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评独尊儒术

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独尊儒术”的建议，对先秦百家学说进行了一次总结，既纠正了诸子互相攻伐的片面性，又废除了焚书坑儒，打击迫害知识人才的野蛮政策，适应了封建社会发展的需要，其大一统，薄税款、省徭役、宽民力、盐铁归民、以农为本、广设学校，用贤致治等，今天仍有借鉴意义。     

独尊儒术

春秋战国,思想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秦依法家思想统一天下,但又短暂而亡。汉初统治者吸取秦亡教训,放弃法家思想,无为而治,休养生息,可文景之后又出现了一些棘手的新问题,王国问题,匈奴的威胁,汉武帝即位后,极力想加强中央集权,开拓疆土,道家思想明显不合适宜,董仲舒改造的新儒学迎合汉武帝的需要。"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汉代实现了从"无为"到"有为"的转变,此后儒学逐步成为正统思想。     

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辨正

在各级各类《中国古代史》教私书中，当谈到汉武帝加强中央集权的思想文化措施时，大多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来概括汉武帝的统治思想以及汉武帝与百家学说的关系，这是不恰当的，值得商榷．一‘罢百家，独尊儒术”不是汉武帝时K的四号这一概括是后世学者所为，其史料依据来自班固的论资．《汉书·武帝纪》赞：“孝武初立，卓然罢黜百家，表章六经．’同书《董仲舒传》又称：“及仲舒对策，维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学校之官，川郡举茂材、孝廉，皆白仲位发之．’何言“皆自仲舒发之’？因为班固认为董仲舒给汉武帝的对策中首倡：“诸不…     

论西汉王朝“独尊儒术”的具体实施

“独尊儒术”究竟是如何具体实施的?本认为，西汉王朝的选举制度以儒术为精神导向，以利禄为物质诱惑，既吸引大量士子通经入仕，又籍此激励法吏阶层的升迁与儒化，因此成为独尊儒术施行的主要途径。章通过对贤良方正、孝廉、博士及博士弟子三个主要选举科目的考察，揭示了儒术在雅化与俗化层面被尊崇的过程。     

从百家争鸣到独尊儒术

在中国学术发展史上,从先秦百家争鸣到汉武帝时的独尊儒术的转变,适应了社会发展的需要,有其深刻的历史必然性,是社会历史做出的合乎规律的选择。分析其发展轨迹和变化规律,能给我们以有益的启示,并对社会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是“独尊儒术”还是“表彰六经”?

教材是实施课程教学的重要资源,教材编写的科学性与否直接关系到课堂教学实施的有效性,因此对教材的研究应该是教学研究的一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与汉武帝的文化政策

史学界对于汉武帝的文化政策的认识,多以“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为根据,简单地定为“封建文化专制政策”。对这一问题,笔者认为有进一步探讨的必要。“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实质是什么?汉武帝实行的是什么样的文化政策?其社会功用如何?这是本文所要尝试解决的问题。一汉武帝于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年)诏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三年不窥园”的西汉大儒董仲舒应诏上“天人三策”,认为“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无以持一统,法制数     

司马迁与汉武帝时期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汉武帝时期的统治思想是董仲舒所提出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是为加强封建大一统的专制中央集权的需要。司马迁敏锐地看出其实质不过是“外儒内法”，拉大旗作虎皮罢了。因而司马迁表现出了对先秦儒家的景仰和对汉武帝时期变味了的汉代儒林的鄙弃。     

制礼作乐：汉武帝“独尊儒术”的最显著表现

汉武帝登极之初,即表现出重视儒学和重用儒生的思想倾向和政治态度。接受董仲舒对策后,他更以“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为基本国策。既是基本国策,自然就不会仅仅是口头上说说而已,一定要通过措施去贯彻落实．从而让头脑中尊崇儒术的意识具体地表现出来。我国学术界一般认为,从政策、措施和行为来看,汉武帝“独尊儒术”主要表现在启用儒生（举...     

“独尊儒术”思想在汉武帝时确立的原因

秦汉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国家大一统和封建社会初步形成的时期。其间,政治上的统治思想曾一再变更,直到西汉武帝时,“独尊儒术”的统治思想才被确立下来,成为我国两千多年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影响到社会乃至生活的方方面面。那么,是什么原因促成这种思想在汉武帝时得以确立呢?首先,是西汉当时加强君主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和思想统一的必然要求。西汉建立之初,正是长期战乱之后,山河破碎,民不聊生,社会     

独尊儒术与齐鲁人才的兴起

汉武帝推行独尊儒术政策,立五经博士,置博士弟子,设科射策,劝以官禄,使人才评价标准和官员选拔标准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在新的评价体系下,齐鲁作为儒学的发源地、儒家学派的大本营,其人才资源明显占有优势,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学官”多出自齐鲁。考诸史籍,在太学中占有席位的经学大师75%是齐鲁籍人士。     

论秦始皇在“独尊儒术”过程中的历史作用

秦代的“焚书坑儒”,秦始皇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官学中儒学并没有因焚书坑儒而被罢黜,儒学仍然是秦代的御用学派。历史上,秦始皇执政期间采取了一系列有益于儒学发展的措施,为先秦时备受冷落的儒学在后世获得独尊地位奠定了基础。不顾及这些基本历史事实,仅因为“焚书坑儒”事件而否定秦始皇在“独尊儒术”过程中的历史作用,是片面的,也是不公正的。     

秦始皇在“独尊儒术”过程中的历史作用商榷

秦始皇继承了秦自商鞅变法以来的反儒传统，对儒学加以排斥和打击。统一六国后，他虽然延揽了一批儒生作为其政权的装饰品，但不能据此认为儒学在秦已取得了“官学”地位。更不能就此称他为“第一位尊儒皇帝”。从本质上讲秦始皇是反儒的。焚书坑儒是秦一系列反儒政策的继续和顶峰。     

略论汉王朝独尊儒术的原因

汉武帝时独尊儒术,儒家思想成为汉王朝的统治思想,这既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也是儒学独特的性质所决定的。同时,儒家学者的积极推动和汉武帝的偏好也起了重要作用。     

论汉武政治的开放并非“独尊儒术”的产物

武帝时期，随着军功集团退出历史舞台，汉武帝一方面着手对汉初统治思想进行调整，实行“独尊儒术”的思想方针和“霸王道杂之”的统治方略；另一方面，为弥补军功集团衰落后留下的政治空间，汉武帝“博开艺能之路，悉延百端之学”，向社会广招人才，一时间，“群士慕向，异人并出”，使汉武政治呈现出显著的开放特性。一直以来，学界都将武帝时期的这种政治的开放特性，归结为实行“独尊儒术”的结果，事实上，汉武帝独尊儒学，实际上是独尊《公羊》学，公羊学属齐学。齐学的权变特征，与汉武帝“内多欲而外施仁义”的个性是十分合拍的。汉武用人，绝非“独用儒生”，所谓“博开艺能之路，悉延百端之学”，是汉代所崇尚的“霸王道杂之”的治国之术在取士制度上的反映，并不能因此将武帝政治的开放理解成“独尊儒术”的产物。充其量可以说，“独尊儒术”开武帝政治开放之一途。武帝政治开放归根到底是将政治从汉初军功集团的独霸状态中开放出来，但又并非向全社会的开放，而只是将政治的军功集团独占向皇帝个人专断的让渡。     

“罢黜百家”旨在“表彰《六经》”而非“独尊儒术”

不少学者认为 ,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而“罢黜百家 ,独尊儒术” ,建太学 ,立《五经》博士 ,且为博士置弟子员。这种说法并不符合历史事实。“罢黜百家 ,独尊儒术”是一个历史过程。“罢黜百家 ,独尊儒术”这两句话 ,既不出自董仲舒 ,也不出自汉武帝 ,而且这两句话也不准确 ,应予摒弃 ,而采用班固的说法 :“罢黜百家 ,表彰《六经》”。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我国封建社会统治思想的确立

公元前140年,16岁的刘彻即位,是为汉武帝。武帝即位时,社会经济已得到了恢复和发展。据记载,其时“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史记·平淮书》)武帝依靠文景两代积累的财富,大事兴作,他北击匈奴,内削诸侯王权。与此同时,随着汉王朝统治的巩固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