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私悖论及其认知决策：基于隐私计算和理性宿命论的经验分析

本研究以隐私计算模型和理性宿命论为框架,通过对中部六省社交网络用户的横截面调查,探索规范视角和行为视角如何分别/共同预测信息表露决定。研究发现：仅以规范视角下的“收益—损失”权衡预测信息表露易出现因遗漏变量偏误导致的隐私悖论;加入行为视角下的宿命感后,损失评估重新建立,隐私悖论消失;进一步考虑二者交互的情形,即假定决策过程存在相互影响,则隐私悖论再次出现,隐私关注代表的损失评估随宿命感的增强逐步瓦解。研究结论扩充了学界对隐私悖论现象和信息表露决策过程的理解,反思了数据市场中“知情—同意”模式的低效问题,建议未来研究加强对第三方隐私技术工具的重视。     

网络传播网络隐私传播的“长尾效应”

隐私观——从模糊日趋清晰 2008年5月,网上关于“校内网被日本人收购”的传言沸沸扬扬。传言说,“中国数千万精英的真实信息可被敌人掌握”,并号召大家退出校内网。消息迅速在QQ、百度、新浪等论坛和网站,甚至校内网自己的论坛上传播。     

从“虚拟在场”到“深度伪造”——AI绘图技术在新闻业中的机遇、风险与应对策略

【目的】AI技术的高速发展正带给新媒体时代的新闻业巨大影响,自2022年年底以来,AIGC（人工智能生成内容）高效强大的模仿创作能力刷新了人们对人工智能应用领域和参与深度的认识。文章旨在分析AI绘图技术为新闻业带来的机遇、风险与应对策略。【方法】通过梳理AI绘图技术的运行原理和特征,从“虚拟在场”和“深度伪造”两个不同视角考察AI绘图技术对新闻业的影响,并从技术革命、媒介伦理、传媒政治经济学等理论角度分析其中的风险和问题。【结果】根据AI绘图技术的逻辑特点,提出AI绘图技术在新闻业中的应用前景和发展方向,并对其中的风险问题提出相应解决方案。【结论】应当加强政策引导推动AIGC技术的生产力转化,同时通过完善法律制度和治理手段规范AIGC技术的开发使用行为,从而规避和解决其可能引发的风险问题。     

社交媒体信任对隐私风险感知和自我表露的影响:网络人际信任的中介效应北大核心CSSCI

社交媒体信任是影响用户隐私风险感知和自我表露的重要因素之一,本文通过网络人际信任,构建了社交媒体信任影响用户在社交媒体上的隐私风险感知与自我表露的中介效应模型。本文运用问卷调查法,使用结构方程模型对501位社交媒体用户的媒体使用数据进行了分析。实证结果显示:1.隐私风险感知与自我表露并无显著相关性;2.社交媒体信任负向影响用户的隐私风险感知,网络人际信任在其中发挥中介作用;3.社交媒体信任正向影响用户的自我表露,网络人际信任在其中发挥中介作用。因此,对于理解社交媒体信任影响隐私风险感知和自我表露的解释机制,本研究具有一定的理论贡献。     

“网购盛宴”下B2C电商财务风险的探讨

随着互联网的普及,电子商务行业逐渐发展壮大成为当今主要的信息技术产业。但在其发展壮大的背后,也面临着诸多财务风险。通过对我国网络零售市场的发展近况的分析,结合天猫"双十一购物狂欢节"、联想平板电脑价格乌龙、央视曝当当网售卖假货等事例,阐述B2C电商在网络购物市场快速发展的情况下存在的财务风险,从而为B2C电商提出防范措施和规避风险。     

从网络传播时代的媒介逼视看媒介伦理的建构——以“丁锦昊到此一游”事件为例

在网络传播时代,多元化的传播者代替了传统媒体中专业化的传播者,对于一些社会敏感议题的以“人肉搜索”为主要方式的逼视给报道对象甚至传媒业本身带来一系列负面影响,如何在网络传播时代规避媒介逼视,建构媒介伦理,是本文主要探讨的问题。     

公共效用与权利作用构造:从“作品”到“著作权”的功能性分析

作品的非物质性、非稀缺性与非竞争性、有益外部性与互文性表明,著作权对象具有公共效用属性,具有一定财产内在结构缺陷,难以确立并保持稳定的财产权界限。著作权在给权利人激励与必要回报的基础上,最终以实现作品社会价值最大化的公共福利为根本目的,主要体现在文化参与功能和民主政治功能两个层面。在确立著作权的边界时,应从著作权人的单一主体模式转变为著作权人、传播者、使用者的多元主体模式,进而实现著作权作为财产利益的"分配伦理"。仅从作品出发,期望能人为设立"独创性""思想/表达二分法"的著作权对象保护标准的想法,并不能一劳永逸地解决著作权的权利作用"焦点"困境。为了确立著作权的边界,在权利作用构造上既要考虑作为对象的作品范围问题,更应侧重于以"使用行为"作为权利作用"焦点"的切入点和核心依据。"传播"是著作权人实现作品利益的主要利用方式,即传播权是著作权体系的基础性权利。     

数字时代的记忆：从“档案空间”到“档案时间”

“档案”一词已成为所有可想象的存储和记忆形式的普遍隐喻。然而,从媒介考古学的视角出发,德国学者沃尔夫冈·恩斯特认为,档案并非专门用于记忆,而是用于数据存储的纯技术实践：我们添加到档案中的任何故事都来自外部。档案没有叙事性的记忆,只有计数形式的记忆。恩斯特认为,在数字文化中,档案实现由档案空间到档案时间的演化,关键在于数据持续传输过程中的动态性。由此,档案成为真正意义上的“隐喻”,蕴含无限的可能。     

突发事件风险媒介化：“信息疫情”的本质、演化与治理

“信息疫情”往往是突发事件次生的“第二战场”,也是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关键议题,其本质是突发事件生发演化与情境结构变异所形成的风险媒介化景观。在共时性维度上,突发事件的符号化、信息扩散的病毒化和公众情绪的势能化交融互动,共同建构了漂移、异轨和构境的景观整体;在历时性维度上,媒介化作为一种结构性和功能性力量,以风险的时空折叠、智能复制与数字计算,嵌入甚至主导着信息疫情风险景观的生发演化动态过程。信息疫情治理的关键在于把握突发事件风险的媒介化特征,在理解媒介化贯通“事件-信息-情绪”风险景观的基础上,遵循以人为本的自反性原则,从而在更广泛的意义上探索风险规避、防范与调节的应对机制。     

从“上手”到“在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媒介化生存与反思

在平台媒介快速崛起的当下,互联网的基础设施特征得到充分彰显,媒介对社会各场域形成他律作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存在方式也不可避免地再度媒介化。本文以刘三姐山歌的平台生产与传播为个案,对“非遗”的媒介化问题进行了专门研究。研究发现,“非遗”在平台媒介中被更频繁地表征,并吸引了大量普通用户的参与。然而,在流量逻辑的支配影响下,“非遗”失去了文化繁殖力,原本意蕴丰富的内涵和文化独特性也被消解,并进一步沦为被观看的大众文化消费品。     

风险社会“有组织的不负责任”困境形成的原因—从专家体制和大众媒介两个角度

决策风险是当代风险社会的主要风险之一,专家体制是政府和其他社会组织决策制定的重要机制之一。风险发生后,不可避免地会出现"有组织的不负责任"的困境。本文将专家体制作为导致这一困境出现的重要因素之一进行分析,并讨论了大众媒介在这一过程中所起到的推波助澜的作用。并试图提出一个政府以及其他社会组织、专家体制和大众媒介这三者,在造成"有组织的不负责任"困境中的作用模式。     

从“环境”到“波粒二象性”：关于“媒介即环境”的再思考——媒介环境学经典理论重访之四

本文从“媒介即环境”的隐喻出发,分析了媒介环境学和媒介生态学在媒介本体论上的差异。在分析媒介生态学作为一种生成性媒介论的洞见与局限的基础上,本文指出在波粒二象性的新实体观的指引下,应当打破传播动力学和静力学的边界,从而推进传播学科认识论的发展。在无序运动和“不可见”的媒介生态中,只有更努力捕捉作为媒介的元素、集合和模式,我们才能在不可知的逻辑中获得更多关于媒介和传播的知识。     

从“内容为王”到“渠道为王”——新媒介生态下的印刷媒介形态转型

以报纸为代表的传统印刷媒介的生存遇到了巨大的压力,新媒介生态下受众与广告商媒介接触偏好的变化,意味着大众传媒被迫进入了与网络人际传播、群体传播和组织传播相互竞争的环境。谁能够理解、跟踪和满足作为消费者的受众,谁将从传播权     

从“信息把关人”到“信息引导人”——媒介融合时代传统媒体新闻传播角色的转换

在我国,媒介融合正在从理论走向实践,越来越多的传统媒体开始与新媒体进行多方面的融合,以探求新的发展道路。本文在选取近年来国内外媒介融合一些典型案例的基础上,重点分析传统媒体在媒介融合背景下如何实现"把关人"角色的转换问题。随着新媒体影响力的逐渐增强,更多的"受众制造"的信息进入大众传媒领域,传统媒体已难以胜任"把关"重任,如何实现传播角色的转换成为媒介融合进程中传统媒体必须思考的问题。     

“看得到开始，猜不到结束”：风险社会中的政府传播

网络流行语“躲猫猫”来自于云南省晋宁县警方一次不成功的危机公关。如果换作10年前,官方拥有最终解释权、调查权和处理权,“躲猫猫”致人死亡的解释说不定就过关了。但是,在目前的舆论环境中,“躲猫猫”实在不是一个好的解释,网民认为是一个“荒谬”的理由。果然,“躲猫猫”根本不是事件的终点,而是重新调查的起点。2月27日,云南省检察机关、公安机关联合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了检察机关的调查结论：晋宁县看守所在押人员李荞明系因同监室在押人员殴打、拳击头部后撞击墙面,导致受伤死亡。     

从“说书”到“推送”：传播中“倾向”与“真实”的伦理探讨

信息传播在其言说的过程中作为一种实践的行动和联系,帮助人们交流关于现实的观念,也推动着社会交往活动的发展。因此信息传播的伦理问题从不只是一个专业领域内的命题,人们所追求的"真实"也绝不仅仅是依靠技术的发展便能够得到的。将关于它的探讨与时间和空间串联起来,将有助于人们跨出认识的"模具",合理地判断此类问题。     

校园凶杀案媒体报道中“示范—模仿”效应背后的伦理考察

在校园凶杀案的新闻报道中,媒体重点在凶案过程、凶手情况和社会效果三方面进行了新闻呈现,其形成的＂示范—模仿＂效应不可忽视,笔者试图通过分析得出：＂示范—模仿＂效应在新闻伦理方面不能够成为媒体对于校园凶杀案这一类恶性案件＂有闻不报＂或＂有闻少报＂的依据,并对媒体在报道该类事件时应该采取何种报道方式和价值导向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从“消极沉默”到“积极互动”:新媒介环境下“沉默的双螺旋”效应

本文基于新媒介环境的变化,分析了Elisabeth Noelle-Neumann的沉默的螺旋理论的理论假设及研究困境,提出沉默的双螺旋互动效应作为新的研究途径,提出新的理论假设,形成沉默的双螺旋互动效应图示,认为在互联网、手机等构建起新媒介环境中,特定事件的舆论构造中大众媒体和特定个体社群作用发生变化,触发"沉默的双螺旋效应",由至上而下进行信息传播的大众媒体和自下而上进行信息扩散的特定个体社群各自形成一支意见螺旋,彼此互动,对社会舆论和个体观点及行为产生决定性影响;并进一步分析了促发的三个显要条件和五种主要的表现形式及产生的影响。     

从“关注底层”到“致敬底层”——《安徽日报》新闻图片中“底层”媒介形象的嬗变

本文通过对近期《安徽日报》新闻图片中"底层影像"的梳理,指出该报对底层人物媒介形象的建构已经从"关注底层"转向"致敬底层"。通过对近期底层人物作为"主角"的影像故事的分析,指出这一叙事方法的转向对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重要推动作用。同时,本文认为在媒体融合背景下,"底层影像"可以更有效的"突围"。     

从“家本位”到“共同体”：电视剧《人世间》的伦理叙事研究

电视剧《人世间》通过线性结构叙事和历史场景还原,刻画了周家三代人悲欢离合、跌宕起伏的人生故事,绘就了一幅中国伦理风貌图。在伦理叙事立场之下,该剧展现了亲缘、婚恋以及善恶三种极易引起观众共鸣的伦理关系,让“家本位”的故事内化为“共同体”的情感。《人世间》因其拥有的集体记忆、精神共振和家国情怀,不仅为我国年代剧、家庭剧的发展提供了经验与启发,更为中国故事的国际传播展现出了更多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