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雄的文学思想与辞赋书写

扬雄将文学思想付之创作实践,在辞赋书写中体现了他的文学理论命题。哪怕就是他悔赋而"辍不复为",也表现的是对辞赋创作的反思,对文学关注现实、讽喻现实作用的追求,体现了他的文学自觉意识。作品现实题材的选择,亲自经历事件的叙写,体现"事以为尚"基础上的文质相副、事辞相称,由他开始的纪实、纪行的辞赋书写方式,不仅体现了扬雄"其事则述""其书则作"的创作精神,也反映了汉代大赋创作由凭虚转向征实的新特点。     

扬雄悔赋考辨——以扬雄《自序》为中心

从扬雄《自序》考察他的立身行事与思想著述,发现他晚年悔赋之语并非其真实想法的表达;而是反映他在目睹道之不行和赋之不用的情况下。对辞赋接受者的失望心态和对自己辞赋创作的回环自释。     

李白辞赋观辨析

李白的辞赋观分为两个层次：表层呈现给我们的是他对辞赋和前代辞赋家的不满与否定,这不是他辞赋观的主导方面,具有附着性和暂时性;从深层看,他非常重视辞赋和前代辞赋家,对辞赋有着积极合时的看法与追求,这才是其辞赋观的主导方面。他一生钦重尤加的辞赋家是屈原、司马相如及扬雄,其钦重原因亦不尽同。他对辞赋的渊源、内容、风格、模仿与创新、抒情等问题,都或明(言辞)或暗(创作)地透露出了自己具有时代特色的态度及看法。     

试论扬雄在汉大赋上对司马相如的因革与发展

在两汉辞赋诸作家中,司马相如与扬雄是深受前人所推崇而并称者,如唐朝韩愈便说:“汉朝人莫不能为文,独司马相如、太史公、刘向、扬雄为之最。”(《答刘正夫书》)又说:“子云相如,同工异曲。”(《进学解》)司马相如是一代文豪,他“不师故辙,自摅妙才,广博宏丽,卓绝汉代”(鲁迅《汉文学史纲要》),是汉大赋的奠基者。扬雄在辞赋方面则是一位承前启后的人物,他继承司马相如最力而有改革与创新,尤其是他对汉大赋形式主义弊病的深刻认识及精辟见解,更是直接影响了后世作家们的创作与批评家们对辞赋的评     

论扬雄辞赋的讽谏意识表现与形成原因

扬雄是西汉末年著名的辞赋家,其赋作中表现出明显而强烈的讽谏意识。他在赋中开辟的多种讽谏手法,均服从于作者重视并自觉以讽谏为目的的创作思想。扬雄讽谏意识形成与其受汉代经学思想的影响,又恰值西汉王朝末世,以及他务实尚用的文学思想和沉静深思的性格特征都有关系。     

论扬雄儒者身份认同下的辞赋书写与赋论成就

特定的时代背景、思想环境和个人经历造成了扬雄对儒家思想的接受,他推崇儒家代表人物孔孟,认同儒家观念和儒家经典,同时捍卫孔子儒学思想纯洁性,以一名儒者的身份自居。在儒者身份的自我认同下,赋家扬雄在辞赋书写与赋论成就方面表现出浓厚的儒家色彩。赋作方面,在儒家经世思想影响下,扬雄辞赋创作体现出以赋入仕、以赋纳谏的目的;同时继承儒家美刺传统,采用修饰文辞、婉转达意的创作方法;将儒家明哲保身、重视民生的观念纳入创作内容;晚年又因赋不能“用”而“悔赋”。赋论方面,在儒家重文观、中庸观、诗怨观的影响下,扬雄最早认识到了赋文体“丽”的审美本质,率先将“则”作为辞赋的分类标准,创新建构了赋文体“讽谏”的实际功能,在中国赋论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     

扬雄薄赋辨

汉代大赋家扬雄早年极好辞赋,晚年著述《法言》中却认为辞赋是“童子雕虫篆刻”,并声明自己“壮夫不为”。扬雄为什么鄙薄辞赋为“雕虫篆刻”,“壮夫不为”了呢?后世人一般认为,扬雄是因认识到辞赋无补于规谏,失去了讽谕之义。如刘勰的《文心雕龙·诠赋》中讲,辞赋“无贵风轨,莫益劝戒,此扬雄所以追悔于‘雕虫’,贻诮于‘雾豰’者     

论扬雄的文体自觉

扬雄的文体自觉意识对后人文体意识的进一步自觉乃至系统化意义深远。在内容上,他对辞赋从认识到创作整体上采取了始肯定后否定的态度,即由初期肯定强调辞赋的丽靡特质转向后期于文用兼顾中更加注重文学的功用。他的“文必丽靡”、否定“赋可以讽”的观点都对后人产生过深远而重大的影响。     

论刘勰的辞赋学成就

刘勰是我国古代杰出的文学家,尤其擅长于文学评论。所著《文心雕龙》,系统地阐述了古典的形式主义学理论。这一学说充分地体现在他对于辞赋所作的纯文学形式的研究方面。他探讨了辞赋的渊源和流变,总结了先秦到刘宋时期辞赋创作的历史,分析了辞赋的丽辞、章句、夸饰、音韵等文学的形式问题。这一切奠定了辞赋学的基础。     

简论扬雄关于汉赋“丽则”和“丽淫”的文学思想

扬雄早年好赋,晚年悔赋并否定赋。通过对自己创作实践和他人辞赋的评价,他发表了对汉赋的看法。他从审美高度明确提出了汉赋的文学丽靡特质,从文学功用角度突出强调了汉赋的讽谕性,而这正是扬雄文学思想的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