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解释的转向：朱熹的《诗集传》

司马迁有言,“《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史记·太史公自序》）。倘若如此,《诗》必定立意深远、极高明而道中庸。可是。后来的朱熹却说：“吾闻之,凡《诗》之所谓‘风’者,多出于里巷歌谣之作,所谓男女相与咏歌,各言其情者也。”（朱熹,《诗集传·序》）倘若如此,至少《诗》中的《风》就谈不上立意深远、极高明而道中庸,不仅如此,历代经师的诗说反倒阻碍了我们欣赏清新淳朴的民歌。朱熹的《诗集传》作为宋儒解《诗》的集大成之作,统治后世七八百年,为什么这位宋代大儒会主张《国风》出于民间说？为什么《诗经》乃至五经,在宋代的地位与解释路向,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年前,见《诗集传》出了新的点校本,这些问题霎时又变得新鲜起来。     

刘孝孙《古今类序诗苑》考论

《古今类序诗苑》是唐人操诗歌专门之选的最早总集之一,因从未有过具体研究,故在梳理南朝及初唐诗歌总集的基础上,从编纂目的、体例、时间、集名等方面入手,以廓清刘孝孙《古今类序诗苑》是为续刘孝绰《诗苑》,慧净《诗英华》是再选《古今类序诗苑》及《诗苑》与萧统《诗苑英华》的关系。     

《全宋诗》补遗不能迷信《永乐大典》

《永乐大典》是极具文物、文献价值的宝贵文献,是辑佚补遗的渊薮,学术界对之重视有加,从中辑录出了数百首《全宋诗》未收的佚诗。不过,《永乐大典》载录的宋诗存在重名失考、失题错题、截断全诗、误冠作者、诗歌重出等讹误情形,许多诗歌被误当作佚诗为补遗者辑录,影响了《全宋诗》补遗的质量。究其原因,《永乐大典》编纂的草率、类书的性质、底本不可靠是非常重要的因素。在利用《永乐大典》辑佚补遗的时候,需要辩证地看待其文献价值,既要充分关注,也要仔细考辨、追源溯流,以避免盲目偏信《永乐大典》带来的失误。     

天堂,图书馆的模样——读博尔赫斯《巴别图书馆》

博尔赫斯,阿根廷著名诗人,作家,曾在公共图书馆工作并任职阿根廷国家图书馆馆长。图书馆,作为实体或者作为喻体,经常出现在他的作品中。以图书馆为主题的,主要有小说《巴别图书馆》和诗歌《关于天赐的诗》。论文以图书馆为支点,从题目、情节、哲学蕴意等方面对《巴别图书馆》加以解读;并依据《关于天赐的诗》,阐述博尔赫斯的图书馆世界。参考文献30。     

《管子》杨忱本刊刻年代考辨

关于《管子》杨忱本的刊刻年代，前人论说多有不同，本文认为：杨忱本《管子》初刻于宋仁宗庆历四年（1044），南宋高宗绍兴年间，又有翻刻，北宋本《管子》后来逐渐亡佚，西南宋翻刻本则保存了下来，即我们今天所说的“杨忱本”。     

四时读书乐无穷——读翁森诗《四时读书乐》

古人很重视劝学．读书之乐在古人诗中涉及不少。诸如《朱柏庐治家格言》（即《朱子家训》）、岳飞的《满江红》、文天祥的《正气歌》、屈原的《离骚》和《楚辞》等等,还有从幼童的蒙学《三字经》到《四书》《五经》以至《二十四史》,诸子百家,无不充满谆谆劝学之意。而其中元人翁森以春夏秋冬为题,歌咏读书乐趣和情调的《四时读书乐》,更是一首优美的情致高尚的劝学诗。     

五经

《五经》是儒家五部经典著作，即《诗》、《书》、《礼》、《易》、《春秋》的合称。《诗》即《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司马迁在《史记》中说为孔子编定，但后人认为不可信。《书》即《书经》(又称《尚书》)，为我国上古历史文件和追述古代事迹的著作汇编，相传是孔子编选的。《礼》即《礼记》，为秦汉以前各种礼仪论著的选集，     

文渊阁《四库全书》赵用贤本《管子》考略

《四库全书》缮录赵用贤本《管子》,参考《管子》前后篇文和其他书籍,对底本讹误进行校改,但又出现了新的讹误,主要是形近而讹,声同而讹。证明四库馆臣虽对底本进行了修订,但在抄写、校对过程中的疏漏使四库本《管子》出现了问题。     

赵府味经堂本与《四库全书》本《诗缉》版本优劣考辨

严粲所著《诗缉》现存版本比较重要的是明味经堂刊本、《四库全书》本等.笔者以北图珍本丛刊中影印的味经堂本《诗缉》为底本、以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的《四库全书》本《诗缉》为校本进行对校,发现《四库全书》本极为精善,错讹极少,可谓善本;赵府本错讹却有近千处之多,比较拙劣,究其实算不上善本,如果使用此本作为研究之用的确差强人意.     

《沧浪诗话》和《原诗》中的杜甫论探析

《沧浪诗话》和《原诗》都赞誉杜甫,推崇杜诗为诗歌的“集大成”、“诗入神”,然《沧浪诗话》赞誉杜诗时,以李杜并举,《原诗》标举杜诗却独挺杜诗。《沧浪诗话》赞杜诗的“集大成”仅是承前,而《原诗》中的“集大成”不仅承前,而且启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