆文献馆藏意义层面长期以来被繁茂芜杂的技术细节所遮蔽着的一个重要事实:纸质印刷文本不仅为知识分子提供了言说空间,而且也在一定意义上建构起了知识分子的反思精神与批判立场;以纸质印刷文本庋藏、传播为己任的公共图书馆,实乃当下"后知识分子时代"知识分子文化传承最具操作可能的重要途径。今日知识分子公共话语集体失语,民众趋之公共图书馆寻觅精神家园,寄望其能肩起道义担当,引领崇高价值。因含此内在独特天然优势,公共图书馆确具民智启蒙、人文引领等道义担当之可能向度。藉此,热闹经年的"全民阅读"活动不再只是驻足于浅表意义层面上的应景运作,而终于找到了自身赖之安身立命的真正魂魄;同理,沸沸扬扬的"公共图书馆精神"、"公共图书馆核心价值"等大而无当之类空泛的理念讨论,也终于找回了自己真正的精髓或归宿。     

商务印书馆与近代思想启蒙

商务印书馆作为近代中国史上第一家现代意义上的出版机构,以"昌明教育,开启民智"为己任,不仅竭力传承中国文化,而且长期秉持"介绍西方文化"的宗旨,默默致力于近代思想启蒙工作,始终与中国现代文化转型与知识分子求索同呼吸、共命运,创造了中国文化出版事业的辉煌,在近代中国文化社会转型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一个多世纪以来,在历代出版人和知识分子的不断努力下,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大量学术名著,从创办《世界丛书》到《汉译世界名著丛书》,从出版《林译小说丛书》到《严译名著丛刊》,硕果累累、影响深远,逐渐成为近代西学东渐、传播西学、开启民智的文化平台和学术高地。商务印书馆翻译出版的学术名著,承载了一代又一代中国出版人的文化使命,推动了一代又一代中国知识分子思考现代文化转型的不懈追求,成为中国近代思想启蒙的重要推手。     

近代上海出版人的汇聚、构成及影响

上海无疑是中国近代出版业的中心,这一中心地位一方面来源于其覆盖性影响,另一方面因其对近代出版业品格的塑造.太平天国运动从人才、市场、理念等多个方面为上海近代文化市场的兴起准备了条件.东南地区的传统士绅为避难而汇聚上海租界谋求新的出路,新兴出版业成为一个主要选择.而在出版业领域起决定性作用的是19世纪90年代科举正途出身的士绅阶层,特别是像张元济、汪康年这样从传统士绅阶层分化出来的知识精英.不同于1843年上海开埠后较早参与出版业的口岸知识分子,以谋生为主要取向,传统士绅将历来的家国情怀注入新兴出版业,以启迪民智作为追求,不仅改变了当时上海出版业的格局,且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出版品格.     

历史背后:民国知识分子的报刊表达——自由的理解与实践:知识分子与民国报刊学术研讨会综述

民国时期,知识分子以报刊为启蒙阵地,宣扬其民主自由思想理念,报刊因而倚重知识分子并成为各种思想理念的重要载体。然而,虽然向往民主自由的思想并无二致,但在国难临头的压力下,缘于实用主义的道路选择不同,近代知识分子通过报刊所表达的自由民主观念则有了变化并产生众多纷争。《独立评论》上所爆发的"民主与独裁"等论战,使胡适"中国的自由主义者"的地位得以确立;储安平、罗隆基、钱端升、周瘦鹃、顾颉刚等为代表的诸多知识分子,以报刊为平台,孜孜追寻民主与自由。美国实用主义的民主思想,加上密苏里新闻教育模式的职业取向,使中国新闻教育的理念和体系深受密苏里模式影响。以此观照延安《解放日报》的改版,实质是毛泽东对时任《解放日报》社长和主笔的博古及编辑人员"同人办报"倾向的纠正。     

电视知识分子的“公共性”重建

大众媒介的市场化发展和技术普及,导致了传媒在公共领域中的功能发生转型,使得整体上中国媒介公共知识分子的形象逐渐消解,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异化的媒介知识分子形象。其中,电视知识分子即是近年来被批判的主要群体之一。电视知识分子通常与电视媒体结成"共谋"关系,因此缺乏就公共议题独立发声的诚意和普世情怀。结合中国目前的传媒体制及政策,电视谈话节目借助自身的独特优势已经开始了一些有益的尝试。文章旨在通过对凤凰卫视已开播十余年的谈话类节目《锵锵三人行》进行案例研究,从电视知识分子和媒体各自的角度探讨如何重建电视知识分子的"公共性"。     

何处寻觅精神家园:纸质印刷文本庋藏、传播与知识分子失语时代公共图书馆道义担当的可能向度

悬置社会一政治层面"不可抗因素"不论,20世纪80年代末以降并迄今方兴未艾,与出版一印刷等传统纸质传媒凋零式微,电视、数字、网络等新兴电子.传媒汹涌勃兴的同时.介入公共话语、充当社会正义良知代言人的知识分子日渐退隐最终逍遁于无形--该类群之后来者自觉演变分化为学院知识分子和媒介知识分子(或称电视知识分子).即本质上规避道义担当、抛却社会责任的所谓"知道分子".进一步研究发现,出版一印刷传统纸质传媒与电视、数字、网络等现代电子传媒分别构成了知识分子文化与知道分子文化的重要形式表征,由此揭橥凸显了公共图书馆文献馆藏意义层面长期以来被繁茂芜杂的技术细节所遮蔽着的一个重要事实:纸质印刷文本不仅为知识分子提供了言说空间.而且也在一定意义上建构起了知识分子的反思精神与批判立场;以纸质印刷文本庋藏、传播为己任的公共图书馆,实乃当下"后知识分子时代"知识分子文化传承最具操作可能的重要途径--今日知识分子公共话语集体失语.民众趋之公共图书馆寻觅精神家因,寄望其能肩起道义担当,引领崇高价值--因舍此内在独特天然优势,公共图书馆确具民智启蒙、人文引领等道义担当之可能向度.藉此.热闹经年的"全民阅读"活动不再只是驻足于浅表意义层面上的应景运作,而终于找到了自身赖之安身立命的真正魂魄;同理,沸沸扬扬的"公共图书馆精神""公共图书馆核心价值"等大而无当之类空泛的理念讨论,也终于找回了自己真正的精髓或归宿.     

新时期三十年中国知识分子的结构转型

一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中国的社会文化结构进入了深刻的转型时期。从知识社会学和知识分子社会学的角度看,这种转型对于知识和知识分子产生的影响是极其深刻的:它促成了知识和知识分子的分化,改变了不同知识系统的中心一边缘格局以及知识分子的精英结构与社会     

近代知识分子的文化诉求对我国当代出版的影响

纵观我国近代发展史,尤其是在内忧外患的国内外形势下,我国近代知识分子纷纷通过报刊等传播媒介表达自己的政治诉求,在民族危难之时提出教育救国、实业救国等理念,以此表达他们的爱国之心和忧民意识.他们的出版活动对我国近代出版行业的发展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本文就此展开分析,旨在探讨近代知识分子的文化诉求对我国出版的影响及其借鉴意义.     

社会转型期知识分子的媒介形象

集体记忆中的知识分子媒介形象是道义的化身,转型时期知识分子的道德失范行为引发了其媒介形象的道德危机。唯有通过整个社会的集体反思,重建道德体系、重申人文法则,才能推动社会道德与信仰的良性回归,促进人与社会的和谐发展。     

社会转型期知识分子的媒介形象

集体记忆中的知识分子媒介形象是道义的化身,转型时期知识分子的道德失范行为引发了其媒介形象的道德危机。唯有通过整个社会的集体反思,重建道德体系、重申人文法则,才能推动社会道德与信仰的良性回归,促进人与社会的和谐发展。     

《新青年》对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影响

《新青年》是“五四”时期的重要刊物之一。其对近代中国知识分子产生了较大影响,描绘了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演化轨迹,凸显了新思想的传播对思想解放、知识分子阶层解放和媒介发展具有巨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