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研究生教育改革缘何成为政策行动? ——基于多源流模型的政策议程分析

基于多源流模型,本研究发现：研究生教育的“质量危机”、中美冲突引发高层次拔尖创新人才的“供给不足”以及现行政策在研究生教育问题中的“破解乏力”,汇成议程设置的问题源流;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与专家学者围绕研究生教育问题及其改革的建言献策与研究探讨,形成议程设置的政策源流;质疑研究生教育的国民情绪以及注重创新驱动与人才强国的执政党理念,则组成议程设置的政治源流。本研究验证了多源流模型在我国研究生教育政策分析中的适用性,亦阐释了三条源流前后相继与相互嵌套、政策企业家兼具多重角色以及核心领导人扮演关键角色等本土特点,对未来研究生教育的政策研究与改革实践具有一定借鉴意义。     

多源流理论背景下我国“双减”政策生成机理分析

减轻学生学习负担是我国基础教育改革的重中之重,是维护教育公平、促进教育生态良好发展的路径之一。借助多源流理论政策分析框架,从问题源流分析,资本的过度介入、学校的逐利行为、政府干预的低效性均不同程度地推动了政策的出台;从政策源流分析,各主体就减轻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可行性达成了一致;从政治源流分析,“双减”政策的政治流由中国共产党办好人民满意教育、人口老龄化以及家庭教育焦虑构成。独立运行的三流通过交汇于“三孩政策”的时代主题,开启了“双减”政策之窗。这在实践层面则为更好地把握“双减”政策,推动政策配套措施的出台提供了依据。     

多源流理论视角下“双师型”教师认定标准政策议程探析

议程设置是政策过程的起点,对其进行追溯和分析有助于在复杂决策场域下对政策的制定背景、价值指向和生成逻辑进行解读。基于多源流理论,尝试对我国职业教育“双师型”教师认定标准政策议程进行探析,发现：统计数据之变动、焦点事件之影响、相关政策之反馈为问题源流;政府政策的主导推动、政策提案和学术成果的支撑为政策源流;党和政府的高度关注、教育舆情和国民情绪的反映为政治源流。经过问题流与政治流的碰撞实现初步耦合,政策流与问题流的交汇实现接续耦合,政策流与政治流的汇聚实现深度耦合,三源流持续互动交融、交织嵌套,政策之窗最终得以被推开。此外,政策在实际的制定过程可能会受到超出源流之外的其他因素的影响,只有充分洞悉其中的作用原理,才能更科学合理地为我国新时代政策研究提供有益借鉴。     

“双减”政策的议程设置分析——基于多源流理论视角

基于多源流理论政策分析框架,从问题源流、政策源流、政治源流和政策之窗的开启等方面对我国“双减”政策议程设置过程进行分析,发现常规的数据指标监控以及对现有政策的反思反馈构成了问题源流;全国人大代表及政协委员的呼吁和政府官员的发声以及专家学者对“减负”政策的智力支持,组成了政策源流;公众舆论的变化和执政党执政理念与教育规划的转变构成了政治源流。“双减”政策的出台,是上述三种源流共同作用的结果,展现了中国独特的教育政策决策特征。     

多源流理论视角下“双减”政策的制定

《双减意见》出台是减轻学生学业负担的重要举措。本文通过运用多源流理论,系统梳理《双减意见》被提上议程的原因,并探析其耦合逻辑。研究发现,校外教育削弱学校教育的焦点事件及城乡家庭教育投入的指标变化使问题源流凸显。中国共产党“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与焦虑的国民情绪倾向构成政治源流。中央层面的规范性文本、各地方政府对“双减”方案的积极探索构成政策源流。在《双减意见》出台过程中,问题源流不断凸显,政治源流发挥着主导作用,在政策源流的催化下,三大源流有机耦合。其启示是：以问题源流为切口、发挥政治源流的导向作用、拓宽政策源流。     

多源流模型框架下的异地高考政策议程再分析

异地高考政策是政府对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义务教育后的升学考试问题的应对之策。运用多源流模型分析框架,对异地高考政策的问题源流、政策源流、政治源流、关键性的焦点事件和政策企业家等五个动力要素进行整体性分析发现：教育政策“断层”下的异地高考诉求形成了异地高考问题源流;政协委员和专家学者的意见主张构成异地高考政策的政策源流;国民的教育公平需求,党和政府的促进教育公平、正义的价值选择形成了异地高考政策的政治源流。“15知名学者上书事件”催化了异地高考政策之窗的开启,并在政协委员、专家学者和新闻记者等政策企业家的助推下,实现了问题、政策、政治三大源流的交汇,进而达致异地高考政策议程的设置。而这一政策议程也表征出两大中国特点：一是问题源流与政策源流存在先因后果的影响问题;二是政策企业家具有多重角色作用。     

“家校社”协同育人机制政策出台过程的多源流透视

“家校社”协同育人是我国“十四五”规划中重要的教育任务,构建“家校社”协同育人机制对推进教育治理体系的改革有着重要的意义。多源流理论常用于透视政策制定的过程,对政策何以出台有着较强的解释力,以此分析发现：问题源流立足于育人的困境如何破解,政策源流汇聚了多方共议的最终结果,党的执政理念转变与公众对教育的追求与期望则形成了持续催化与渗透的政治源流,在《家庭教育促进法》与教育减负政策的持续推进、政策共同体的积极倡导以及借鉴国外成熟的协同育人经验等多方面的推动下,三大源流实现汇合,合力促成了“家校社”协同育人政策的出台。未来应充分凝聚三大源流的力量,持续完善协同育人的政策体系。     

《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的四重逻辑——基于公共政策分析视角

2022年1月起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是国家针对家庭教育领域存在的重大现实问题而制定的一项公共政策。于生成逻辑而言,该法政策议程的设立是问题源流、政策源流与政治源流成熟以及特定时机下“政策窗口”开启的结果。于内容逻辑而言,该法是对家长、政府以及社会三方主体作出的规范性要求。于价值逻辑而言,该法体现了对程序正义与实质正义的追求。于实践逻辑而言,该法落实的关键点在于构建规范化体系化的家庭教育模式,这既需要家长在家庭教育中遵循“爱、榜样与边界”铁三角模型,也需要政府、学校、社会以家庭为中心开展联动,以形成全方位家庭教育支持体系。     

国家安全教育决策议程分析——基于多源流理论视角

以多源流理论为政策分析工具,对国家安全教育政策形成的内在逻辑进行阐释,结果表明：国家安全教育决策议程是党和政府在“政策之窗”开启时推动问题源流、政策源流和政治源流汇合的结果。其中,国家安全长期面临挑战、学生国家安全素养测评普遍较低、国家安全教育实践工作运行困难构成了问题源流;政府官员的指导性建议、各人大代表及专家学者的建言献策构成了政策源流;党和政府对国家安全教育理念的转变及国民在重要节点对国家安全更加关注构成了政治源流。为进一步优化决策议程,应从多源流理论视角出发提升问题能见度,保证决策合理性;扩大“政策共同体”,优化备选方案;把握政治方向,引导国民情绪。     

多源流理论框架下我国小学语文大纲的政策变迁探析

语文大纲政策是语文教学指导的重要途径.我国小学语文大纲政策整体上历经了以思想政治教育为主的“文字—工具”型教育阶段、以素质教育为主的“语言—思维”型教育阶段、以核心素养为本的“语言—人的发展”型教育阶段.根据多源流理论框架,对这三个阶段中决策者所关注的语文教育实践问题(问题源流)、领导人所秉持的语文教育价值理念(政治源流)和专家学者所形成的语文教育研究成果(政策源流)进行分析,提出决策中应加强问题意识、提升政治觉悟、吸收政策意见,促进三种源流共同推动我国语文教育治理现代化发展.     

多源流理论框架下我国小学语文大纲的政策变迁探析

语文大纲政策是语文教学指导的重要途径.我国小学语文大纲政策整体上历经了以思想政治教育为主的“文字—工具”型教育阶段、以素质教育为主的“语言—思维”型教育阶段、以核心素养为本的“语言—人的发展”型教育阶段.根据多源流理论框架,对这三个阶段中决策者所关注的语文教育实践问题(问题源流)、领导人所秉持的语文教育价值理念(政治源流)和专家学者所形成的语文教育研究成果(政策源流)进行分析,提出决策中应加强问题意识、提升政治觉悟、吸收政策意见,促进三种源流共同推动我国语文教育治理现代化发展.     

多源流视域下我国中小学教师减负政策议程探析

减轻教师负担是国家为落实教育优先发展战略和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的重要战略举措。运用多源流理论探析中小学教师减负政策议程可知,其顺利出台主要源自三重动力:由中小学教师负担数据指标与系列焦点事件构成的“问题源流”,由人大代表、专家学者等政策共同体群策群言组成的“政策源流”,由党和国家高度重视教师队伍建设、力戒形式主义的重要指示以及公众舆论推动形成的“政治源流”。三大源流汇聚并产生耦合效应,教师减负的“政策之窗”得以开启。进一步优化中小学教师减负政策,应增强对问题源流的敏感性,重视公共问题的政策驱动效力;持续优化政策源流,切实发挥不同利益主体的政策构建功能;充分利用政治源流,凸显国家的政策引领作用。     

多源流理论视角下“双减”政策议程设置分析

关于政策过程，已有研究大多偏向决策与执行，很少关注处于前决策阶段的政策议程。多源流理论是公共政策领域解释政策议程设置的理论模型，运用多源流理论对“双减”政策议程设置进行分析发现：影子教育的兴起与扩张构成“双减”政策的问题源流；专家学者、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等的政策建议构成“双减”政策的政策源流；国民的教育公平诉求以及党和政府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兼顾教育公平与质量的价值选择构成“双减”政策的政治源流。全国两会使得政策之窗被打开，代表委员、专家学者和新闻媒体等政策企业家抓住政治时机建言献策，助推三大源流耦合，最终实现“双减”政策议程的完成。     

我国教育督导政策的历史演进与变迁逻辑——基于多源流理论视角

教育督导在促进教育工作落实中发挥着监督和指导的作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教育督导政策的变迁可分为四个阶段:恢复教育督导制度阶段、规范教育督导制度阶段、深化教育督导制度阶段、教育督导制度的精准化阶段。据多源流理论分析,问题源流是教育督导政策变迁的动力基础,不同阶段的教育督导工作中存在的现实问题构成问题源流;政治源流是教育督导政策变迁的良好环境,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群众情绪及公众舆论等构成政治源流;政策源流是教育督导政策变迁的合理依据,专家学者、人大代表等构成政策源流。三条源流动态耦合,促进我国教育督导政策的变迁。为完善我国教育督导制度,应据以下方面进行改进:首先,增强问题意识,着力于督导问题的解决;其次,提升政治觉悟,引导教育督导制度的发展;最后,广泛吸纳建议,多方协力完善督导制度。     

多源流模型视角下《中小学教育惩戒规则（试行）》政策议程分析

基于金登的多源流模型从问题流、政策流和政治流三个方面对《中小学教育惩戒规则（试行）》的政策议程进行分析。研究发现：争议惩戒事件的频发、教育惩戒的“惧用”与“滥用”、政策法规的“断层”构成问题源流；地方政府的先试先行、政策网络成员的探讨构成政策源流；国民情绪和执政党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教育的执政理念构成政治源流。在政治领袖影响、关键时间点上政策企业家的推动下，三条源流实现汇合，“政策之窗”开启，最终教育惩戒政策得以出台。     

我国“职教二十条”的政策形成过程分析——基于多源流理论的视角

2019年,国务院颁布实施我国“职教二十条”。它的形成是多种因素共同促成的结果。以多源流理论为指导,从问题、政策和政治等三大源流及政策之窗对促进“职教二十条”政策形成的关键因素、积极因素及其相互间动态关系进行深入分析。分析表明：人才培养数量质量与经济社会发展需求之间矛盾突出、科研技术创新服务产业企业能力不足、职业教育培训体系和教学模式不健全、现行政策标准不健全与法律制度不完善构成“问题源流”;国家领导人的指示、“两会”代表的政策建议、大众传媒的报道及专家学者的研究成果构成“政策源流”;新一代领导集体高度重视职业教育改革的执政理念构成“政治源流”。在三大源流汇聚过程中,2017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是揭开我国“职教二十条”形成的政策之窗,不仅促使三大源流交互耦合,还合力促使“职教二十条”政策形成。     

义务教育“双减”政策的解读——基于多源流理论的视角

根据多源流理论,我国义务教育焦虑和教育资源的资本化倾向构成了问题源流;政策共同体对义务教育“减负”的不同态度和建议构成了政策源流;对学业负担过重的共识和无奈情绪以及“十四五”规划中的教育公益性原则构成了政治源流。在多源流汇合下,我国义务教育“双减”政策之窗开启,教育市场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迫在眉睫,为推动“双减”政策“落地生根”,应改变“分数即正义”的惯性思维,保证学校对教育资源的多元化供给能力,限制市场对教育资源的资本化供给能力。     

高职扩招政策议程的多源流理论分析

运用多源流理论分析高职扩招政策议程发现：问题源流的主要内容是缓解就业压力、调整我国劳动力结构,推动高职扩招政策议题聚焦;政策源流的核心要素是各级政府及教育行政部门高度重视、专家学者建言献策,为高职扩招政策提供合理性基础;政治源流的关键环节是公众对高质量职业教育的需要、政府对高职教育高质量发展的追求,这两方面相互契合,形成高职扩招政策的合法性依据。而“职教20条”的颁布为高职扩招政策之窗的开启奠定了基础,在多元主体共同参与和三源流力量耦合的推动下,高职扩招政策得以落地实施。     

多源流理论视野中的教育政策议题形成分析——以《民办教育促进法》为例

《民办教育促进法》确立了我国民办教育的法律地位和作用。在多源流理论框架中,民办教育政策议题的问题源流是教育供给与教育需求的尖锐矛盾以及民办教育规模扩展引发的一系列问题;政策源流是政府官员、研究者以及民办教育举办者等提出的各种意见主张;政治源流是指党和国家“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科教兴国”以及“依法治教”等意识形态。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民办教育立法议案是触发机制。在触发机制的作用下,政策之窗打开．三源流汇合,促使民办教育政策议题形成。     

“双减”政策下关于家庭教育的思考

“双减”政策下,教师的施教空间和教育时间被压缩,与学生的互动频次减少,为了在减轻学生课业负担的同时继续保持教育的高水平和高质量,家庭教育就成为“双减”政策推行过程中必须要重视的一环。故此,我们就“双减”政策下家庭教育的开展进行思考,分析“双减”政策下学校应当对家庭教育做出的指导以及学生家长应该进行的教育转变,针对基于“双减”的家庭教育开展提出相关意见,为“双减”政策的见行见效提供理论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