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议土地册籍的演变——兼说土地档案

历代皇朝内部斗争与其说争夺国玺,莫如说争夺土地,农民起义根本原因是农民想争取土地。因此封建皇朝为巩固已取得的政权,无不在土地制度、土地管理上力求安定民生。 兰溪土地建档列入碑刻的是宋绍定初(公元1228年)重修“经界”碑记。“经界”是两浙盐运使提出和制定、并经过皇朝批准的“经界法”,它以查清农民的土地田亩,确立基界,画出田形的四至……达到税负公平和抑止豪强霸占及地主兼并。该碑记录范围有水田、     

枣强县马屯镇:聚焦“四个抓好”,建设“富美”马屯

马屯镇位于枣强县东北部,下辖61个村,有耕地11万亩,其中可用于设施农业的一般耕地6000余亩,土地资源丰富;境内河渠两横四纵,水系发达,地表水村村通;紧邻大广高速肖张口,境内京九、邯黄两条铁路穿境而过,交通十分便利。抓资源整合,“一张网”发挥优势。马屯镇立足县域东北部现代农业片区定位,确定了农产品加工区、设施农业种植区、现代农业种植区、种植结构调整区四大项目区,通过村集体闲置用地开发利用、闲置土地流转等方式进行土地整合。     

“第三次土地革命”从隐密走向公开

土地对大多数中国农民来说，是生存的保障。也是政府给他们的最大的福利。在“第三次土地革命”炒得正热的时刻。专家提醒：记住中国的国情。农村市场化土地制度的建立。不可能像农村第一步改革那样“一步到位”。也不能期望出现“一包就灵”的奇迹。     

近代法理视域下中日土地商租权交涉（1915—1931）

中日土地商租权争议自袁世凯政府签订《中日民四条约》始,一直持续到伪满洲国成立。日本充分运用其“殖民逻辑”通过不平等条约攫取土地商租权,并运用该特权大肆侵占东北土地,中日双方为此进行了一系列博弈。日本曲解土地商租权的性质,将朝鲜的殖民地土地占有制应用于满蒙地区,援引“永租权”比附“商租权”,并通过挑拨中朝民族关系使土地商租权问题白热化。继而,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扶持成立伪满洲国,推动土地商租权合法化。     

“新土改”的提法是错误的

北京某报日前刊登文章,在标题中说:“现行的土地承包经营模式只能解决农民的温饱问题,无助于农民奔小康,安徽‘一号议案’酝酿新土改”。这里把安徽“一号议案”称为“新土改”是个原则性错误。“土改”是个专用名词。它是专指我国解放战争时期,在解放区将地主霸占的土地分配给农民,这样一个特定政策、特定事物。由于土改是将封建地主阶级占有变为劳动者个人所有,就为其后土地集体所有、全民所有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改造奠定了基础。     

通过鱼鳞图册看明清时期的土地所有关系--以徽州府为中心

鱼鳞图册是明清土地登记制度的产物,其所登载的田土形态、面积、科则、业主等信息反映了土地所有关系。明代鱼鳞图册不能反映地权变动情况,成为地籍败坏的死结。清代顺治朝始见在册批注土地买卖记录,康熙年间以“现业的名”详注地权变动,县级地政部门跟踪“佥业”归户,反映了小     

专访中国土地学会副理事长黄小虎土改难点在于政府经营土地

黄小虎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专访时认为,土地制度改革之所以目前没能取得实质性突破,主要掣肘是改革尚未触及政府经营土地这个深层次问题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后,公众对土地制度改革充满了期待。但是,近一年过去,土地制度改革并没有如预期中“轰轰烈烈”推进,甚至有学者质疑土地制度改革再一次被“架空”。     

数字

355公顷 10月中旬到11月末,上海推出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一次土地集中供应,40幅土地共达约355公顷。今年前三季度,上海土地买卖市场“地王”频现,年初定下的土地出让金收入已经超额完成。     

土地面积市制计量单位“亩”的换算

长期以来,我国土地面积一直沿用“亩”(市亩)等市制计量单位,与国际上通用的土地面积单位不一致,换算又十分麻烦。由于土地面积计量单位的改革涉及面广,政策性强,情况比较复杂,国务院在1984年2月27日发布的《关于在我国统一实行法定计量单位的命令》中确定:“农田土地面积计量单位的改革,要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制订改革方案,另行公布。”后来,随着法定计量单位的全面推行,长度法定单位“米”和面积法定单位“平方米”以及它们的倍数单位得到广泛应用,现实国家版图、地区疆域使用平方公里,耕地面积、林地、草地面积使用公顷,建筑用地包括农村计算宅基地使用平方米,为改革市制土地面积计量单位创造了条件。     

“唤起民众自为革命的主体”──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广东革命报刊

﹃唤起民众自为革命的主体﹄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广东革命报刊广东的出版事业源远流长，但到了近现代才有长足的发展。虽然“在中国土地上印行的第一份外文杂志”、“现代中文杂志之第一种”，乃至“报纸之主张革命者”，广东均得以膺获“第一”的殊荣。但此后便一直沉寂...     

让城镇长成城市

广东最近全面启动“简政强镇”改革,各地级以上市将按照镇辖区常住人口、土地面积、财政一般预算收入三项指标对镇重新进行科学分类。镇的机构设置和人员配备标准依照镇的分类而定,其中,特大镇可赋予县级权限。     

把根留住

在中国，没有人会否认这样一个事实：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从“均田免粮”，到“打土豪，分田地”，再到“联产承包责任制”，无一不是围绕土地来做文章，把农民紧紧地团结在自己的周围，从而达到或夺取政权或执政兴国的目的。     

土地增值蛋糕：与地产商说拜拜

土地增值税的“清算令”,真能成为地产暴利的终结者吗?这个尾冬的地产界注定是热闹的。还未从建设部叫停“90平方米意见稿”中回过味来,国家税务总局的一纸“清算令”,再次让地产商们体验了一把“惊魂”的感觉。随后两起被业内人士称为“过激反应”的事件,导火索都只有一个,即土地增值税的“清算令”。     

城市拆违与城市土地开发

中国城市在改革开放后,经历了内部社会经济转型和外部环境推动的双向、激烈演进过程,城市外部空间的迅速扩张和内部空间的剧烈重组在同时进行。“拆违”涉及到城市土地再开发和城市土地集约利用的方方面面,“拆违”和城市土地再利用都属于现代城市更新中的一部分,在“拆”之后,更重要的是土地再利用的问题。     

浅议赣南丘陵山区土地整治

“土地整治”于20世纪80年代初明确提出,是社会经济发展中一项长期的、重大的战略任务,其目的在于提高土地质量,增加有效耕地面积,实现全国范围土地的平衡和综合开发利用。本文试图在现有研究和实践成果的基础上,以土地整治项目的可持续为目标,以土地整治基础理论和规划设计原理为指导,对比赣南丘陵山区的实际,对完善土地整治规划项目设计的模式和技术方法提出相应的建议.     

地方政府应该吐出部分土地收益

从北京、上海、广州等一线城市开始,全国闲置土地整治大幕拉开。出现大量“地王”是谁的错？除了将板子打向开发商之外,作为主要获利者的地方政府也应该受到处罚,吐些土地赢利出来。     

背负传统中国的山西人

山西人跟土地房子的感情是非常深的。地理位置决定了秉性，“一方水土一方人”，这虽然是一句俗话，但说明了土地和人性的关系。     

“反对”还是“慎言”

学者秦晖先生在其文章《农民反对地权归己吗？》里曾说过：土地问题并不能归结为经济意义上的所有制问题。李昌平先生曾主张“慎言土地私有制”。我在一定程度上同意这个说法：私有制有各种各样,我当然不能同意那种以专制权力“跑马圈地”、赶走农民而造就地主的“私有制”。     

从“土地维权”看媒介“三农问题”舆论监测

多项研究资料表明，2003至2004年期间农村“土地维权”成为“三农问题”中最突出的问题。中国社科院专家在（2004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中指出：“近几年，农民上访中，土地问题已占首位。”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结果也证实中国农民维权重心正在发生改变。2003年8月刊2004年6月，中央某媒体观众电话声讯记录表明。在6万次（条）的信息中，“三农”问题居于首位，而其中所涉土地纠纷又为。三农”之首。     

浅析我国住宅土地使用年限届满后的处理模式

我国1990年5月19日开始实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规定,“土地使用权出让最高年限按下列用途确定：住宅用地：全国统一执行的土地使用年限为70年。”而我国2007年10月1日颁布的《物权法》进一步规定,“住宅建设用地使用权期间届满的,自动续期。”但是关于我国住宅用地使用年限届满后土地的归属,自动续期时是否需要另行缴纳土地出让金,如果缴纳应当如何确定第二次土地出让金的额度,国家是否可以无偿收回土地等问题,都没有法律的明确规定,在此领域,我国立法出现了真空状态。