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科专业实践教学改革探析

法律学科自身的特点及我国法科人才实践能力较弱的现状决定了加强和改革实践教学的必要性.我国当前法科专业实践教学弱化归因于教育“功利主义”、法科人才类型及目标定位与实践教学的错位、法律职业准入和就业考试制度的导向,以及法科教育传统的影响.应优化学校管理,减少“应试”教育的冲击,建立健全实践教学管理体系,并根据人才培养需要,有针对性开展实践教学.     

论高校法科教师教育教学技能的培养——兼评卓越法律人才培养

培养“卓越法律人才”不能仅仅着眼于课程改革和教学改革,还应站在高等法学教育改革的高度上,统筹教师培养和学生培养,实现“教”和“学”良性互动,才能真．正改善高等法学教育教学质量。因此高校法科教师教育教学技能培养问题,成为“卓越法律人才”培养的前提和基础。只有实行教学和科研工作“双轨”评价机制,才能激励法科教师提升自身教学技能,从而提高法科学生的培养质量。     

法科学生的实践能力与实习基地的建设

在市场经济改革和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下，社会对法科学生的能力需求也逐渐发生变化，法学教育改革也随之启动。对于法科学生的实践能力的培养正是改革的核心内容之一。本文对提升法科学生实践能力必由之途的实践教学进行了分析，提出了基地建设的基本理念和具体措施。     

你知道吗

古代学校的名称我国各朝代学校的名称不尽相同：夏朝有“库”：养老和教育兼施的学校;“序”：教育武士的学校;“校”：军体教育学校。商朝除庠、序外,增“学”、“瞽宗”两称。西周分“国学”、“乡学”。“国学”：中央官学,又分为“大学”、“小学”;“乡学”：地方官学。西汉蜀地太守文翁提倡教化,学校称“文翁学堂”。晋朝称国家最高学府为“国子学”。北齐称国子学为“国子寺”。隋朝称国子学为“国子监”。以后各代多称“国子监”。北魏设京师四门,称“四门学”。唐代中央官学称“六学二馆”。六学为国子学、太学、四方学、律…     

王安石创建“荆公新学”与改革科举和教育

“荆公新学”是王安石变法的理论基础。在变法期间，王安石对选拔人才、培养人才的科举与教育亦非常重视。关于科举制的改革，可以概括为“变声律为议论，变墨义为大义”；关于教育学校的改革，首先是立太学三舍法，其次是设立武学、律学、医学等专科学校，在培养学生的方法上，注意到理论与实践的统一。     

洋务运动期间的新式学堂

一建立新式学堂,是洋务派教育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洋务运动期间最先设立的新式学堂是京师同文馆.1858年的中英、中法《天津条约》规定,将来给中国的外交文书以英文、法文书写,而当时清朝没有合格的翻译人员,因此,培养翻译外国的外交文书的翻译人员便是京师同文馆创设的直接原因。洋务派企图通过创办京师同文馆,培养一批外语人才,以适应鸦片战争以后中外交涉日益增多的情况。     

洋务运动与中国近代教育的创设

鸦片战争后,清政府闭关锁国的大门被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打开,在随后兴起的洋务运动中,为了培养外语人才,免受对外交涉活动中洋人之“欺蒙”,京师同文馆、上海广方言馆以及广州广方言馆等以培养外语人才为目的的洋务学堂相继创设。随着形势的发展,这些新式学堂的培养目标不断地演进,以这些洋务学堂为代表的中国近代教育体制也随之确立,这些变化对中国社会近代化有着积极的意义。     

晚清法科留学生与中国法制近代化

晚清法科留学活动经历了从萌芽到迅速扩大的过程。19世纪末,在西学东渐的时代浪潮中,法科留学生远赴欧美,研习"公法之学"。20世纪初,赴日研习法政运动兴起,法科留学规模急剧扩大。作为沟通中西法律文化的桥梁,法科留学生在传播法治观念、投身法治实践、开展法学研究、致力法学教育方面,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推进了中国法制由传统向近代的转型。     

我国早期中学生物学教学

我国最早的学堂是北京的京师同文馆,是在1862年成立的。上海方言馆、广州同文馆则稍晚一些时候成立。这些学堂水平,大约与现在重点中学的水平相当,主要是培养翻译人才,收的学生极少,也没有一定学制。京师同文馆除了教授外文外,还附设算学、天文、物理、化学、万国公历等,并没有一般生物学科。但后来,为了培养医学人材,开始设立了一门医学生理。     

刍议清代律例条文的变化

清朝入关后的立法活动,虽以《大清律例》为代表,但不限于《大清律例》,除去律以外。还进行了多种形式的法制建设。但最为重要和基本的,当然就是律和例了。在清代,律,就是大清律;例,就是条例。清王朝建立后,曾于顺治四年（1647年）、雍正三年（1725年）和乾隆五年（1740年）分别颁布了《大清律集解附例》、《大清律集解》和《大清律例》三部正式的成文法典,最后定本律四百三十六条,附条例一千零四十九条。本文主要论述律例之间的变化。     

从"自由"和"实践"的内涵看"主体性"的规定

自由是对客观必然性的认识以及对必然性的利用,是主客观统一的过程;而实践也是同样包含着主客观统一的主客体的统一,即人们利用、改造客观必然性的活动:主体性也是在对客观必然性的认识、克服、改造中得以确立起来.自由、实践、主体性三者为同一概念的不同表述形态,各有侧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体性是从自由和实践引发开来的,作为自由和实践的主体在对客观对象的认识、作用和改造中达到的与客体世界的统一.     

《围城》中“开放”与“封闭”的小说结构

《围城》通过方鸿渐的漂泊,借助看似"开放"实则"封闭"的空间转移对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及中国知识分子作了入木三分的描绘,多侧面地对所谓文明社会的各种弊端作了无情揭露和嘲讽,使方鸿渐们在不同的世情背景下,呈现出既复杂又真实的人性、人情和人生。     

对“有效教学反思”之“有效”的思考

虽然有效教学反思已倡导多时,但并不能无条件地接受它,要在对它本身有深刻理解的基础上才能真正指导自己的教学。因此,对其概念的梳理和思考是必需的。本文认为有效教学反思是有着多方面涵义的实实在在的概念,其"有效"所言传的是一种"发展"和"进步"的意义,体现了对一种理想状态的追求。具体来说,有效教学反思体现为一种教学反思形态、思维形式、理想和境界以及多指向的动态过程。     

由"地方经济史"与"地方民族史"看"时代"、"地区"与"民族"性类目的归类问题

“时代”、“地区”和“民族”性类目常常并列列出,归类时可以从有关相近相邻类目的内容划分中找出划分标准;分析主表中注释隐含的划分标准;分析类目包含的主要内容成分判断或参考一些相关类目规定的划分标准,来寻找到合理的归类方法。     

从史诗《伊利亚特》到电影《特洛伊》

由沃尔夫冈·彼得森执导的电影《特洛伊》取材于荷马史诗《伊利亚特》,它以直观的音像形式重现了古希腊的一场战争,同时也融入了现代的商业因素.影片在故事的基本情节、人物的塑造及文化的内涵上,对原作既遵从、又疏离,使得作品从一部反映部落英雄战争的史诗,转向更为深邃的人性拷问,更契合现代人的审美趋向;但如果仅凭影片去理解史诗,则会有失偏颇.     

“礼”与“雅”、“俗”观念的原始区分

原始的雅、俗都和“礼”有着密切的关系。是否遵循礼的规范，是区分雅俗的重要标准。礼最初是俗的一种体现．经过贵族加工和发展后．礼更加规范。约束力更强。雅依从于这种规范后的礼．最早在音乐领域诞生，借以和未经规范的、不能体现礼的精神的“俗乐”相区分。雅的观念产生以后。雅俗之间才开始有了区分。     

解读《西游记》之“游”

《西游记》中的“游”作为希望的载体,对于游者本身的意义,主要在于为师徒们提供了新生的机会,由此引起了师徒们身份的重构,并使他们融为一体。游的“流动性”与“滞”的因素相对举,以及作者对结局的淡化处理,揭示了“游”这个行动所产生的永恒意义。     

"败"、"好"、"恶"的语音演变窥探

《颜氏家训·音辞》中"败"、"好"、"恶"三个字的语音在汉语史中有一个演变的过程,其词性、语义也有着相应的变化。经过考察,可以发现"败"、"好"、"恶"语音声、韵、调的发展和更替具有规律性;词性、词义的演变和发展具有不平衡性;上古到中古和从中古到现代,语音演变趋势呈现不一致性。     

论《到灯塔去》的"非个人化"

<到灯塔去>(To the Light house)是一部经典的意识流小说,它以完美与和谐的艺术形式充分展示了弗吉尼亚·伍尔夫(Virginia Woolf)非凡的艺术功力.本文以<到灯塔去>为文本,提出了对"非个人化"手法在两个层次上的理解并探讨了伍尔夫如何娴熟的使用这一手法来揭示人物变化多端的内心世界,揭示人的本质.     

关于阿Q的"革命"问题

一直以来,许多研究者忽视了鲁迅写作《阿Q正传》时的思想观点和文艺观点,仅仅一般地根据中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中关于农民问题的正确思想来解释阿Q的“革命”问题。事实上,阿Q的“革命”,不过是他的“精神胜利法”在客观环境发生变化后的另一种表现的形式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