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赋体文学咏物之"法"——从祝尧赋论谈起

祝尧所论赋体文学咏物之“法”不仅仅是比兴,更确切地说专指自喻——被祝尧奉为咏物赋之典范的作品皆为自喻赋,祝尧在张华《鹪鹩赋》题解中亦明确地指出所咏之物与“我”的比喻关系。祝尧推举自喻赋有三方面原因：比喻赋“以情为本”而较一般咏物赋更富情韵,取喻“切至”,“体物”多有“不粘不脱”之妙。     

再论晋宋山水诗的形成——以汉魏山水赋为背景

在六朝文学研究中,主流文体由赋向诗的转变问题历来受到关注。本文以“山水”题材为切入点,通过对题材与体裁、时代文风变易之关系的辨析,论述了山水题材在六朝时期由赋入诗的基本过程,并分析了赋体对于早期山水诗在结构、用字等方面的影响。在此基础上,对谢灵运山水诗创作中辞藻繁缛、结构程式化等现象的成因也有所探讨。     

学问途上的“会通”者——许结教授的学思历程

许结教授以桐城派义理、考据、辞章之学为家学渊源,注重桐城经学、桐城文献和桐城古文研究。他传承“诗教”流芳,致力中国文学思想史之建构,尤于汉代文学思想史研究嘉惠学林。他孜孜于赋体文学研究,展开赋史、赋论到赋学的全方位深入探讨,又结合多年来对中国文化史的潜心躬研,开拓出文学文本尤其是赋学文本与文化史互动研究的宏大领域。许结教授学有横通,“理到而辞达”,思有纵通,“博识而通贯”,其学思历程蕴涵“会通”之道。     

说“赋”

在中国文学史上，“赋”既是诗的“六义”之一，又是一种特殊的文体，故特受学人重视。班团说：“赋者，古诗之流也”（《两都赋序》），又说：“不歌而诵谓之赋”（《汉书·艺文志》）；郑玄说：“赋之言铺，直铺陈今之政教善恶”（《毛诗笺》）；刘勰则说：“赋者，铺也．铺采离文，体物写志也”（《文心雕龙·诠赋》）；而朱熹又说：“赋者，敷陈其事而直言之也”（《诗集传》）凡此种种，释义不一。然则“赋”字本义如何？它与诗之“六义”和文体之“赋”有何关系？看来仍是一个需要认真研究的问题，下面让我们从“赋”字本义谈起．一、…     

擦亮让学生学“问”、会“问”这把取胜之钥匙

就“求学”．诺贝尔奖得主、世界著名物理学家李政道博士有一精辟论断：“求学问,需学问,只学答,非学问。”这短短12字,读来,朴实无华;品之,意味深长。尤其是对为学生打基础的小学教学各核心学科的教师而言．读来．品之,当可受到应有的震撼和启迪：求学问,为什么需学“问”？自己平时的教学是否注重让学生学“问”、会“问”：只学“答”,为什么非学问？自己平时的教学能否致力于让学生求到真学问？     

柳永“屯田家法”探论

“屯田家法”是柳永慢词的基本创作路径。柳永以词为本位，吸纳并整合赋体文学的异质艺术因子。他以赋笔入词，词中多用铺叙、对句和领字，确立了慢词的新体式，开创了宋词发展的新纪元。     

《文选》“设论”类的赋体特征

《文选》“设论”类共选录了三篇作品,从文体归属来看,应当归属于赋体文学.具体而言,“设论”类形式上的“设问而答”、题材上的“士不遇”、体物“铺采摘文”和写志“识时知命”均为赋体文学特征,故《文选》“设论”类可视为赋的再分文体.     

关于汉赋的“丽以淫”与“丽以则”

以丽为美是汉大赋最鲜明突出的文体风格 ,从侈靡的“丽以淫”到平实的“丽以则”,反映了汉赋由“辞人之赋”到“诗人之赋”的流别演变。这种一代文体和文风的变化 ,受当时儒家经学教化讽喻思想和尚智求实精神的影响甚大 ,是一个用功利态度和实践理性消解汉赋铺排夸饰的“侈丽”之美的过程 ,也是导致赋体文学衰落的一个思想文化因素。     

“钜”、“巨”小议

近读郭锡良先生等编著的《古代汉语》,其中文选部分选有徐宏祖的《游天都》一文。文中有“山高风钜,雾气去来无定”之句。句中“风钜”之“钼”,该书注释为:“钜:同‘巨’”。我以为这可能是一处笔误,此字注“同巨”,不尽妥当,应注为“通巨”,才较确切。因为,“巨”与“钜”在此属同音假借关系,或者称为通假字、通借字。 一般讲来,古汉语中同音假借字,通常用“某字通某字”来表达;古今字或同义后起字,通常用“某字同某字”表示;而异体字、繁简字则多用“某字之异体”、“某字之繁体”等形式表示。繁简字的意义、读音完全相同,只是在字形笔划上有繁简之别。“钜”、“巨”两字的本义不同,因此它们不属繁简字关系。     

论“七”赋“九”骚

选取“七”体之赋和“九”体之骚进行对比辨析并论其成“体”之原由，指出七体以讽谏为主旨注重体物的描写，九骚既替屈原代言同时也抒发个人情志的不同趋向；尤其突出其体制上九骚可歌的音乐性特征和七体不歌而颂的散化性质，以期加深人们对这两种赋体的了解。     

从连续体关系视角论“文心”与“立文之道”

从连续体关系角度研究《文心雕龙》术语,首先认为整个理论体系可以分解为一系列核心术语,其次强调术语释义要始终联系全书宗旨和周边术语。本文由关乎写作宗旨的“文心”“圣谟”“文德”,到关乎写作总则的“立文之道”“情文”“声文”“形文”“文采”等,展开系列考察,以说明《文心雕龙》内在的连续体关系,并在此视角上对这些术语作出具有一定新意的解释：“文心”是明道设教的“圣谟”及后世作者对圣人用心的传承;“道”特指圣人作为天地之心所悟之道,“文”特指具有明道设教功能的圣贤书辞;“立文之道,其理有三”意思是,立言的根本尺度和旨归是明道,需要同时考虑形文、声文、情文要素,形、声成采,情采兼备方可谓“立”;“立文之道,惟字与义”指传承明道设教之用心须着落于准确用字和整体立意。     

《文选》“情”类赋探微

萧统在《文选》赋类中首次设“情”目,填补了在赋作分类中无“情”类的空白,在文学史上具有重要的开创意义。入选的赋作代表了萧统心目中“情”类赋的理想面貌,萧统认可的“情”是“止乎礼义”的、为传统儒家思想所浸染的“情”。对赋中女子“中和之美”和赋中故事“以悲为美”的认同和赞赏则体现出了萧统对传统美学观念的继承和发扬。     

论《马王堆汉墓帛书》(肆)的声符替代现象及其与“古今字”的关系‘

本文讨论的“声符替代”,指文献用字中不用为该词所造本字(包括后起本宇)或为人们认可的正字,而是使用本字或正字的声符来记录该词的现象。对这类用字现象,以往因为材料所限而笼统称之为“古今字”。本文通过对马王堆汉墓帛书(肆)139组声符替代字的具体考察分析,指出应当区分声符替代现象所包含的两种用字类型——古今字和通假字,提出了进行上述区分的依据,并在统计调查基础上,对帛书(肆)所反映的秦末汉初文献用字实貌及古今宇的交替状况有所揭示。     

游戏体的另类书写：论李清照《打马赋》辨体、尊体意识

李清照《打马赋》一文的书写方式是对赋体文学“辨”“尊”传统的继承，代表着作家对赋体雅俗标准与正统思想的重申。从文体内部规范与审美特质的角度看，该赋在艺术上沿袭前代赋体铺采摛文、骈四俪六、结构精巧、限韵等特征，表现出明显的辨体思维；从赋体文学价值谱系的角度看，该赋在正文、“辞曰”部分明道言志的思想主旨符合古人“赋乃诗骚之源”的文体观念，是靠拢赋之正体而为的尊体结果。     

再论苏轼赋体散文

中国赋体散文发展到宋代,出现了从内容到表现形式的显著变化,世以“文赋”名之。苏轼是宋代赋体散文创作的代表作家,体现了文赋的最高水平。苏轼赋体文学的改革创新在于：其游戏为文与文体解放之间的关系,议论为赋及融合景、事、情、理达到崭新艺术境界的特征与成就,为赋体散文写作拓展了新的艺术空间。     

关于赋体文学起源问题的思考

“赋”字源于社会劳动生活的实际需要,赋体亦是为了满足“赋政”这种社会政治生活需要而产生的一种形式。赋政促使了赋体的萌芽、形成与繁兴。赋字、赋政、赋体所具有的朝政实用性、铺陈体物性、宏观包容性则为后世文人从其身上发展和衍生出各种赋的类型提供了可能。     

《赋篇》篇名非荀况自题考

把传世本《孙子》与银雀山汉墓竹简本《孙子》篇名相校,发现传世本《孙子》篇名多加一个"篇"字,绾合出土秦汉简帛篇名、标题的形式,则先秦书籍体例不以"篇"字名篇。因此,《赋篇》篇名之"篇"字不可能是荀况亲题。根据《荀子》一书编撰体例,结合赋体文学形成史,《赋篇》篇名当为刘向写定《荀卿新书》时所代题。     

对转注、假借的再认识

“六书”是作为六种造字法被总结出来的,秦汉至唐都无甚异议。《汉书·艺文志》说:“象形、象事、象意、象声、转注、假借,造字之本也。”颜师古注:“文字之义,总归六书,故曰立字之本也。”可是到了南唐,徐锴就隐约地提出假借是用字之法。他在《说文系传》中说:“假借则一字数用,转注则一义数文。”清代学者戴震除了肯定假借是用字之法外,还提出转注也是用字之法。他的《答江慎修先生论小学书》说:“四者(指事、象形、谐声、会意),书之体,止此矣。由是之于用数字共一用者,如初、哉、首、基之皆为始,卬、吾、台、予之皆为我,其义转相为注,曰转注;一字具数用者,依于义以引伸,依于声而旁寄,假此以施于彼,曰假借。所以用文字者,斯其两大     

同为“秋声”赋，寄托大不同——两篇《秋声赋》比较谈

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咏秋之作遍及各代,不计其数。其中虽然诗歌、散文数量众多,异彩纷呈,而赋体作品亦为数不少,且多为佳作。在这些咏秋佳赋中,有两篇名家同题之作格外引人注目,它们在文学的星空中交相辉映,光彩夺目,为绚丽多姿的文学园地增添了色     

赋体四论(1)——赋是“古诗之流”辨

冯俊杰同志的《赋体起源论》包括《赋是“古诗之流”辨》、《赋体的生命要素》、《铺陈的发生发展》和《赋体的正式形成》四篇文章。文章力图不为各种成说所囿,摆脱传统的封闭式理解和线性因果分析,从文学发展的自身规律重新追溯赋体的起源。并以文体形式构造存在着内外层次的理论,具体分析赋体的各种构造因素及功能,进而揭示赋体的结构、要素和层次。指出“铺陈”的发生发展是人类语言表达的一种共同现象,但它集成某些外层形式形成赋体却是汉民族文学特殊规律的表现。因此结论说,赋体是文学发展一般规律和汉文学特殊规律的反映的产物。本刊拟分四期连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