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教科书研究

教科书是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变迁的诞生物。基督教在华传教士于1877年成立学校教科书委员会(School and Textbook Series Committee),他们的工作对中国教科书的产生起到了很大作用。1897年,南洋公学外院使用的几种教科书是可考的“教科书”第一次在中国出现的时间。“教科书”在官方文牍中出现的时间稍晚一些。最早大约在1901年初,刘坤一、张之洞在其著名的《江楚会奏变法三折》中,在“教科书”的意义上使用了“教科之书”的说法。1904年初的《奏定学务纲要》中,对“教科书”的编纂使用作了详细的规定。教科书与近代文化的关系主要表现在:教科书作为一种重要的知识传播载体,担当了近代中国教育转型的重任;教科书的编审制度与教育行政体制相关联,在近代逐渐走向成熟。教科书的发展折射了近代文化的转移。教科书展示了近代中国人的知识结构转换历程。教科书承担了近代国族认同和国民塑形的教育使命。     

近代中国教科书的启蒙功利主义

近代中国,全社会寄希望于教育,教育寄希望于全新的教科书,个人、书坊、官方编撰的教科书,均呈现出功利主义的自觉意识。教科书在进化论的引领下,崇尚"科学"改造社会的理性启蒙,呼唤"审美"改造人生的感性启蒙。教科书启蒙功利主义在积极构建"现代人"存在的合法性,在渗透着市民社会的开放视野中,坚守着价值无空场的本土意义。     

近代中国化学教科书的出版与内容特点分析

选取清末民国时期我国出版的化学教科书作为研究对象,从出版数量、时间、内容来源等方面对教科书的出版情况进行了计量分析和背景考察,总结了教科书的内容特点。研究发现,近代中国的化学教科书伴随着西方科学的引进而诞生,其发展深受清末民国时期的社会变迁和教育制度变革影响,具有知识面宽、与生产生活联系紧密、注意联系国情、提倡爱国主义的特点。     

近年来中国近代中小学教科书研究综述

近年来,我国学者从历史学、出版学、教育学、社会学几个视角对中国近代中小学教科书的发展脉络、编审制度、学科分类、编辑特征、出版机构、作用功能等问题展开了研究。对这个研究领域的成果加以梳理,我们发现这一领域的研究价值和空间都非常大,有待于学界进一步深入挖掘。     

近代大学教科书中国化运动及启示

教科书中国化运动旨在克服引进教科书的弊端,编制适合中国国情的教科书。它改变了大学教学完全依赖引进教科书的状况,促进了中国近代大学教科书发展。历史证明:教科书只有坚持传承、发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适应社会需要,才能充分发挥其人才培养的职能。     

变徵协奏曲——中国近代学术统论

清之季世,面对西方工业文明的强烈冲击,传统的封闭式文化格局趋向解体。在 中西两种文化的冲突中,百余年来中国近代学术变迁的基本特征就是：变与合。其内容包括三个方面：如何评价传统,怎样引介西方,建设什么样的未来文化。对传统的重新评价,是中国近代学术变迁的依据和核心内容;有选择地引介外采学说则是创变的条件;对中国文化未来的建设则是变的结果。其主要途径是：以复古为形式,以创新为内容,以中西文化比较为方法,中西互补,古今会合,建设求真而又致用的近代学术,形成了近代学术的新格局。     

从蒙学教科书到最新教科书--中国近代教科书的诞生

从传统蒙学读本向近代教科书转变的过程发生在晚清。一般公认1897年南洋公学外院师范生陈懋治等人编《蒙学课本》三编,还有1898年无锡三等学堂俞复、丁宝书、杜嗣程和吴稚晖等创办者编就的《蒙学课本》,是中国人自编教科书之始。新学堂和近代出版业的发展促进了教科书的诞生。文明书局20世纪初推出的一套“蒙学教科书”,汲取了西方分科思想,在学科设置上较明显地具有了近代学科意识。商务印书馆的“最新教科书”,按照学制规程来编辑课文,不论是规模的健全还是编辑的规范性,都标志着中国近代教科书的诞生。     

略论商务印书馆对近代中国教科书出版的贡献

商务印书馆作为近代最负盛名的民营书局，其出版的《最新教科书》使“教科书之形式方备”。商务印书馆在教科书出版中注意不断创新，领导着近代中国教科书出版的潮流，并长期处于教科书出版市场的“执牛耳”地位。同时，商务印书馆还为其他书局培养了大批教科书出版人才，为中国近现代出版业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堪称近代中国教科书出版的“母机”。     

略论商务印书馆对近代中国教科书出版的贡献

商务印书馆作为近代最负盛名的民营书局，其出版的《最新教科书》使“教科书之形式方备”。商务印书馆在教科书出版中注意不断创新，领导着近代中国教科书出版的潮流，并长期处于教科书出版市场的“执牛耳”地位。同时，商务印书馆还为其他书局培养了大批教科书出版人才，为中国近现代出版业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堪称近代中国教科书出版的“母机”。     

试论近代中国的教会中学教育

教会中学教育是中国近代教会教育的有机组成部分,它作为一种相对独立的办学类型与中国近代历史相伴随。教会中学在办学宗旨、课程、教材、教学方法及教学管理等方面形成了鲜明的特色,既带有殖民教育的宗教传播及西方文化价值观念的强行渗透,但同时也对中国传统教育向近代新式教育的转型、人才的培养以及中等教育课程结构、办学模式的探索产生了积极的作用。     

近二十年来中国近代社会风俗研究述评

中国近代社会风俗的变迁是中国近代社会历史发展变化的外在表现之一。它的变化与发展的轨迹体现了中国近代社会历史发展的进程，是中国近代社会历史发展变化的一面镜子。近20年来，中国近代社会风俗的研究引起了学术界的浓厚兴趣，并取得了巨大成就，呈现出繁荣的局面。     

中国近代文化变迁与教育变革

近代西方文化的进入对中国传统文化造成了巨大的冲击，中国文化从器物层面开始到制度层面直至心理层面的变迁，中国教育也随之作出相应变革。审视曾经有过的成功与失落，是当今中国教育面对文化冲击进行更理智变革的需要。     

中国近代教会小学教育的若干问题探讨

教会小学教育是中国近代教会教育的有机组成部分,作为一种相对完整的办学类型与中国近代历史相伴随。教会小学在办学体制、课程、教材、教学方法及教师培训等方面形成了鲜明的特色,一方面带有殖民教育的宗教传播及西方文化价值观念的强行渗透,但同时也对中国传统小学教育向近代新式教育的转型、西方文化的传播以及有初步近代科学知识人才的培养产生了积极的作用。     

中国近代社会思潮变迁的社会原因初探

中国近代史上社会思潮由于受西方思想文化的影响呈现了与以往不同的发展趋势，在历史舞台上积极的发挥着作用，本文以近代思潮为研究对象，与社会史相结合寻求这些社会思潮变迁的深层原因。     

蒋维乔与中国近代教育

中国近代是传统教育向新式教育变革的重要时期，从新式教科书的编写到新教育制度的确立，蒋维乔都是重要的参与者。作为教育家，他把自己全部的身心都投入到了近代教育的改革之中，在近代教育变革的关键时期，他的教育思想及其实践，都曾产生过十分重要的影响，是近代教育史上一位举足轻重的改革家。     

“文化自觉”视野下近代中国思想文化的变迁与转型

文化自觉是对文化地位作用的深刻认识和文化历史责任的主要担当。而近代中国思想文化史就是一部中华民族在“文化自觉”视野下变迁与转型的历史,即中华民族思想文化在中西文化碰撞和融合背景下的自我觉醒、自我反省和自我创建的历史。在近代中国的历史进程中,各阶级集团的政治改革和革命活动都体现出他们自觉的思想文化诉求,代表着本阶级集团利益的思想文化水平,对中国思想文化的创新和发展有着积极的意义和深远的影响。     

少数民族教科书的近代转型——以《满蒙汉三文合璧教科书》为例

为了满足少数民族教科书的需求,东北满蒙地区新式学堂在清末教育"新政"中编译了《满蒙汉三文合璧教科书》。此教科书编排科学、内容丰富、观点新颖。它采取满、蒙、汉"三文合璧"的语言形式,以提高教科书的可读与可教性,开少数民族双语教科书之先河。教科书舍弃儒学典籍与传统少数民族教育内容,选择现代科学为主要内容,在教科书中传播现代政治观念与民族主义爱国精神,注重族际整合,由此开创了少数民族教科书的近代转型之路。     

中国社会由传统向近代转型的思考

中国社会在19世纪前60年正处于由传统向近代转型的关键时期。清王朝在百多年的统治后，帝国的根基正在动摇，而此时西方资本主义正在向全球扩张，落后的中国成为附庸，并由此接受资本主义近代明的影响，为中国日后的社会变革进行了重要的积累，导致了这一时期中国社会的走向。     

中国近代职业教育发展过程中社会心理因素的变迁

从较高层次的理性的角度看，中国近代人们对职业教育态度的变迁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即从抗拒排斥到功利性很强的选择接受，再到对教育制度、教育思想的认同；从较低层次的情绪化层面看，个体对职业教育价值的判断却保持着一种强烈的稳定性。     

中国近代新闻史研究三题

中国近代新闻史研究既要注重史料的考释,又要侧重学理的阐述。就目前而言,研究范围的界定与研究视野的拓展并不矛盾;探究报刊等传媒与中国近代文化转型的关系是中国近代新闻史教学与研究的焦点;中国近代新闻史研究既要有宏观视野,又要从微观层面来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