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民族国家的形成及其意义

从过去的罗马帝国传统向近代文明过渡的初期,即中世纪早期的四、五个世纪里,欧洲不仅无法与处于盛极一时的中国唐宋帝国相提并论,即使与其邻居拜占庭帝国和伊斯兰的阿拔斯帝国相比,欧洲人也是异常落后的。自8世纪到11世纪,欧洲经济几乎完全建立在农业和非常有限的地方贸易基础上,物物交换普遍取代了货币,农业产量低下。普通群众没有接受教育的机会,     

专题二 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

【重点点拨】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包括中华民族形成、民族融合过程，民族政策，民族经济文化发展，近现代中华民族反抗外来民族压迫斗争以及新中国民族政策促进民族地区发展等内容。这是近年高考考查的热点。     

论我国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统一

有关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的关系问题,是现代多民族国家在国家治理中所面临的核心问题之一。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国家,为了实现国家的长期稳定和繁荣发展,正确处理好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的关系,特别是建立起有效的国家认同体系显得尤为必要和迫切。本文从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概念的比较出发,结合国内关于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关系的相关理论研究以及各国处理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的具体实践,提出了实现我国国家治理中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良性互动的对策,对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民族关系以及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     

现代化、民族国家与公民教育

民族国家是现代化的政治前提,主要表现在民族国家为现代化提供了必要的制度前提、强大的发展动力和稳定的秩序保障。民族国家的建构则需要民族认同为其提供共同体意识支撑和政治合法性证明。而民族认同的形塑离不开公民教育,民族认同教育也因此构成公民教育的重要维度。民族认同的培育主要通过与公民教育相关的学校学科课程、活动课程以及校外的各种活动等得以实现。     

美洲的能源政策与我国的应对方略

当今世界对能源和能源新技术的争夺日趋激烈。面对新形势,各国纷纷调整能源政策,谋划能源战略。其中,美洲大国的能源政策已对我国的能源安全产生了深远影响。我国作为能源消费大国,能源与环境问题突出,只有通过走科学发展之路,调整能源结构,实施节能减排,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开展国际能源合作,拓宽能源来源渠道,才能确保我国能源安全。     

美洲的能源政策与我国的应对方略

当今世界对能源和能源新技术的争夺日趋激烈。面对新形势,各国纷纷调整能源政策,谋划能源战略。其中,美洲大国的能源政策已对我国的能源安全产生了深远影响。我国作为能源消费大国,能源与环境问题突出,只有通过走科学发展之路,调整能源结构,实施节能减排,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开展国际能源合作,拓宽能源来源渠道,才能确保我国能源安全。     

试析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发展历程

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是一个有确切含义的政治概念,统一相对分散而言,多民族则是该地域内若干不同的民族均隶属于这个国家来管辖,它的形成既是一个渐进的历史过程,也是曲折的历史过程,而且始终与各民族之间的关系相互影响和制衡。     

孔子的社会稳定和国家统一思想

孔子是我国历史上最有影响的思想家，他的社会稳定和国家统一思想，对历史上中华民族统一局面的形成与发展起过长期的维护作用，对当前加强人们的稳定意识、促进我国的和平统一，仍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革命、现代民族国家与中国现代化

一九四九年之前的中国现代化运动，由于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始终没有具备一个发展现代化所需要的良好的内外环境，没有能够建立起一个统一的、高效的中央政权，以有效地调动和合理地配置中国现代化所需要的资源，致使中国现代化举步维艰，成效甚微。有充分的证据表明：通过革命，确立独立、统一、高效的现代民族国家，是中国现代化必备的前提条件。而所谓革命不如改良好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     

斯大林战后不思改革的原因

二战结束后,苏联人民强烈地期待着改革,战争胜利亦为改革提供了契机。但斯大林仍坚持原来的体制,其主要原因有:一是在斯大林看来,战争胜利证明高度集中的体制是最有效的,因此也不能改变的;二是战后斯大林个人迷信已发展到神化的程度,而高度集中的体制是神化斯大林与神化斯大林模式的基础;三是战后斯大林并没有离开战备政策;四是为了进一步统制农业与加强对农民的榨取;五是斯大林对外部世界认识的错误。     

传播文化与国家发展试探

传播文化塑造社会,也被社会所塑造。促成传播文化发展的三个主要因素是人口增加、社会流动提高和公共事务经纬万端。传播文化在国家发展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在现代化进程中,人们面临着生活方式改变、工作智能不足、价值观念差异、社会关系失调等方面的挑战,而且社会文化背景与所遇问题也不同,因而必须针对所处社会的特征设计人们的需要。     

中美新冷战何以能够避免：一个建构主义的解释

冷战后中美关系尽管麻烦不断,但迄今没有发生新的冷战。从建构主义视角看,观念因素起了很大作用。具体说来,中国改变了自我身份,逐渐认同现存国际体系,从国际体系的挑战者转变为参与者;中国拒绝做美国的敌人,并把意识形态因素最大限度地排除在两国关系之外;中美领导人特别是中国领导人,在处理相互关系中都有相当的自我约束,由此阻止了双边关系的恶性循环。因此,虽然美国对中国的身份定位至今摇摆不定,稳定的建设性互动模式尚未成型,但新冷战迄未成为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