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认罪案件的证明模式

我国目前认罪案件的证明模式是一种形式印证模式,这种模式以其他单个证据与口供印证,但并不能保证事实认定的准确性,反而强化了口供的中心地位,使非法口供更难以排除。因此,应当对认罪案件的证明模式进行改造,构建推理-印证证明模式,先以口供之外的其他证据进行证据推理,再以得出的推理结论与口供进行综合审查,最终认定案件事实。这样可以在证据审查中不再绝对依赖口供,促进准确审查单个证据的客观真实性,避免错误认定案件事实。为此,应当改进单个证据的审查方法,在简易程序中进行有效的举证质证,并提高法官的证据推理和论证能力。     

论民事裁判中的事实推定——兼对"彭宇案"判决理由的解读

"彭宇案"虽然最终以和解撤诉结案,但南京市鼓楼区的一审判决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强烈质疑和无情批判.在该案中,这个以"公平原则"为依据推定案件事实的判决书为何让人感觉不可接受.推定是事实认定的方法之一,其中事实推定是与推论和间接证据证明相区别的概念,以经验法则为理论基础,有其存在的价值,但有其适用的条件."彭宇案"中的法官仅仅是依据非客观性的生活经验对案件事实进行推论,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事实推定,不符合事实推定的适用条件.为规范司法实践中的操作,建议对事实推定制度进行立法上的规定与完善.     

商业秘密"秘密性"证明中推定规则的适用 ——兼议《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三十二条

"秘密性"证明是商业秘密侵权诉讼的关键环节,"秘密性"证明难也是造成权利人维权难的关键因素.新修订的《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三十二条规定了"秘密性"证明的内容.从证明责任理论出发,该条款的修订并没有改变"秘密性"证明责任的分配,而是属于推定规则的适用.推定规则本质上是一种证据规则,包括基础事实、推定依据、推定事实与反驳四个要素,通过基础事实间接证明推定事实,降低了当事人的证明难度.推定规则建立的正当性体现在推定依据的正当性,推定依据或为经验法则或为公共政策需要.第三十二条"初步证据"包括"采取保密措施""合理表明被侵犯",这类证据降低了权利人的证明难度和证明成本,通过"初步证据"推定"秘密性",不仅具有高度盖然性,符合经验法则,还体现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的公共政策,符合推定规则的逻辑推理结构.涉嫌侵权人拥有对"初步证据"和"秘密性"反驳的权利,确保推定结论的可靠性.     

“疑罪从无”中的“疑罪”之把握

疑罪从无是刑事诉讼法的一项重要原则。疑罪可以表现为以下几种情况,案件要证事实缺乏相应证据证实,在涉及罪与非罪的问题上存疑,不能合理排除;案件要证事实虽有证据证实,但证据对要证事实的证明没有价值,或证据间存在矛盾,致使案件在罪与非罪问题上存在疑问,不能合理排除;案件要证事实虽有证据证实,但主要证据均为间接证据,且间接证据之间未能形成闭合的证据锁链,致使案件在罪与非罪问题上存在疑问,不能合理排除。     

论刑事推定的逻辑与司法理性

推定是在部分案件事实不能证明的情况下，依据逻辑关系或者司法理性，确定案件待证事实为真的过程。推定不是证明，但是，它是以控方的证明和嫌疑人的抗辩为基础的。从本质上看，推定不仅仅是一种逻辑思维过程，还是逻辑思维与司法理性相融合的过程。     

论我国环境侵权责任中的因果关系

环境侵权是一种特殊的侵权行为,其构成要件中因果关系的认定十分困难。文章结合我国因果关系理论研究的现状,提出了一种全新的盖然性学说,即从盖然性的大体框架出发选用疫学因果说、间接反证说、优势证据说、事实推定说的证明方法来解决环境侵权因果关系认定问题。在具体环境侵权案件中,法官应根据不同案情选择适用不同的因果关系认定标准和方法。     

民事审判中适用推定的救济——从另一方当事人的角度分析

在民事司法审判过程中,当案件事实不明时,如果法官进行推定,总会存在推定事实对一方当事人不利的情况。由于案件事实是被推定而非以证据直接证明,所以不排除与客观真实不符的可能性。对于不利益一方当事人,应当在实体上和程序上保障他的合法权益,确保法官正确地适用推定制度,并给予当事人相应的救济,从而做出正确的判决。     

论刑事诉讼中的推定

推定是诉讼中一种特殊的证明方法,基础事实与推定事实之间的常态联系是其逻辑基础,通过推定的适用降低诉讼中社会总成本的支出从而增加社会整体福利则是从经济理性的角度赋予其正当性。但推定在刑诉中的适用要遵从无罪推定原则、社会公认的价值观,同时由于推定的或然性,在刑事诉讼中必须和其他刑事证据结合使用。     

论刑事诉讼中的推定

推定是诉讼中一种特殊的证明方法,基础事实与推定事实之间的常态联系是其逻辑基础,通过推定的适用,降低诉讼中社会总成本的支出,增加社会整体福利,从经济理性的角度赋予其正当性.但推定在刑诉中的适用要遵从无罪推定原则、社会公认的价值观,同时由于推定的或然性,在刑事诉讼中必须和其他刑事证据结合使用.     

证据中的事实信息

证据不是（案件）事实，但证据与事实存在内在联系，即证据是证明案件事实的“根据”。但是，证据本身并不就是事实根据，“根据”也并不等于事实。证据之所以能够成为证明案件事实的根据，是基于证据蕴涵着事实信息，通过事实信息能够揭示证据事实，查明案件事实。事实信息就是存在于证据中的那些能够据以做出事实判断的信息。事实信息具有自然属性和法律属性。事实信息既是证据存在的前提，又是证据事实得以发现的根据。控辩双方收集证据并从中识别和收集事实信息的证明活动，法官对于证据和事实信息的认定和运用，是整个刑事诉讼证明活动的主要内容。     

论推定及其在法律实践中的运用

推定是指根据已知的事实,依照法律的规定,对未知的事实所进行的推理和确定。推定可分为刑事推定和民事推定、实体推定和程序推定、绝对推定和相对推定、事实上的推定和责任上的推定。刑事推定有利于人权保障,当慎之又慎,民事经济案件的审理中推定同样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法律实践中重视对法律推定的研究,对实现依法治国的宏伟蓝图有着深远意义。     

演绎法在国际政治研究中的应用

演绎是用一般原理证明个别性论断的一种方法 ,演绎主义科学哲学认为 ,演绎逻辑是获得科学理论的根据。因此 ,同其它学科一样 ,演绎法在国际政治研究中也得以广泛应用。然而 ,要保证演绎推理的正确 ,必须具备两个条件 ,一是前提真实 ,二是论证正当。正确使用演绎推理对国际政治研究是大有裨益的。     

甘岑后继式演算系统与其自然演绎系统的比较

《逻辑演绎研究》(“Untersuchungen über das Logische Schliessen”)是甘岑提交哥廷根大学的就职论文,文中甘岑提出了两种逻辑演算系统,即“自然演绎”和“后继式演算”系统。从自然演绎开始甘岑尝试构造一个接近数学实际推理的逻辑演算,而后针对自然演绎系统的不足进行了转化和改进,构造了后继式演算系统,并证明了该逻辑演算系统的合理性。甘岑的逻辑演绎思想在逻辑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对现代逻辑和证明论的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     

困境与突破:商事审判中司法鉴定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商事审判中,以鉴定结论为代表的"科学证据"在诉讼中的地位日渐突出,许多类型案件的解决需要通过鉴定来认定事实,鉴定对法官证据采信和事实认定的影响也日益明显。熟知法律的法官却未必精通其他领域的专业性知识,司法鉴定工作一方面日益成为人民法院审判工作不可缺少的辅助手段,为法官认定事实、裁决纠纷提供了有效的协助;另一方面由于我国有关司法鉴定的立法相对滞后、对鉴定机构的监管缺失、鉴定机构良莠不齐等方面因素的影响,使得法院对外委托司法鉴定工作开展不尽如人意,司法鉴定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也暴露得越来越明显,本文将以笔者所在的法院在商事审判中司法鉴定工作所遇到的问题进行分析和解构,以期为缩短审理期限,提高鉴定效率助力。     

民事抗诉案件中检察机关调查取证权的完善

在民事诉讼检察监督的实务中,检察机关常常对案件事实进行调查,并依据调查过程收集到的能够证明法院对案件事实做出错误认定的证据提出抗诉。然而,检察机关依据其调查的新证据提出抗诉是否会使双方当事人在诉讼中处于失衡的地位,使申请抗诉的一方借助检察机关的公权力来收集对自己有利的证据,这是颇具争议的问题。那么,检察机关在抗诉监督的过程中能否对已被法院认定的案件事实重新调查取证？能否依据调取的新证据提出抗诉？本文将针对以上问题进行分析论证。     

论我国继承法采纳归扣制度的必要性

归扣制度源于罗马法,并在主要大陆法系国家的民法典中得了到普遍的继承和发展,发挥着维护共同继承人间公平的作用,是现代继承法所不可或缺的制度。归扣制度的引入是完善我国继承法的一个重要方面,在我国继承法立法中采纳归扣制度具有必要性和现实性。     

软件作品的著作权司法鉴定——以 公安基层管理系统!著作权纠纷案为例

通过对一起经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庭指令再审的软件侵权纠纷案进行述评,认为软件相似性鉴定应根据实际情况,采用最有效的鉴定方法,而不应只限于在编码层进行鉴定。如果软件人机界面是借用他人的作品的话,至少在支持界面的程序应享有版权,才有可能避免侵权指控。     

电子证据司法鉴定刍议

电子证据具有载体特殊、不能直接感知的特点，为了解决数据分析、密码破解等专门性问题，侦查人员需要将扣押或调取的电子证据提交有权鉴定部门进行鉴定。鉴定机构、鉴定人员均应具有相应资质。在鉴定阶段应当遵循检验和保管的基本要求。     

An analysis of diverging approaches to simple arithmetic: Preference and its consequences

Earlier research by the author indicated that many below average attainers do not remember number facts and use alternative strategies to obtain solutions to basic arithmetical problems. These alternatives were frequently seen as the best way of finding a solution.This paper consider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various strategies used by mixed ability children aged 7 to 12. An analysis of alternatives suggests that the selection is not underpinned by regression through the learning sequence, but by regression dominated by the child's preference for certain strategies over others. Through the evaluation of a hierarchy of preferences, divergence between the strategies available to the less able and the more able child is revealed. The alternative strategies used are based either on counting — procedural strategies, or on the use of selected known knowledge — deductive strategies. Above average children have both available as alternatives; evidence of deduction is rare amongst below average children. The more able child appears to build up a growing body of known facts from which new known facts are deduced. Less able children — relying mainly on procedural strategies — do not appear to have this feedback loop available to them.The paper contends that, for some children, procedural methods do not encourage the need to remember; the procedure provides security. On the other hand, deductive methods initially enhance the ability to remember other basic facts and eventually help children make extensive use of facts that are known to remove the need to remember new ones. More able children appear to be doing a qualitatively different sort of mathematics than the less ab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