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全集》未刊书信一封及其文献价值

曾国藩这封复信的真实性毋庸置疑。这封书信对研究曾国藩以及当时的政治无疑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     

明代书信数字化研究的新尝试——以哈佛大学CSA明代书信计划为例

基于社会关系网络数据众包平台CSA以及中国历代人物传记资料库CBDB的明代书信计划是通过书信作者、收信人、书信名称及其所属文集进行检索的数据平台。自2020年成立以来，该平台已收录1,650位明代人物超过52,399封书信信息，另有约5万封书信信息待收录。通过整理书信往来人物，建立与CBDB数据库的关联，可以批量利用这些书信探索相关人物的身份信息，包括姓名、别名、籍贯、入仕、官名、著述、亲属关系与社交网络等，丰富对明代历史人物及其社会关系的研究。     

名人书信的收藏与公布——谈建立名人电子邮件档案库的必要性

书信,又称信札、书札,泛称为尺牍、尺书、尺纸、尺翰、尺素等等。在我国使用书信形式进行交往的历史十分悠久,在春秋战国时期的文献中,就有书信来往的记载,这样算来我国就有两千五百多年的书信交往史。从古至今,人们历来都很重视对书信,特别是名人书信的收藏与保管。从人们收藏与保管书信的方式来看,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四种类型:1.写信人自己收藏保管。古时,官场有退还书牍的风气,特别是对名人显宦的书札,收信人都细心保存,日后将其退还,以示敬重。我们现在所能见到的古代书札汇编,大都是以此种方式集中收藏保存的。也有写信人自己保存底稿的…     

疑似王重民手札一封考证

王重民自1934年起赴欧美诸国访书多年,为海外汉学文献的研究作出了卓越贡献。文章针对学界认为是王重民在法国期间写给杨东讐的一封书信,使用文献分析法与考据法进行考证,从辨识信札客观文本出发,结合时代背景,参考文献史料,最后考辨出收信人是杨东蓴(莼),而不是杨东讐,信札真正的作者是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杨人楩。     

《太平广记》在北宋流传的两则记载

读了《文献》2002年第4期上张国风先生的《〈太平广记〉在两宋的流传》一文,获益匪浅,但据我所见,还有一些资料,张国风先生未曾注意,特补充如下。在《苏轼集》中,除张文所引述的那条资料外,于卷八十四《与李大夫》这封书信中还有一条:     

世间自有公正的头脑--新发现的宋庆龄私人信件译介

2001年,交通大学档案馆从已故交大老校长黎照寰的亲戚手中,征集到一批宋庆龄写给黎照寰及夫人蔡慕莲的亲笔书信,一共26封,基本用英文书写,仅有一些人名或专有名词是中文.这些信件大都只署有日期,没有年代,有的甚至连日期也付诸阙如,只有7封信有完整的年、月、日.但从信件的内容和收信人黎照寰的生卒年等来看,这批信大约写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     

闲话邮史

寄信用信封，其直接目的是保守秘密。为此，古希腊奴隶主曾剃光奴隶的头发，把“信”写在头皮上，待奴隶头发长长后，再将“信”遣往收件人。当对方剃去奴隶的头发，便可知道“信”的内容。在纸发明以前，人类使用的就是这类奇特的“信封”。公元10世纪。亚述人在黏土片上刻写书信，然后把信密封在陶坯里。烧制成陶器送给收信人，收信人打碎“陶信封”才能读信。     

一位老编辑给记者的几封书信

在这里发表的,是15年前当时在新华社国內部任文教组长的资深编辑李耐因给几名普通记者的书信。作为当时收信人之一的我,把这些信珍藏至今,而且每读每有诸多感触。不久前征得写信人同意,将其中部分内容交新闻刊物发表。这样做,主要是出于以下几点心情: ——一个人的成长,要紧处往往就是几步,而遇     

留给历史的“信”物——《现代作家书信集珍》面世前后

想起写这篇文章,首先缘于这本近九十万言,经历了漫长的八年时间才终于面世的书和档案的联系;其次是收在这本《现代作家书信集珍》(以下简称《集珍》)一书中约400封上下的作家书信,但看许多写信人和收信人的名录,就不难想象其征集难度有多么大。那么本书编著者在从事这些信件征集工作时,究竟发生了一些什么样的幕后故事呢?     

孙中山《致日本友人犬养毅函稿》

<正>《致日本友人犬养毅函稿》是迄今发现的孙中山书信真迹中篇幅最长、字数最多的信件,这封信函是孙中山先生于1923年10月24日写给日本友人犬养毅的手稿。信函中精辟地分析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国际尤其是远东地区的形势,谴责了帝国主义列强的侵华行径。这份信函是研究孙中山先生晚年思想以及近代中日关系的重要历史文献。《致日本友人犬养毅函稿》保存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情谊深厚的领袖墨宝──记1939年毛泽东给邓宝珊的亲笔信

毛泽东同志于１９３９年１２月５日写给邓宝珊将军的书信手稿，是一封颇有史料价值的档案珍品（见所附照片）。这封书信的信封是原白纸制作的，于信封正面，由毛泽东同志墨笔书写“面陈邓军团长大名，毛绒”３行字。在印有竖行朱红界格的信纸上，以浓墨书写的正文是：宝珊仁兄左右：近日敌侵西北之消息又有传闻，谅尊处早已得悉。不论迟早，敌攻西北之计划是要来的。因之，准备不可或疏。高明如兄，谅有国情。特嘱陈奇涵同志趋谒麾下，报告防务。并将敝党六中全会之报告、决议、宣言等作带呈左右，医荞供参考。倘有指示，概祈告之奇涵。经敬…     

读顾廷龙先生几封未刊信

顾廷龙先生是中国20世纪的著名图书馆学家,主持合众图书馆工作时期的经历,对顾先生图书馆学思想形成起到了重要作用。通过当时顾廷龙先生的几封书信,可以看出顾先生的部分图书馆学思想。尽管书信写于半个多世纪以前,但是对于当代的图书馆事业还有很多启示。     

死信里的商机

20世纪50年代,在美国一个叫华尔顿的地方,成千上万封无法投递出去的信被堆在邮政局仓库的一角,这些信都是些无法找到收信人,又无法退回的死信。 按照规定,这些无法投递又无法退回的信在存放一段时间后就得销毁。     

闲读偶记

《老舍书信集》写信和写文章不同.信是写给收信人看的,不必拿架子,不必多修饰,该说啥就说啥,想怎么写就怎么写;书信是无遮拦的直接倾诉,见信如见人.所以,《颜氏家训》里有“尺牍书疏,千里面国”的话.而文章是要公开发表的,即使再真诚再直爽的作家,执笔也不免有所顾忌,检点其内容,斟酌其言辞.所以,写文章又叫做文章(写信就是写信,决无“做信”之说).从作家的书信里,就更容易看到作家自己.文如其人,信更如其人.又缘于作家(当然是指大作家)深刻的思想,娴熟的语言,作家的书信就更可读,能读出他公开发表的作品里所没有的意思,也能见识他更加率意为之的文笔.《老舍书信集》(舒济编,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收老舍书信160余封.据编者说,确知有二千封老舍书信毁于文革,书中所收,仅是劫余的一小部分.虽只一小部分,仍有丰富内容,且语言很美,时有幽默,读来亲切自然,常使人不禁粲然一笑.如1942年自重庆寄往北京的家书,说到孩子上学事:     

一封90年未拆封的外国首脑致光绪的信

清末曾发生过“五大臣出洋考察”的历史事件。这段历史事件是被人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里从一袋袋布满尘埃的档案中翻阅出来的。20世纪初的外务档中,一封被厚而结实的淡黄色信封包裹着的信被研究历史档案的专业人士发现,信封正面用法文写着收信人的名字。仔细辨识,赫然发现,收信人是光绪皇帝。然而,这封信根本无法从信封里抽出来,因为时至今日,这封信的封口仍被死死地粘着。显然,当年信被装入信封之后先用胶封口,然后在信封背后的封口中间加封红漆,红漆上盖有皇冠图形的国印。这说明这封信从未被拆开过。专家从中文档案中推测,这封信来自比…     

《洋教士看中国朝廷》之谜

在新书预告上一见到《洋教士看中国朝廷》(朱静编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6月版)这个书名,我就猜测这是一本关于清代前期来华耶稣会士的读物。不久,书出版了。赶紧找来一看,果然不出所料,正是18世纪来华传教的耶稣会士书信的编译本。说起耶稣会士书信,对这一时期文化、历史稍有涉猎的研究者都知道它的大名,无不亟盼一睹为快。说也奇怪,洋洋数十卷的耶稣会士书信,几乎有了欧洲主要语种的多种文本,连东邻日     

从《曹禺致李致书信》看四川出版人的作者情结

在曹禺先生诞辰100周年之际,四川教育出版社抢得先机,在李致同志的支持下,奉上了《曹禺致李致书信》这份厚礼。这本书首次将曹禺与李致的38封珍贵书信公布于世,不仅为研究曹禺20世纪80年代的     

行文紧凑 内容充实——《给儿子的一封家书》赏析

这是一篇书信体的散文。 作者吉斯特菲尔(1694—1773)是英国的一位政治家外交家,他所处的时代远离今天有两个世纪了,那么,一封18世纪的书信今人还有什么读头呢?不然呀,尽管异国与我国风俗人情截然不同,时代距今又如此遥远,不过我觉得这篇书信体散文值得一读,对于读者有一定的益处。     

“解密”爱因斯坦

家长里短的书信更显示出爱因斯坦的坦荡淳朴和平易可亲,让人们看到一个完整和近乎完美的人7月10日,一代科学巨匠爱因斯坦最后一批文稿——他的私人书信在尘封半个多世纪之后终于被公开。这批书信大部分来自耶路撒冷希伯莱大学的爱因斯坦档案馆,一直由爱因斯坦的继女马格特·爱因斯坦保管,她曾要求在她死后的20年中这些信件不能公之于众——现在正好是她去世(1986年7月)20周年。另外还有一小部分信件来自苏黎世中央图书馆的手稿收藏室以及其他收藏点。总数多达3500页以上的这批书信,将被陆续公开出版。其中,日期从1909年5月到1920年12月的465…     

一九七六年《鲁迅书信集》出版风波

《鲁迅书信集》(上下卷)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是1976年8月的事。书中收录鲁迅书信比此前任何版本更为完备,①计1381封(其中包括致日本人士的96封),另有收信人姓名未详的2封和散见于书刊的片段16则,印数165000套,其中精装本60700套(包括部分特精装本)。稍早的同年7月,人民文学出版社还出版了《鲁迅日记》(上下卷)。这两种鲁迅著作的出版,算是给十年动乱中萧条的出版界带来了一线生机,也为荒芜的读书界吹进了一丝清风。但是编辑部门的工作人员,却有过一次惊魂经历。当年的9月16日,时任人文社鲁迅著作编辑室主任的王仰晨,接到了国家出版局的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