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经典化为问题——闻一多的《现代诗钞》与新诗评估坐标重建

闻一多生命晚期编选的《现代诗钞》,其选录的诗人、诗作，总体而论经典化“成效”不高，但就其所推崇的诗人而言，成为经典的比例却相当大。这一症候性现象，与闻氏取舍新诗的原则、百年新诗经典化特征相关。他一方面以“昨天”视野和古典文学名著标准取舍新诗，承传中国抒情诗“情”的传统，置重抒写家国、人民情感的诗作，选录体现了现代抒情方式的诗作。另一方面，以“今天”观念和外译意识审视新诗，看重那些立足战争语境、表现民主观念且具有中国情怀和世界元素的诗作。《现代诗钞》所选取的大量诗人在后来史述中销声匿迹了，而未选的某些诗人又成为今天公认的经典，构成历史疑案，这背后闻氏选诗的现代性标准与百年来新诗评价尺度及其“经典”观相颉颃，彰显了重建新诗评估新坐标与原则的可能。     

从旧垒中走出——略论胡适白话诗论的历史地位及其局限

胡适作为最早作白话新诗的诗人而在五四时期风云一时,他的新诗主张和见解,也“大体上似乎为《新青年》诗人所共信”,他的著名的《谈新诗》一文,则“差不多成为诗的创造和批评的金科玉律。”一时间,提倡白话诗,试作白话诗成为一股不小的浪潮。以胡适为代表的一代创建新诗的先驱者对旧诗发起了毁灭性的攻势。几年功夫(从《新青年》1917年2月发表白话诗到1921年左右),白话诗取代了旧诗在中国诗坛上的     

沟通传统与现代诗歌的桥梁——《再别康桥》解读

上个世纪初,以胡适先生的《尝试集》为发端的白话新诗以崭新的面目出现在世人眼前。当时间进入20年代,在新诗已经基本上立足以后,作为新诗发展史上的另一重要社团——新月派,所要做的工作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在新诗与旧诗之间建立一架不可少的桥梁”,二是把创作的重心从早期白话诗人关注“白话”转向“诗”自身,也即“使诗成为诗”。“如果说,早期白话诗人是从中国传统中处于边缘位置的宋诗那里,获得反叛的历史依据与启示;那么,现在新月派诗人就开始与中国诗传统中的主流取得了历史的衔接与联系”(《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徐志摩作…     

论惠特曼对郭沫若诗歌创作的影响

美国诗人惠特曼的《草叶集》是美国文学乃至世界文学中一部不朽之作。郭沫若是我国最早接触惠特曼自由诗的诗人之一，受其影响，郭沫若出版了新体诗《女神》，成为中国新诗的代表，并在“五四”反帝反封建竞争和同时爆发的新文化运动中起到急先锋的作用。受惠特曼的影响，郭沫若的诗歌创作思想在诸多方面都与其相似。两位诗人的作品在近代世界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一本有特色的新诗人论──简评李复兴《中国现代新诗人论》

发韧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我国新诗，至今已走过了20多年的历程、单就新诗1917年2月首次在《新青年》上出现，到新中国成立为止，也有32年的历史。在这32年里，诗人辈出，流派众多，新诗史呈现了复杂多样的局面。理清现代新诗发展的历史进程，正确地评价新诗史上的代表诗人，对于总结新诗的成败得失，为当代新诗提供成功的经验与失败的教训，从而促进当代新诗的创作，无疑有着巨大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李复兴教授在长期深入研究中国现代新诗史的基础上写成的学术新著《中国现代新诗人论》（山东教育出版社1991年10月第1版）是一部颇具特…     

胡适、闻一多关于新诗"具体的做法"比较分析

在《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中,朱自清认为:“《谈新诗》差不多成为诗的创造和批评的金科玉律了。”在被称作金科玉律的《谈新诗》一文里,胡适提出了“新诗的方法”,即“诗需要用具体的做法,不可用抽象的说法”。在胡适看来,好诗就应该“能使我们脑子里发生一种———或许多种———明显逼人的影像。”和胡适明确提出“具体的做法”不同,闻一多并没有提出这一口号。但是从其著名的新诗“三美”之一的“绘画美”原则中,我们却能看到闻一多对新诗“具体做法”的不同思考。有论者认为,“闻一多新诗的‘绘画美’表现在诗人通过具体景物的…     

论戴望舒诗歌的风格特征和形式探索──“现代派”诗歌研究之一

戴望舒1922年开始写诗,1928年因发表《雨巷》而一举成名,到三十年代初成为“现代派”的代表性诗人,这时中国新诗已走过十多年的历程。摆在新诗坛面前的有两大历史性课题：一是中西诗艺如何融合的问题,一是新诗如何建构自己的形式规范问题。戴望舒在这两大课题上都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对其成就与不足进行认真的研究,有利于新诗的进一步发展和提高。新诗是五四文学革命运动的产物。这场革命运动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所谓“桐城谬种”、“选学妖孽”①俱在扫荡之列。在诗歌领域,由反对宋诗派进而发展为否定一切讲究格律、束缚内容表达…     

编年体史料性的新诗史著作--读刘福春的《新诗纪事》

随着中国新诗研究的深入,研究越来越感觉到中国新诗在发展过程中存在着不断被遮蔽的现象。在80年代的朦胧诗运动中,以穆旦为代表的九叶诗人受到关注并成为新诗研究中长期的热点,其他如创作社、新月派、以《现代》杂志为中心的“现代”诗派等等,每一次研究的突破实际上都是和新诗资料的发现和重新解读密不可分的。在新诗短短一百年发展历史中,我们不知道还有多少闪光的珍珠被遗失,     

爱的心声——《繁星》、《春水》导读

冰心是著名的散文家,同时,又是一位诗人。同学们已学过她的《小桔灯》、《纸船·寄母亲》等文章。《繁星》、《春水》是她的诗集,曾形成了中国新诗史上一个“小诗流行的时代”。从1919年冬天起,冰心将自己“零碎的思想”不时用三言两语记录下来。后来在《晨报》的“新文艺”栏发表,并结集为《繁星》和《春     

九叶诗人与西方现代主义思潮

一、九叶诗人的新诗现代化理论 四十年代的诗坛活动着一批青年诗人,他们继承戴望舒、艾青、卞之琳、冯至等人开创的新诗传统,进一步探索着新诗现代化的道路,在诗歌创作上成绩斐然。其代表人物便是以后被称之为“九叶诗人’的辛笛、陈敬容、杜运燮、杭约赫,郑敏、唐祈、唐提、袁可嘉、穆旦。他们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创办了两个有影响的诗刊《诗创造》与《中国新诗》,虽然它们仅存在一年零八个月,就被查封,但却表现了一种新的美学思想和诗歌观念,为新诗的发展作出了一定的贡献。九叶诗人不同于三十年代“现代派’诗人,他们试图     

踏“纸梯”通过“圆顶教堂”——谈车前子的诗歌创作

车前子是一位在中国当代诗坛上颇有影响的青年诗人,许多“探索诗选”、“新诗选”之类的书都选入车前子的诗。1989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一套由王稼句同志主编的“江南诗辑”丛书,其中第一本是车前子的《纸梯》。《纸梯》这本诗集是对车前子九十年代前诗歌创作的总结,借助于这本诗集,我们不仅可以看到青年诗人艺术上的探索与追求,也可以透视诗人的精神世界。任何一个诗人或艺术家所构筑的艺术境界总是超越了现实世界而高于生活之上的,车前子把他的诗世界当作一座“圆顶教堂”,那么,我们就踏着“纸梯”,一步一级地通过这座“圆顶教堂”,祈望达到与诗人神交的境界吧。     

《百年中国长诗经典》出版

据《文汇读书周报》消息,由诗人海啸主编的《百年中国长诗经典》日前由中国画报出版社出版。该书囊括了自五四新文化运动新诗发端直到上世纪80年代出生的20位诗人的代表性长诗,全书分为“故宫”与“绝唱”两卷。在近一个世纪的中国新诗发展史中,如此大规模推出长诗选本尚属首次,为读者提供璀璨、壮观的诗歌画卷,为文学研究者提供一部具有诗学性与客观性、权威性的诗歌史档案。     

以读悟情:单元整体建构下现代诗阅读策略——以四年级下册第三单元教学为例

<正>诗歌是诗人内心思想情感的抒写和表达。《诗·大序》中说：“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中国是诗的国度,现代诗是中国诗歌史中的重要一员,又称“白话诗”“新诗”。艾青在《诗论》中说：“新诗是‘五四’运动的产物,……新诗是和共和国一同进入胜利的拱门的。”^[1]     

现代汉诗败坏了汉语言的美？——关于《“新”其形式须是“诗”》一文的批评与响应

自《中华读书报》整版刊出新学院网站关于新诗形式的讨论稿《“新”其形式须是“诗”》一文后,在文学界引起了相当热烈的反响,中国作家网、新华网、光明网、无名指文学网等网站均全文转载了这篇讨论稿,诗生活网、故乡等著名文学网站也都出现了与此相关的评论文字,有赞之为“振奋人心”,有贬之为“危险倾向”.新学院的网友对此作了回应.现刊出对该讨论稿的两则反馈意见,并选录新学院网友对这一话题的进一步讨论,以期深化对新诗形式的认识: 附原讨论稿主要观点:观点一,欲新中国之诗,必新诗歌之形式;欲新诗歌之形式,必从音韵节奏入手。观点二,汉语之有平仄,是一个现实,这也是我们的优势.我们完全可以利用这个优势,使我们的诗歌更加接近于音乐。所以,训练诗人对平仄的感觉,是非常重要的.观点三,民国时候的诗人是有国学功底的,他们谈“断裂”,实际上是难以断裂.而今天,很多诗人没有古诗文功底,想不断裂也不行。观点四,所谓“内在节奏”实际上是一个比喻,指的是谋篇布局方面的东西。这并不是我要说的原始意义的节奏本身。如果过分地强调它,则它就会成为我们不讲究外在节奏的一个借口。     

以真为骨 以美为神——浅析戴望舒《我的记忆》

戴望舒在中国新诗史上,无疑是一个独特的诗人。现代诗人番草曾说过,“从境界方面来说,戴望舒似乎不能算是我们当代的大诗人,在他的诗作里,我们很难看到时代的影子,听到民族的声音;在风格方面,他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他由《雨巷》而一举成名,被誉为“雨巷诗人”,诗风与象征派很为接近,诗中音乐的成份也较浓;到了《我的记忆》,诗人则以“散文入诗”,为中国的现代诗开辟了新的蹊径;到了后期,《我用残损的手掌》等作品则转向了深沉朴实的现实主义。他在诗歌风格、形式以及技巧等方面的探索,使他在中国新诗史上占有独特的地位。他的诗风则代表了新诗发展史上三个不同的阶段。由此,我们有理由     

接续新诗传统的努力：《新九叶集》初论

2019年《新九叶集》出版标志着“北外诗群”的亮相。这群诗人以接续“九叶诗人”和“作者兼译者”的新诗传统为目标,与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朦胧诗”“第三代诗歌”潮流同声相应。其创作感受敏锐、诗思冷静,善于抒写日常生活的平凡性及发掘点滴颖悟;对于中外语言文化“交叉地带”的描述,自信从容的气度折射出时代的进步,也是这一诗群化解近代“悲情史观”的极大特色。他们致力于外国当代诗歌、超越英法俄的多语种译介,拓宽了中国诗歌发展的眼界,业已融入中国新诗传统。《新九叶集》及“新九叶”诗人的出现,重新提出了学校教育与诗歌教育的严肃话题,值得引起关注与讨论。     

西南联大诗人群体的新诗批评理论及其外来影响——以袁可嘉、王佐良为中心的探讨

西南联大学生诗人袁可嘉提出“新诗现代化”、“新的综合传统”、“新诗戏剧化”的主张,同时学生诗人王佐良把诗友穆旦介绍给世界,他们以西方现代主义诗歌理论为指导,结合中国新诗创作实际,概括出自己的诗学理论,对中国现代主义诗歌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他们对20世纪40年代中国新诗的研究深受西方现代主义的影响,主要是T．S．艾略特的“有机综合论”、“艺术转化论”等理论和W．H.奥登的机智、反讽等才能的影响。     

当代颂歌的诞生

当代颂歌的文学渊源可以追溯到1940年代初。艾青、徐迟、鲁藜等左翼诗人对毛泽东的歌颂,在新诗发展史上形成了一条独立的当代颂歌起源线索。新中国成立前后,伴随着历史的巨大变动,抒情成为诗人当时的第一需要,颂歌成为诗人对诗歌样式的最佳选择。在当代颂歌范式的确立过程中,聂绀弩的《一九四九年在中国》和胡风的《时间开始了》成为两个关键性文本,作品中所体现的历史哲学和抒情特质等影响深远。在1949、1950年之交,中国新诗已经进入当代颂歌的时代。     

新诗创世何劳胡适尝试

古人早有白话诗,唐宋词及元曲已不乏白话诗,明清歌谣已多白话诗、自由诗,学堂乐歌的歌词有的已是新诗,19世纪下半叶以来译诗已有白话诗,南社诗人已有白话诗、自由诗。胡适的历史功绩仅仅在于打出了“白话诗”的旗帜,他拿不出白话诗的典范之作。五四时期如果不是由胡适来作“鞋样上总还是带着缠脚时代的血腥气”的《尝试集》,而是直接从中国历代白话诗歌的创作及翻译中,精选一部《中国白话诗集》,集中展示一批成熟的、不乏经典意味的白话诗佳作,那对于现代新诗的启迪和示范作用一定会好得多,对于迅速奠定新诗的地位,昭示新诗的方向,一定会有效得多,中国新诗也会因此少走许多弯路。     

建设新诗格律 倡导格律体新诗——“新诗格律与格律体新诗理论研讨会”会议纪要

由西南大学中国诗学研究中心、深圳中国现代格律诗学会和常熟理工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共同主办的“新诗格律与格律体新诗理论研讨会”,于2007年10月20至21日在常熟理工学院举行。这是一个关于诗歌和诗学的小型高层研讨会。会议由西南大学中国诗学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新诗研究所所长蒋登科教授和中国现代格律诗学会常务副会长、诗人黄淮主持,来自全国各地的20余位知名诗人和诗学研究专家出席了研讨会。会议结合诗歌发展的历史和现状,进一步探索新诗格律与格律体新诗的理论问题。代表们在会内会外充分地交换意见,力争在一些重要问题上达成共识,推动中国格律体新诗走向成熟。上海《文学报》和浙江《诗评人》等也派专家参加了会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