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史”传统与明清之际的“遗民”诗论

中国古代诗歌不仅具有鲜明的"诗史"传统,而且具有鲜明的时代感和深刻的历史感。在明清易代之际,"遗民诗人"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其创作不仅继承和发扬了"诗史"传统,更推动了"以诗为史"传统在理论上的确立。     

时代玉成:遗民散曲对明清易代的文学性书写

明清易代的特殊社会背景造就了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遗民群体,他们以散曲创作展示时代变迁、书写个人情怀。具体而言,遗民散曲对明清易代的文学性书写主要表现为:对黍离之悲与故国之戚的沉痛表达,对明清鼎革的泣血呼喊以及遗民对自身尴尬地位的现实关照。从艺术开拓的角度来看,自由直率的曲体承载着严肃崇高的题材挺进渐趋僵化的曲坛,为清初散曲注入了一股新鲜的血液。     

明清之际士人政治路向的群体分化略论

明清之际,士林的政治路向选择趋于对立,分化为规模庞大的遗民和贰臣群体。其分化的原因是多重的:从社会思潮看,与理学和心学的反复激荡有关;从政治生态看,与明季的体制弊端和党派争讼有关;从民族意识看,与民族主义思想和文化守护意识有关;从群体特质看,与个体本位或家国本位的文化品格有关。诸此因素的叠加,影响着易代士人在政治伦理与现实功利之间的权衡与取舍,最终导致士人政治路向群体分化。     

论清初贰臣士人的生存罪恶感

生存罪恶感是清初贰臣士人心态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由于自身的失节苟活,违背了士人应有的道德原则,他们入清以后被强烈的生存罪恶感困扰,表现为厌恶自身的生命,以及生存的无价值感.因而,他们试图通过寻求借口、赎罪补偿、以及心理自虐等方式,来缓解生存罪恶感的影响.     

从归庄的交游看明季士人遗民的生存选择

易代之际,作为前朝的士人遗民应如何在新朝生存?文章以归庄这个个案为例,以其甲申、乙酉之后的交游为分析的证据,说明了明清易代之际,士人遗民以其特殊的身份,演绎了在鼎革之时或誓死忠于故朝、或佯狂于世、或托迹僧道、或隐居隔绝于新朝、或周旋于新朝、或兼而有之的特殊的生存选择.     

论明遗民易代之际生存的怪异现象

以夷变夏的现实,文化失去认同感,劫后余生的明遗民,面临艰难的选择,严格的道德自律使得他们选择了多种多样的生存方式,呈现出奇、怪、异、狂的特点。为了气节,他们放弃了优厚的待遇,甘于淡泊,甘于贫困,以至于将自己逼上绝路,道德自律超越了时空的束缚,担负起文化救亡图存的重任,之所以“怪”“异”是由于伦理与现实的矛盾,通过存道以存心、存身、存国。缺失的精神家园,无法弥补的创伤,体现在举步维艰的生存怪异行为上,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是一种文化困境下无可奈何的选择。     

历史发展的偶然性和必然性——以明清易代为例

1644年的甲申年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年份,这一年北京城先后出现了大明、大顺和大清三个政权。但是历史的发展最终以清王朝的统一而告终。明清易代中,清王朝的建立对中国历史的发展进程产生了重大影响,其中的偶然性和必然性也颇让后世史学家品味和思考。     

明清之际一个普通士人的人生际遇——王崇简生平与出处

王崇简在明朝灭亡之前考取进士,未及授官,李自成军队便进入北京,遂携家眷流寓南方,两年后返回北京。自顺治初年授官后,仕途顺遂,康熙初年以原官致仕。可以说,在明亡前夕,王崇简虽然参加复社,对时局感悲不已,但并没有抱定"君亡与亡"的决心;清军入关后,他南奔避祸,期望南明政权恢复旧土,但无望而北返,也无意隐居埋名,最终投效清廷,荣宠备至。     

价值理性缺失与明清之际中国士人的传统导向

西方科学的发展建立在宗教理性的基础上,科学进步推动了全社会的现代化。明清之际中国社会出现了某些变革迹象,知识分子也乐于研习西方科学。但由于理性精神的缺失,中国知识界没有探索科学的内在动力,他们力图把科学纳入传统儒学体系,把西方科学置于追求政治和道德目标的纯粹工具性的定位中,从而遮蔽了中国经由科学发展推动社会变革的路径。     

国变伤痕与情怀寄托——论明清易代之际文人传、赠柳敬亭之作

柳敬亭是明末清初有名的说书艺人,他技艺卓绝,胸襟过人,曾为明末名将左良玉所赏识,历尽兴亡,晚年流落东南,为当时名士所推重。文人亦多为其作传、赠诗。在这类作品中,柳敬亭是作为"沧桑的见证者"出现的。这种传统的优伶身份可以上溯至唐朝,而柳敬亭处于明清易代的独特历史时期,集名优、幕客、豪侠于一身的他,带有明亡的公共记忆,故文人在为他作传赠诗时,往往借以抒写国变的伤痕,亦寄寓重振士风的期望。     

明清之际士人的人格特质--以关中李二曲为个案

明清之际,时局和世局激烈动荡,这一时期士人人格的普遍特征是知识分子有着特别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而李二曲的人格特质——自立、自强、自省、自尊,形成了独特的“二曲精神”,令后人敬仰。明清之际士人人格特质是明清文化繁荣的心理基础,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体现。     

任道与任事——关于明清之际士人的一种姿态的分析

积极的政治参与，是有明一代士风的重要面向。这种风尚有其制度的以及朝廷律令方面的根源。本文着重考察的，是参与抵抗的士大夫于明亡之际的姿态，尤其其中承当事任者的勇毅，他们践履此道、以任事为任道的热情。本文分析了其时承当事任者不同的目标意识，尤其强调某些士大夫当此危机时刻依然持守的非惟功利的目标追求——亦可佐证同一时期经世取向者的不同思想根底与境界。     

明清时期山东士人生存之道的适应性选择

就士人群体生存之道而言,不仅仅受其社会经历、知识结构、生存环境等影响,还基于传统道德原则、明清社会变迁及区域社会环境等作出适应性选择。山东士人群体也在上述诸种因素综合影响之下,其生存之道展现出多样性。有些士人坚守忠孝仁义之理念,不向权贵低头;有些士人则舍弃道德原则,选择寄生性的生活;还有些士人不满足于现实生活的羁绊,崇尚自然,追求朴真,以隐逸来摆脱尘世的浊与俗。凡此诸种适应性选择,均是处于不同层次之士不同价值观念的体现。但是,仁义礼智信作为士人传统价值观,依然构成其生存之道的主流,并与其他非主流观念不断整合并完善。     

由《黄英》看明清之际士人“治生”心态的转变

明清之际 ,是中国社会的重要转型期。新思想意识、价值观念和生存方式给传统思想以强有力的撞击。立足于这一意识形态转变的关口 ,蒲松龄在《黄英》一篇中 ,塑造出马、陶两种不同类型的知识分子 ,通过两者思想观念的矛盾冲突 ,很有深度地透视出本时期士人“治生”心态的转变     

康熙二年顾炎武在山西与曹溶、李因笃的交游考——兼论顾亭林的交游思想

顾炎武是明末清初著名的思想家,他以遗民自居,且积极地反清复明,拒不入仕。他的思想行为为当时和后代所敬重。但被以往学者所不重视的是,他在交游过程中不仅和同他志同道合的遗民而且和贰臣都有交往。可见,亭林的交游思想是复杂且开放的,由与不同的人的交游组成的思想研究才是完整的亭林的交游思想研究。     

民族认同视阈下的民国时期中学历史教科书编写——以“明清易代史事”书写为中心

民国是中华民族认同形成的关键时期。历史教科书的编写是建构和传播民族认同观念的重要渠道。南京国民政府的历史教科书编写主要从明朝的衰落、清朝的勃兴、清初内政、清初扩疆等方面阐释明清易代的史事,它具有构建民族认同的特定需求。除带有民族主义情绪的宣泄外,这种特定需求还反映了以“汉族”为中心的民族同化论和以中华民族为中心的民族主义共生的现象。然而,这种现象看似相互矛盾,实则并不相悖,它是近代中华民族认同形成过程中不成熟的反映。     

明清之际的“扬丕抑植”现象

由于立嗣之争,曹丕曹植两人虽为兄弟,却在历史上留下了相互对立的形象。两人同为建安时期重要的文学家,却文风迥异。在文学批评史上常常将他们二人放在一起进行比较,丕、植之争由历史上的立嗣斗争延续到了后世各类文学评论之中。明清以前,一直都以"抑丕扬植"的论调占据主要位置,明清之际却开始出现了"扬丕抑植"的不同声音,尤其以王夫之为代表,甚至提出曹丕和曹植之间是"仙凡之隔"。这种"扬丕抑植"现象出现在明清之际,背后是有着多重原因的影响。     

中西之“天”——明清之际儒家文化与基督教文化关系探微

“天”是中国哲学乃至整个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的关键词。它的丰富性和复杂性，给中国文化罩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同时也使得对这一关键词的解释更具“弹性”。明清之际，天主教耶稣会士正是利用中国之“天”的特点，提出“合儒”策略，认为中国古代文献中的“天”就是基督教的“上帝”。其目的当然是要传播基督教，但他们的适应之道却给当时中西文化的沟通打开了一个“通道”。     

明清之际“私”、“欲”观念的变化及其意义

明清之际,伴随着社会经济与政治发生件的变化,传统伦理价值体系中的"私"、"欲"观念受到了尖锐的批评,被赋予了合乎时势进步要求的新意。虽然这次伦理观念变革的潮流并未能触动封建专制统治的根基,催生传统儒学发生适应当时代社会发展客观要求的转型,但其历史启蒙意义是值得今人关注的。     

灾荒与战乱——试论明清之际章回小说的时代主题

频仍的灾荒和战乱，是明清之际一个重要的时代特征。这一时期的章回小说作家，敏感地把握住这一时代气息，以他们的切身感受，描述了这一动荡时代给人们生活和心理带来的冲击和影响。灾荒和战乱，成为明清之际章回小说表现的一个重要的时代主题。小说家们将他们对现实世界的人文关怀，融入这一时代主题之中，作品表现出悲天悯人的伟大情怀。然而，缺乏批判精神和思想庸俗，降低了这些作品的艺术品味，使得它们只能屈居二流作品之列。这是明清之际章回小说的思想缺陷，也是它带给后人的艺术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