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言路建设的观念选择与制度安排

在中国传统政治观念中，言路关乎政纲国本与兴亡治乱。宋代承继先秦以降“王道-仁政-民本-言路”一体同构的思想与制度遗产，创生了以“不杀言事者”为伦理底线，以“共定国是”为建制目标，以“异论相搅”为协商手段，以“道理最大”为规范基准的言路观念。在此观念导引下，两宋全面铺展谏院独设、台谏合一、风闻言事、给舍封驳、百官轮对、登闻鼓制等言制建设，形塑了贯通决策与权力运施全过程的协商性政治安排。宋代言制成就光耀古今，但也遭遇了至今仍然待解的历史难题。     

媒介化协商共治：一种成长中的全过程人民民主实践路径

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中国式民主的最新探索成果。论文从基层协商民主视角研究了数字媒介如何促进全过程人民民主。研究发现,数字媒介赋权公众,促使公众以媒介协商方式参与社区公共事务,具有弥补基层治理主体“协商不对等”的潜力,从而形成一种新的合作治理格局,即“媒介化协商共治”。这种民主实践中,数字媒介建构了社区公共领域,整合多元主体,强化公共交流,建构社区共识,推动集体行动,从而有利于实现基层“善治”。这种治理模式中“媒介逻辑”介入“政治逻辑”,创造了一种“全时段”、“全链条”、“全方位”、“全覆盖”的参与途径,数字媒介以其“可供性”和“可见性”逻辑促进了主体扩大化、参与直接性、过程透明化、民主真实性。因此,媒介化协商共治是一种典型的全过程人民民主形式,对于增加社会主义民主稳定性具有重要意义。     

论图书馆的"制度安排"

图书馆制度是国家及政府为了保障公民的知识权利而选择的一种制度安排。对“制度意识”的许多问题,图书馆学界已基本达成共识。在“制度意识”之后,图书馆更需要的是“制度安排”。我国图书馆的“制度安排”的缺陷在于不够完整、不够合理、缺乏预见性、有失偏颇。在研究和建设“制度安排”方面,要作通盘考虑;要进行制度创新;要整合出一整套合理而有效的图书馆制度。     

“污染”的发明：中国环境治理话语生成的观念史考察

环境议题正在重新建构现代社会的价值观念和认同体系,基于环境保护话语的可持续发展、生态文明建设居于中国国家治理话语体系的核心位置。本研究从环境议题的源头即“环境污染”概念出发,通过观念史的研究路径对“环境保护-社会发展”这一逻辑进行梳理,运用历史语境的文本分析法,发现环境“污染”的“出场”实际伴随着中国社会观念的全面现代化转向,围绕“污染”是技术“废弃物”还是社会结构“缺陷”的争议宣认,运用科学知识和社会情感两种话语资源,生成了连接政治话语、科学话语、文化话语、伦理话语等丰富意涵的话语网络。这一基于中国本土实践的“观念-社会秩序”话语运行机制,发明了政府主导、社会多元主体协同行动的国家现代化制度理性。     

新闻真实观的历史流变、数字面向及其研究进路

作为元概念的“新闻真实”既是新闻学的核心议题,也是构筑起新闻学知识体系的根基。作为观念集合的“新闻真实观”则指向如何看待和评价新闻真实,在新闻实践中发挥着重要的指导作用“。新闻真实观”是具体新闻真实观念及其衍生阐释语簇在历史流变中凝练而成的观念体系,中西方新闻业的实践史为考察“新闻真实观”提供了经验坐标。在数字新闻生态系统中“,新闻真实观”从本质主义中解放出来,转变为面向数字技术、专业实践以及协商共识的动态性、操作性观念系统。元概念与元问题是学科知识体系的构成基石,“新闻真实观”的数字实践及其研究为我们构建中国新闻学自主知识体系提供了可能的维度,亦有助于延展和丰益新闻学作为社会科学的人文价值效用。     

新闻观教育要澄清五种认识

一是澄清“喉舌论”已经过时的错误观点，正确认识党的新闻工作的性质与功能，牢固树立新闻事业是党、政府和人民的耳目喉舌的观念，激发政治责任感，提高政治鉴别力和政治敏锐性。二是澄清“人民性高于党性”的错误观念，牢固树立社会主义新闻工作的党性原则，增强新闻工作的原则性。三是要澄清“新闻商品化”的错误认识，牢固树立邓小平同志关于“精神产品不能商品化”的观念，使新闻工作更好地为社会主义服务。四是要澄清对西方“新闻自由”存在的糊涂思想，认清资产阶级新闻自由的虚伪性，树立新闻自由与社会责任相统一的观念，自觉遵守…     

论作为“软规则”的媒介意识形态及其制度功能

从制度分析的视角看,媒介意识形态是一种对于媒介的认知、理念或信仰,也可视为一种理解媒介的“心智模型”。媒介意识形态通过学习、模仿和传递得来,是媒介制度变迁中的一种“软规则”,规制着媒介形态与制度的演化。近代以来,知识精英与国人的“媒介认知”主要有三个来源：一是来自传统的媒介观念,二是来自西方的媒介观念,三是来自前苏联的媒介观念。三种媒介意识形态都曾影响媒介制度变迁中的行动主体及媒介制度安排。作为媒介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媒介知识的供给在媒介制度变迁中显得异常重要,当媒介知识供给的曲线发生变化,媒介制度安排也随之变化。     

开展村务协商 推进基层善治

构建村民参事议事、建言献策、凝聚共识的制度框架,健全完善村党组织领导、村委会落实、村务监督委员会监督、村务协商委员会协商的"四位一体"基层治理体系。乡村治理是社会治理的基础和关键,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坚持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独特优势,统筹推进政党协商、人大协商、政府协商、政协协商、人民团体协商、基层协商以及社会组织协商,构建程序合理、环节完整的协商民主体系,丰富有事好商量、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的制度化实践。     

网络传播的道德哲学审思

本文旨在从道德哲学的层面,反思网络传播中的伦理困境及其出路,认为虚拟实在的道德是必然的和必要的,在价值多元、权威弱化的虚拟实在中更应倡导生态伦理世界观,而网络传播的自由与责任、游戏心态与社会公信、技术理性与人文精神的伦理冲突需要借助“原初状态推导法”、“话语共识协商法”或“社会辩证批判法”来协调解决。     

以政治发展观透析“牛钉”报道

“最牛钉子户”事件作为一起万人瞩目的公共事件,搅起一股议论狂潮,并在舆论的高度关注下得到圆满解决。在这次事件中,当地政府保持冷静、客观。坚持依法办事;法院在处理过程中以法律为依据,按法定程序最大限度谋求当事人双方协商解决,将冲突降到最小。从政治的角度来讲,这无疑是一次政治民主的体现,为全国范围内复杂敏感的“拆迁”问题树立了良好解决范例。     

论现代文化市场体系建设中的政府制度创新

当前我国文化市场体系建设的主要制度安排,有市场准入制度、内容审查制度、行政执法制度等.现代文化市场体系建设中,政府制度创新存在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文化市场发育的不完善、文化产业具有的意识形态属性等制约因素,政府制度创新的主要内容,应包括完善文化市场准入制度、改革文化市场监管制度、提供有效的产权制度、构建文化市场信用制度,在政府制度创新方式的选择上应注意两点:“初级行动集团”与“次级行动集团”相配合,强制性制度变迁与诱致性制度变迁并行.     

对话2013年新媒体传播研究北大核心CSSCI

一、“邻避情结”与新媒体政治的幻觉 郭小平：环境保护在当下中国具有较高的政治合法性与民意基础,公民基于“邻避情结”的社会抗争与新媒体驱动下的参与式传播,在表达自我的环境生存权益、监督和参与公共决策的同时,客观上也促进了环境公民社会与环保公共领域的浮现与生成,构成环境“善治”的前提。新媒体为公民记者赋权,促进基于新媒体平台的社会与国家的互动,拓展了民主的政治空间。新媒体构成环境善治的重要社会机制,而环境风险的“善治”强调公共参与、多元协商与理性妥协以及民主过程的开放和有效。     

案例透析:宋代家庭中女性之财产权利

宋代作为一个比较特殊的时代,其经济环境、政治氛围、法律制度和文化观念的独特性,使家庭中女性的财产权利和地位也一反常态,呈现出不同于其他任何一个时代的特点。先通过研究宋代立法规定,结合宋代的典型案例,分析其中的司法逻辑,还原相对真实的历史法律现状,从而厘清宋代女性的家庭财产权利和家庭地位。     

公共协商视角的网络问政规则要素提取及构建

网络问政具备政府组织与公众展开大规模公共协商的潜力,而公共协商的关键是规则体系的构建。为系统构建和阐释适应于网络问政平台的规则体系,基于公共协商视角的研究框架,通过对典型网络问政平台案例资料的文本分析,可以得到网络问政的规则要素,即旨在促进公众参与的制度规则、推动有序互动的组织规则和致力于形成共识的对话规则,这些规则要素贯穿于网络问政的组织、流程和技术等不同维度。由此,需要着眼于公共协商不同环节的功能实现,在协商规则的指引下进行管理机制的系统规划和流程设计,网络问政的持续深入发展和公共协商潜力的发掘才能得以实现。     

通过新闻工具活跃协商对话

赵紫阳同志在党的十三大报告中,把建立社会协商对话制度,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近期目标之一。他明确指出,“必须使社会协商对话形成制度,及时地、畅通地、准确地做到下情上达,上情下达,彼此沟通,互相理解”。我以为:     

对话阵地 理解桥梁——乌鲁木齐晚报“市长与市民”专栏回顾

十三大提出建立社会协商对话制度,这是实现政治民主化的一项重要措施。作为现代化新闻宣传工具的报纸、广播和电视,理应成为社会协商对话的主要阵地。怎样通过新闻工具开展协商对话,《乌鲁木齐晚报》在“市长与市民”专栏里已作了有益的尝试,这个专栏在自治区第三届报纸好新闻评选中获特等奖。现在发表该报副总编陈峰的体会文章,供各新闻单位参考。     

传媒下的社会想象与多元的共同体——泰勒的多元公共领域概念评析

查尔斯·泰勒认为,在传媒影响下形成了一个打破时空限制的公共空间,公众通过社会想象参与对话协商,形成共同意见。而个体差异和群体差异使社会想象和共同体体现多元化特征,从而在现代社会形成了多元公共领域。这个多元公共领域承认政治平等、多元的政治和文化差异,公共意见通过自由对话和公共协商产生,这是实现民主的一种可行而良好的途径。     

关于“以受众为中心”观念的讨论

今年5月,在江苏江阴市召开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新闻事业”研讨会上,上海的泰然认为当前新闻界应进行四个方面的观念更新: 更新封闭型的新闻观念,树立开放型、外向型新闻观念; 更新单一“政治工具论”新闻观念,树立多功能新闻舆论机关新闻观念; 更新主观“灌输式”新闻观念,树立信息服务新闻观念;     

互联网的中国协商民主实践

“两会”是中国特色协商民主的典型代表和充分体现,而互联网则可以成为中国协商民主进一步发展的试验田。“协商（deliberation）”一直被西方视为“民主”的象征,是民主的“途径”和“目标”。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政治学界重新开始关注“协商”与“民主”,尤其是近年来,一部分学者开辟了“协商民主”研究的新思路,引起了我国不少学者的关注。通过新的“协商民主”理论,我国的民主实践与西方有了对话的语境和渠道,这不仅解决了长期以来我国民主与西方对话困难的问题,而且为我国自身的民主发展开辟了新的思路。     

论作为“实践观念”的当代中国新闻观

作为实践观念的新闻观念，是指用来直接指导新闻实践活动，特别是新闻生产传播活动的“新闻”观念。在认定“新闻是对新闻事实的反映和呈现”这一唯物主义新闻观基础上，当代中国新闻实践观念特别强调的是“正面新闻（正面报道、正面宣传）”观念。与此同时，当代中国新闻实践观念始终重视“监督新闻”观念。当代中国新闻实践形成了正面新闻为主与舆论监督相统一的总体新闻实践观念，并构建起了表征这一总体实践观念的新闻概念体系。这样的新闻观念体系，成为构建当代中国新闻学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