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行人之官"看赋之源起暨外交文化内涵

古人以赋乃古诗之流。赋与诗结缘，首在赋诗言志。而赋诗应对为行人之职，亦为外交礼仪形式。由“行人之官”赋诗到汉代斌家骋辞的中介是战国纵横家说辞。汉及其后诸赋家尚辞与礼仪重构，彰显物贡、德化与仪典，均渊源于先秦。     

简论秦汉之际的纵横家

作为知识分子中的一个特殊群体,秦汉之际(公元前209—202年)的纵横家们,犹如一颗颗灿烂明星闪耀在历史大舞台上。在这大战乱、大动荡的历史转折时期,他们凭借卓越见识和非凡辩才,纵横捭阖,游说天下,“一人之辩,重于九鼎之宝;三寸之舌,强于百万之师”[1]。深刻地影响了当时的历史发展进程,可以毫不夸张的说,秦汉之际历史发展轨迹上明显地被打上了纵横家们的印记。所以,本文拟详据史料,对秦汉之际纵横家们试做简单探讨,不当之处,敬析赐正。纵横家最早萌芽于春秋时期。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所言“纵横家者流,盖出于行人之官”是基本可信的…     

先秦文学与汉赋渊源

汉赋作为一种文学样式,不可能源于某家作品（如楚辞或荀赋）,也不是从某一种文体里演变而来,它应是多源且逐渐融汇而成的。从汉赋的创作主体及其社会效用来考察,它起源于春秋“行人之官”赋诗言志、战国纵横家之说辞;从文体本身所蕴涵的内容与表现形式考察,《诗经》及其诗教的美刺原则影响着汉赋的创作情绪;而汉赋的表现形式、艺术风格则大源于《楚辞》及战国诸子文章。     

纵横家道术论

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是一场政治文化认识运动.纵横家作为积极投身社会政治改革与实践的政治家,最大特点就是其外交政治思想.纵横家的外交政治思想产生、发展于一个大一统精神的大文化传统背景和一个同时又相对独立竞存的战国“国际环境”中,其核心路线是“择交安民,进取为人”.纵横家道术具有强烈的“国际竞争”意识,浓厚的功利主义色彩,明显的民本主义倾向,和农商并重的务实作风和做派,对推动中国统一起了巨大的影响和作用.     

纵横家道德论

纵横家首先是社会政治活动家,而非纯粹的道德伦理学家,纵横家是通过亲身的社会实践与生活体验产生和深化对道德的认识的。纵横家是通过“非儒”的形式,提出自己的道德论及道德规范,并以之作为自己社会行为的准则。纵横家道德论把“进取”作为最高的善,具有人生的超越性及实践价值。纵横家的道德论具有人性恶的认识特点及浓厚的功利主义色彩。     

《鬼谷子》与战国纵横家之关系

刘歆撰《七略.诸子略》,一如其父之所谓“九流十家”,称纵横家为“其中可观者”之一。然而,后世学者对此多持异议,或以为“纵横家只有口才而无学术”;或以为《战国策》只是纵横家社会活动或政治活动事迹的记载,它本身不是一家学说。欲使其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思想文化流派,就必须找到指导他们言行的理论纲领。如果我们将《战国纵横家书》的出土和《鬼谷子》书与战国纵横家联系起来,则可以说明纵横家作为“一家之说”的历史地位。     

纵横家对道家之"道"的本体论解释

先秦纵横家通过对道家理论的解释来阐述自己的哲学思想。纵横家首先把道家“道”的概念解释成政治捭阖术，继而将道家的“无为”思想改造成一种为政治阴谋活动开脱的功利主义处世原则。最后，他们与道家一样，最终以浪漫主义文学创作作为自己的历史归宿。     

论战国纵横家产生的历史契机

纵横家活跃于战国中后期,是一个精通外交策略和游说说服术并以外交和游说为职业的特殊社会群体。战国时期列国纷争并立的局面给纵横家提供了活动的舞台;七雄实力的对比和各国为了生存而产生的纵横外交策略,是纵横家产生的现实需要;而文化的突破从内容和制度两方面为新兴士人的产生提供了思想基础,为纵横家的出现提供了人才前提;战国乱世世卿世禄制的废除,正规的人才选拔制度的缺失正是纵横家最终以辩术和智谋脱颖而出的历史契机。     

秦末楚汉之际的文化与观念——两汉思想史的“极早期状态”

先秦思想文化的灿烂代表一种理想与源头,两汉社会政治生活的饱胀代表理想与源头的实际伸展过程,先秦思想文化的灿烂有待于秦汉时期社会政治生活的伸展方才达到圆满。在此中间,秦末楚汉之际的九年实际上可以看作是春秋战国开放环境的短暂再现,它造就了汉初“布衣将相之局”的政治新局面的产生．也造就了秦汉之际人文精神的一次较小规模的勃发。秦末楚汉之际的文化与观念是两汉思想史的一个“极早期状态”,在先秦与两汉之间起着重要的连接作用。     

道家的文化基因——先秦道家与上古的氏族、部落及国家

在《汉书·艺文志》著录的先秦道家二十六家七百三十四篇著作中,可确定属于宋、卫、陈、郑、齐、楚诸国者二十二家七百零一篇,占《汉书·艺文志》著录先秦道家总人数的84%以上、著作总篇数的95%以上。而宋、卫、陈、郑、齐、楚诸国之所以会产生如此众多的先秦道家人物和著作,是因为这些地区的基本民众乃上古颛顼氏之苗裔,在他们的基因中天然地具有某种“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史官”意识。“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亦即“道家者流,盖出于颛顼氏(重、黎)天地之官”。源于颛顼氏的道家思想文化基因在陈、宋、楚三国有较纯正的传承,其故地流行的老庄道家多主“虚静无为”和“以自隐无名为务”;而在卫、郑、齐三国的道家则明显具有东夷文化和西部炎黄文化融合的特征,其道家思想亦在道家之“道”的名义下,寻求与儒、法、刑、名等各种思想的相互调适与融通。     

战国纵横家的治国学说

战国纵横家不仅有“术”,而且有“学”。纵横之学和诸子百家的学说一样,都是以政治为核心的。纵横之学主张用智不用德,用谋不用勇。外交领域是纵横家施展智谋的最好舞台,因此纵横之学主张外交保国。纵横之学产生于商业发达的战国时代,因此染有商贾习气,这也是纵横学说被后世统治者所扬弃的致命因素之一。     

舌上春秋：试论司马迁对纵横家的欣赏与扬弃

先秦秦汉之际,纵横家思想曾经显赫一时。司马迁本着实录精神,在《史记》中记载了他们追名逐利、纵横游说的事迹,毫不掩饰地传达了自己对纵横家们追求人生价值行为的欣赏之情,但站在历史发展的角度,对纵横家制造分裂、不利于大一统的方面也有所扬弃。     

《回归经典——鲁迅与先秦文化的深层关系》出版

该书由闽江学院中文系廖诗忠博士撰写,上海三联书店出版。全书共分六个部分,依次是:鲁迅思想中的“复 古”维面、“新生”祈愿中的文化归源之思——鲁迅与先秦文化、民族原初生命力的再造——鲁迅与先秦神话、民族原 创性观念的价值重估——鲁迅与先秦思想、民族古老“心声”的现代回响——鲁迅与先秦文学、民族“新生”母题的 深层建构——《故事新编》与先秦文化。该书是中国鲁迅学史上首部系统、深入论述鲁迅与先秦文化深层关系的专     

"吴楚文化"举要

吴楚文化,即指从古到今存在于吴、楚交错地段的人类学文化。其中心区域是指鄂东、皖南、赣北等史称“吴头楚尾”之地。就广义的吴楚文化而言亦可指源自先秦、历代不绝而延续至今的故吴楚之地的文化,或日长江中下游文化。该文从历史和地域性的文化视野,梳理、点评吴、楚文化及其后续文化之间因撞击、融合而成的吴中有楚、楚中有吴的吴楚文化之源起、流变,撮举其要,略述吴楚文化的特色及成因,揭示其在中华历史文化中所具有的举足轻重地位。     

善答 善问 善引 善譬——《齐桓晋文之事章》的雄辩艺术

在先秦诸子中,孟子的雄辩是首屈一指的。为了推行其“制民之产”以实行“王道”的政治主张,他不但以“距杨、墨,放淫辞”为己任,而且还同兵家、纵横家、农家辩,同论性的告子辩,同理财的白圭辩,还特别同那些图霸业的君主辩。“予岂好辩哉?予     

士与先秦法律文化

士阶层的产生与兴盛对先秦时期法律文化形成与发展曾产生了重要的作用,并直接影响了先秦以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传延。从法律文化的角度来说,从先秦士阶层的兴起和流变,到先秦社会的整体变迁,每一个阶段都表达出士与先秦法律文化形成和发展的紧密关联。因而,可以认为,先秦法律文化的形成和发展的一个主要力量是士阶层的理论和实践的作用,并且这种作用在秦朝以后继续对中国法律文化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浅论曹丕“文气”说的思想源起

唯物主义哲学关于物质与精神关系的原理，汉儒董仲舒关于自然之天的非神论思想，是曹丕“文气”说赖以产生的哲学思想源起。“相如巧为形似之言”，“两班长于情理之说”，则是曹丕“文气”说产生的文学思想源起。     

李白的两次从政与纵横家思想

李白作为一个大诗人,思想很复杂,在他身上,始终有一种纵横家色彩,他的两次从政经历表现尤为明显。他的从政理想就是“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由这一政治理想产生的希冀、失望、孤独,乃至愤世嫉俗等情绪,都与这一点相关。李白的诗歌思想内容和艺术特点都与纵横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深入分析李白从政经历及相关的作品,可以进入他的精神世界,有很大的学术意义。     

纵横家哲学思想摭论

先秦时期，纵横家构筑了具有鲜明特色的地位哲学体系。在本体论方面，他们把道家“道”的概念解释成为一种政治捭阖术。在认识论方面，他们提出了一种以主体为认识对象的“反应”认识论。纵横家的哲学思想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试论先秦赵国诸子思想形成原因

战国时期，我国古代思想文化进入了一个空前繁荣的阶段，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其中，赵国诸子思想在先秦诸子思想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赵国诸子可称为诸子中的“巨子”级的人物。荀况、慎到、公孙龙等人，还有其他兵家，纵横家等。这些赵国诸子的思想主张，大多具有法家或兵家的思想倾向，几乎看不到有鲁文化中的仁义礼让、温柔敦厚的纯儒家理论。以往学者虽然肯定了赵地思想家及其思想，但忽略了对于涌现这些大师级学者的赵文化原因的探讨。从赵文化的二重性，“四战之国”的地理位置，三晋是法家的策源地，赵文化的实用性等方面初步探讨了赵国诸子思想的成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